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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之际话高考:中国教育部我为你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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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又来了。俗话说,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遛遛。历经三年苦读后,千千万万考生过几天就要走进考场,迎接大检阅。就像种庄稼一样,经过春播夏锄秋收之后,到了摘果子见收成的时候了。 过一段时间成绩一公布,几家欢乐,几多愁。有的学生,大丰收,考进了理想的大学;有的学生,收成平平,虽然学校差强人意,但仍可以接受;也有的欠收,考取的学校处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境地;还有的颗粒无收,彻底没有大学可上。不同的收成,不同的心情。 有的踌躇满志,有的波澜不惊,有的萎靡消沉。 凡此种种,皆因高考太重要了。高考不仅关系到考生自己的前途,也关系到其家庭的未来,还关系到其母校的办学声誉,甚至关系到各级政府的理政成绩。

如果自己的孩子参加高考,不用说,全家处于临战状态,一切以孩子的高考为中心工作,别的事情都要为之让路。即使没有家庭成员参加高考,这一段时间或平民百姓的海谝神侃,或饱学之士的谈经论道,一不留神话题就会扯到高考上。官方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很多更是把高考放在了显著的位置。在人们,谈论考题难易,打探成绩高低,关注头名状元的同时,很自然地会谈论到高考的利弊,高考与应试教育等等。这些都是老话题,上至国家领导下到普通老百姓,都在谈。谈来谈去,负面的多,牢骚也不少。确实就像前一段时间,一位教育局局长讲的,现在骂高考,骂应试教育,已经成了一种时尚,好像一骂,就显得自己高大上了。年年谈,年年骂,但高考改来改去,基本原地踏步,为什么?

有不少人,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教育部,甚至指名道姓要教育部的主要领导负责。教育部作为中国教育的主管行政机构,对中国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是要负责任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寄希望于教育部对高考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就有些不切实际了,因为这件事远远超出了教育部的职能范畴。不用说教育部部长,就是国家领导人, 从建国到现在,也只有两位领导人可以在高考上有所作为。毛泽东取消了高考,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只有这么资历老,在党内有崇高威望,有高超政治智慧的领导核心才可以办到。

那么高考的改革为何这么难?

高考是中国政治变革的风向标。高考不仅关系到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前途未来,还关系中国的政治版图和社会各阶层力量的对比变迁。文革期间,知识不仅无用,而且是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被改造被打倒的对象,所以高考就没有了存在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毛泽东取消了高考,改为直接推荐工人,农民,士兵上大学,就产生了非常特殊的一批工农兵大学生。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拿掉了“一切政治挂帅”的大旗,顺应时代和世界的潮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进行经济建设,就必须选拔,培养,造就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顺理成章,教育就要回归其固有的功能和使命。检验教育的成效,选拔人才的尺度,也就要靠考试来掌控了,所以邓小平复出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高考,紧接着就是选派大批文革前大学毕业的年轻知识分子,充实到各级政府机关出任领导职务,这批人很多是理工科出身,政治包袱少,政治诉求也比较低,他们为中国经济建设的启动提供了关键的领导支撑。与此同时,一批知识老化政治上比较保守的老革命老干部老同志退出了领导岗位的第一线,这为邓小平实现其政治抱负,扫清了政治障碍。由此邓小平抓住高考这个关键点,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高考不仅关系到教育本身,而且关系到中国政治生态的演变,这就大大增加了高考改革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

目前的高考模式和我们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考试最早在中国出现,然后从隋朝开始逐步发展成科举制度。考试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方式,在中国已经存在了至少150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形成了深厚的考试文化,而且熏陶出独特的学习方式和思维习惯。 “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三更灯火五更鸡”“十年寒窗无人问”“熟能生巧”“读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诌”,很多这样的诗句反映出,我们非常重视知识的传承和积累,并且花了大量的时间学习成熟的已有的知识。整个的学习过程,充满了机械性的重复劳动,充满了艰辛,学习变得枯燥无味毫无乐趣可言。 我们的考试文化,重视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考题答案的客观性和唯一性,与现行的高考模式是相互适应的。这种巨大的文化惯性,也增大了高考改革的难度。

我们传统的学习方式和当今的潮流,有优势也有不合拍的地方。从这种学习环境中训练出来的学生,基础扎实,知识体系比较系统完整,但是由于整个学习过程是以知识记忆存储为导向的,学生的创新动力和能力稍显不足。我在中国美国的大学都有求学经历,现在又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做教授,按照我的理解,教育的根本使命是启智,简单地说就是打开学生的智慧之门,激发学生的创新驱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如果再给教育的功能加一点的话,就是树德,就是把学生培养成有责任心有公德心的守法公民。当然, 在启智树德这个教育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学习书本知识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绝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学习知识。

整个社会诚信欠缺,很多人总想抄近道走捷径,让现在的高考模式成为最公平,风险最低的人才选拔方式。毋庸置疑,我们整个社会的诚信是有瑕疵的,这不仅增加了好多事情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而且让很多人性化的柔性人才选拔机制无法大面积实施。我曾应聘某省的百人计划人才项目,其要求我把护照,绿卡,博士学位证,成绩单等的原件寄回,经北京验证中心验证确认后,才可以进行。在邮寄的过程中,这些重要文件一旦丢失怎么办?我给组织招聘工作的省委人才工作办公室打电话,问询提供复印件是否可行,得到的答复斩钉截铁,必须寄回原件,因为假的东西太多了,必须实行这么严格的审查制度。我在美国也申请过学校,也找过工作,但从来提供复印件就足够了。当然这点不便可以克服,把原件寄回去就是了。但有些时候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比如说,考试是有盲区的,分数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学生的潜能,那么仅靠考试成绩就有可能埋没人才。有些学生,特别偏科严重的学生,我们必须另起炉灶,由专家组面试考察,来评定学生的potential。但是这样又容易滋生腐败,腐蚀大学录取工作的公平和公正性。比方说,我们的保送生制度,背后有多少黑幕?有多少潜规则在起作用?985高校的自主招生制度,有多少腐败?以前报道,一个重点大学的招生办主任,靠着自主招生就受贿几千万,这还是发现的,没有发现的又有多少?还有高考的加分制度,由于腐败频发,现在有加分项目紧缩的趋势。从公平公正而言,还得依靠高考这个硬杠杠,越客观越好,人为介入得越少越好,电脑信息系统控制的程度越高越好,靠分数说话,才能保证弱势群体有上升的通道。 人人说应试教育不好,但现在考试已经从教育领域蔓延到了别的领域,像逢进必考,晋升职称也要考试,这都是由于社会诚信欠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腐败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做法。

资源的相对短缺,机会相对有限,价值观基本趋同,增加了高考的激烈程度。经过四十年的经济建设,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可观的经济总量被庞大的人口数量一除,每个人拥有的资源和机会就比较有限了。另外资源和机会分布严重不均衡,差距悬殊,少数群体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财富。还有一点就是价值观趋同。从历史上的罢黜百家独宗儒术,到当今的一党执政,我们始终在追求步调一致,目标统一。这种政治传统和现状,有好的一面,但同时也造成了我们的价值观单一和趋同。每个人的追求都差不多。人人追求成功,每个学生都想上清华北大,这都没错。但是千军万马在同一条线上,向着同一个方向,全力拼搏,再加上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限地集中在发达省份,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高考的过度竞争和恶性竞争。这种激烈的竞争,可以把最优秀的学生筛选出来,但是其负面效应也很明显,很多学生疲于应试,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创新精神更是无从谈起。美国和中国很不同的一点就是其价值观的多样性和追求的差异性。很多学生追求哈佛耶鲁,也有不少的学生就喜欢在州立大学就读,甚至在社区大学也自得其乐。另外美国的资源还是丰富,机会也多。对于美国公民来讲,除非学的专业很冷僻,即使是普通州立大学毕业,过上体面生活还是有保障的,这就大大减轻了大学入学的竞争激烈程度。虽然在美国进好大学也不容易,但跟国内得比起来,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知识分子阶层是中国改革开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让大多数家庭深信只有知识,只有上985最起码上211大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更增加了高考的激烈程度。去年回国,专门去我的高中母校看了看,这是一所省重点高中,在当地负有盛名。一个小时的参观,我切身体会到我们的高中教育,确实有些恐怖。学校几乎是军事化管理,两个班主任分别安排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时间安排精确到分钟,学生完全成了学习的机器。学校也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没办法,都被裹挟着往前挤往前冲。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在当地生活,说不定也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就读,因为在这样的高中学习毕竟进入好大学的几率要大一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参加高考,家长也重视,我们的学习也很紧张,但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高考的时候,大家平平常常,考场外面也没有多少家长在等待。不像现在每到六月初的这几天,从政府学校到家庭如临大敌,高考成了整个社会的重中之重,甚至交通都要实施管制,祖宗三代都围着孩子转安排其饮食起居。

这个变化和知识分子在中国所承担角色的转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由工农无产阶级主导的。特别是工人阶级,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生老病死基本上国家都给包下来了。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取的党的信任,也不是党的依靠群体,所以并不比工人阶层优越多少。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逐渐取得了话语权,在各行各业处于精英领导的位置,不管是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批工人下岗失业,生活峻迫,过去的优越感荡然无从。很多农民更是生活没有保障,依靠种地根本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再加上大量土地被侵占,很多人被迫转移到城市,寄人篱下,打工谋生。这一升两降,明显地显示出了知识的力量,强化了高考的分化功能,从而让人们确信,要想成功,必须考进好大学,这无疑增加了高考的激烈程度。

综合以上的几点浅见,我们就不难理解现在出现的几个怪圈。天天喊给学生减负,但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高考扩招的目的一是刺激经济,二是让考生有更多的大学可上从而降低高考的激烈程度,但适得其反,高考反而变得越来越激烈,甚至大四现在变成了高七,研究生录取考试变成了第二次高考。水涨船高,以前本科甚至专科就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现在动不动就要求211甚至985, 还有的更是要求有硕士博士学历。

总而言之高考太重要了,不敢动,不能动,动不了。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在可预见的将来,高考仍将继续,可能会有小的修修补补,但大的变动基本不会有,除非整个国家有重大的调整,比如,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发生彻底的转移。一句话,只要高考的指挥棒地位没有变,我们的教育就很难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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