目前，中共传统的政治重镇上海正在召集十九大前夕的一次重量级会议，料5月12日结束。自4月至6月底，17省市区都将如上海那样经历一次地方党代会。而早在2016年10月至今年2月份，其他14省区则完成了“第一轮”的地方党代会。
地方党代会将决定谁有资格在今年秋十九大期间坐在人民大会堂（图源：VCG）
出席十九大的代表来自40个选举单位，除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全国台联、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央金融系统、中央企业系统、中央香港工委、中央澳门工委外，占据最大比重的便是31个省级行政区，因此地方党代会之风向与结果，对于十九大至关重要。
地方党代会虽然不会直接揭开中共十九大的人事格局，但无不透露丰富的含义。它不仅将产生一份包括封疆大吏在内的新常委名单——由最具权力的地方党委书记、两名副书记以及分管纪律、政法、宣传等实权的省部级高层组成；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份出席十九大的代表名单，以表明所谓的政治明星是否通过了仕途进阶的“第一张入场券”。
其一，通常情况下，31个地方选举单位中，党政主官将是未来400多人的中央委员会（包括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绝对组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党代会的新一届领导层名单实际上透露了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将近1/6的人员（超过60人）组成，提前锁定了“入场券”。
当然，也不排除出现例外的局面。人们注意到，十八大以来，中共政坛曾经一度出现“双非”（非中央委员、非中央候补委员）高官“封疆”的高潮。2012年12月，落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杨雄主政上海，此后四川省长魏宏（已落马），贵州省长孙志刚、海南省长刘赐贵、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布小林、新疆自治区政府雪克来提•扎克尔、山西代省长楼阳生、江西省长刘奇、云南省委书记陈豪、湖北省长王晓东等超过10名“双非”官员上位，引起外界瞩目。
不过，“双非”封疆大吏的盛行更多是反腐风暴之下出现的偶然现象，也就是说一种“非常态局面”，因而并不具有趋势性意义。
预料，十九大后短期内，新一届地方党政主官进入中央委员会，“双非”局面不会持续，更不可能扩大下去。
其二，特殊地，在传统的政治高地，新一届领导层的登台对于十九大政治局席位的分配也具有指示性价值。
2016年10月底11月初，新疆率先打响了本轮地方党代会的第一枪，陈全国在党代会前两个月前由藏入疆后，也被外界视为接班张春贤、踏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的“信号”。而类似的，原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黄兴国落马后主持天津，如在今年5月底天津党代会上顺利当选，则也可说基本锁定中央政治局的一席位置。
目前，广东、重庆、北京、上海四大传统政治高地仍存悬念。其中，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最是年长（1947年出生），可以确定“出局”。2012年7月3日，时任市委书记的刘淇便是在当天落幕的北京市党代会落选新一届市委常委名单，并由郭金龙接班的。这一“交接班模式”有可能重演。
至于粤渝沪，三人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均不存在年龄问题，所以未来仕途只可能存在两种可能，即上调中央或者异地调动；但无论是哪种可能，在此一轮地方党委换届中应会继续留任，直到十九大落幕才可见分晓。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三人究竟是仿效湖北、重庆时代的“俞正声”“汪洋”转战地方，还是如十八后政治局委员入主中央，甚至更进一步呢？
其三，十九大代表名单乃是大多数地方党代会的核心议程之一（有的省区可能另行筹备会议确定正式人选），而这份代表名单实则颇多玄机，落选和当选，某些中央高层当选地点变化，当选是全票、高票还是只是“当选”，都值得玩味。
按照差额20%的比例，地方党委通常会先行拟定一个超额的候选名单，尔后在正式名单中被“差额”掉的20%殊为令人关注。譬如十八大前夕，2012年5月重庆市委曾先行公布一份50人名单，曾在薄熙来主政时期参与近一半打黑案件公诉的美女检察官么宁赫然在列，然而其随后在正式名单中被“差额”掉。2017年3月，重庆市检察院证实，牵连打黑甚多的么宁已辞职。
同样是在十八大，当时周永康突然在河北“落选”十八大代表，曾引起外界震惊，而孰料又出现新疆的代表名单中。
此次出席十九大的代表确认过程中，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更换所在选举单位，由上海转至贵州，在外界看来或者别有特殊用意。
此外，对于习近平的当选，今次官方的报道特别声称是“全票当选”。而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已在黑龙江当选，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则在海南当选，官方报道则只是公布“当选”结果，既无“全票”亦无“高票”等字眼修饰。个中玄机恐怕外界不难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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