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外长钱其琛的去世在5月10日晚撬动了大陆舆论场。大陆网民感叹于以钱其琛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年纪已高，而政治观察家则将目光聚焦于钱其琛后中国外交风格的转变。在《钱其琛逝世 强势作风曾主导中国外交》一文中就表示，钱其琛是中国一位风格鲜明、作风强势的外交领导人，也在中国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外交部在中国政府各部委排名中位列第一，这一来是缘于外交部在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性，二来也是前总理周恩来曾担任过外交部长的缘故。
实际上，历数中国外交部长人选，自1949年后周恩来以总理之位兼任此职务之后，迄今11位外交部长，多数都有其浓厚的外交风格。
在西方眼中，钱其琛是中国一位风格鲜明、作风强势的外交领导人（图源：VCG）
总体而言，今天中国政府的外交风格，如同其政权一样，混杂着现代国际社会准则，传统中国的“邦交”文化以及浓厚的苏联遗留的共产党式的特点。
“外交官”能否进入政治局？
中共的高层政治体制中，自钱其琛之后，中国再没有副国级的外交部长。
从钱其琛之后，中国外交工作由分管国务委员与外交部长共同担当，外交官员的党政级别有所下降——未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国务院副总理，当然外交的职业化水平却不断加强。
不过这就提出一个疑问，在中国最高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25人的名单中，是否应该有一席之地留给专业从事外交领域的官员？
毕竟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之下，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决策，经常超出外交部和国务院的层面，直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讨论。中央外事工作小组组长一般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亲自兼任，显示其在外交问题上的最高决策权。例如，在朝鲜问题上，决策权主要在中共中央，外交部的角色更偏重执行。
但是伴随中国国力的崛起，在国际局势中的话语权不断提高，外交工作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这种局势之下，是否需要有外交经验的官员进入到政治局序列？或许是中共高层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
中国外交风格：强势与稳重
中共建国之初，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即以“文装解放军”的方式来建立外交队伍，可以说，中共外交人员是全世界最重视纪律的团队，这些特点又在中国历任的外交部长身上得到了侧重不同的呈现。
集大成者是中共政权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1949-1958年任中国外交部长），作为当时中共内部罕见的外交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种极端保守的局势之下，周恩来仍然擅长把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相结合，强调外交策略的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善于变通，提出“求同存异”的外交理念，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整个世界从“大乱”走向“大治”，世界秩序重新制定的环境中，正是因为周恩来的“长袖善舞”，使得当时国力并不强大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外交如棋，外交家便是博弈人。在与小国弱手如菲律宾等过的对抗中，绝对的势力自然让对方处于下风。但在强者对抗中，衡量一个国家外交能力的标准，就是该国外交执行者个人的“气度”，能否胜人一筹。气长，则腾挪自如；气短，则处处局促。
而在周恩来之后，历任的中国外交部长的风格一般分为类，一类是作风强势，大开大阖；一类是保守稳健，谨慎入微。
例如刚刚辞世的钱其琛（1988年至1998年任中国外交部长），就被认为是带有鲜明特点，作风强势的外交部长，尤其是在于美、英等过协商处理台湾、香港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姿态，充满了中共的“原则性”。
再例如接替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陈毅（1958年至1972年任中国外交部长）和受到钱其琛赏识的李肇星（2003年至2007年任中国外交部长），也都是这种“鹰派”风格的代表。
2003年至2007年任职于中国外交部长的李肇星，被认为是钱其琛外交理念的继任者（图源：新华社）
例如2000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亲台议员杰西-赫姆斯致函时任驻美大使李肇星讨论《台湾安全法》，李肇星挖苦道“连小学生都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很多从政者似乎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当时很多西方评论认为，作为中国外交官，坚持本国政府立场无可非议，但是这种表述缺乏外交礼仪，甚至称其为“红卫兵型外交官”。
当然，相比强硬，外界对中国外交官更多的印象是“保守稳健，谨慎入微”。这并不意外，相比很多西方国家，中共的外交政策一方面非常强调原则性，有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的倾向。而且不能否认的一个现实，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系统是“翻译官”主导，亦给外界造成中国外交部长中规中矩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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