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或许还要过上一些年，我们才能理解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我们生活在一个乱下判断、语言贬值的年代，我们那被过度资讯所损害的感受力，足以对任何描述与形容保持免疫力，只要这种伤害尚未发生在自己身上。
新闻标题上，是西方世界的黯然时刻。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股市的狂洩，濒临破产的冰岛，上万亿元的拯救计划，大规模国有化的计划，马克思的《资本论》再次热销，社会主义体制被重新提起，这一切让你相信自己正在目睹历史的转折。
这只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暂时调整，还是意味著更深的变革？它又对中国意味著什揦？在北京，我周围的热心投资的朋友们早在几个月前，就经历了股市从六千点跌落两千点的心理考验，在某种意义上，它一点也不比冰岛的股市跌幅小；儘管人人都知道如今已是全球时代，危机会像是多米诺骨牌传染，但是另一种乐观仍然强劲，中国或许会在这一轮危机中独善其身，甚至可能获得某种新的优势；
在上海一家高级餐厅里，依旧是人声鼎沸，「繁荣时这里坐满了人，萧条时，这里也坐满了人」，一位在此居住了五年的台湾朋友说，「中国的情况真是看不懂」；坐在绍兴的一家河边茶馆里，一对生意人正热气腾腾的谈著他们的黄酒生意，据说紧临这里的义乌正在等待危机----这一年的欧美的耶诞节採购将大幅下调，在过去的一年中长三角与珠三角已遭遇了一轮倒闭风潮，还不知这一轮会严重到何种程度。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建立于列根（雷根）与撒切尔夫人搭建的全球自由市场体系。它引入各种技术，学习各种知识，大量生产和出口，造就中国式的奇蹟。但如今它赖以成功的框架出现了问题，它将怎样走出下一步？而且，它将所有政治体制、社会生活上的失败，全用经济增长来搪塞，经济上的失败将引发一系列问题的爆发。
在中国问题上，悲观论调者经常像是那个高喊「狼来了」的孩子。一次次预言中国的增长难以为继，中国即将崩溃，但中国仍高速向前（至少在数位上表现如此）。经济上的表现固然令人可嘉，它对于社会灾难的消化更是惊人。它的政府在公共危机上的处理是一连串的失败，全国各地的社会衝突不断爆发，但是政府却似乎一次次成功的将之消解掉，并经常将公共灾难转化成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而且一股莫名其妙的乐观情绪仍瀰漫在社会气氛中----中国正处于它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它可以渡过一切难关，一直向前。
这一次看起来影响巨大的金融危机，将会改变这个乐观的中国吗？意外的危机，经常会催促一个国家加速变革。一九七零年代的石油危机让日本产业升级，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风暴，冲毁了印度尼西亚的独裁统治……
看起来，类似的情况并不会在中国发生。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诱惑性与欺骗性都加强了。「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大卫·依格内修斯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我们名义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但当危机来临时，我们却不信任自由的私营市场。我们转向政府寻求保护和稳定。」儘管中国的政治形态早已不再是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而是专制政治与垄断经济的新结合，它早已不给个人提供保护，但当整个世界陷入恐慌时，仍习惯性的把「社会主义」的标籤加在它身上。它那些不受约束的政府干涉，都获得了新的合法性。
长久以来，经济增长被视作社会稳定的支柱，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但在危机中，最可能被削弱的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继续增强，垄断性的经济特徵变得更加显著。而因低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政府可能通过提高福利的方式，来暂时缓解。
此刻的政治形态，没有任何有挑战的组织力量。而公垄的不满，即使它看起来狂暴与巨大，但也容易被抒解和操纵。整个社会正陷入思考的瘫痪、集体性的失忆、感受力的迟钝。目前看来，公垄的愤怒很难变成推进中国进步的真正力量。
学者吴国光曾将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分成三个阶段。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第一场十年改革，一九九二年到二零零一年的第二场十年改革，此后，改革已经终结，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形成。而另一位学者裴敏欣则称中国掉入「转型的陷阱」。
很有可能，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将使这转型的陷阱变得更深。评论者们经常低估中国承担苦难和遗忘的能力。仅仅不到五十年前中国曾陷入一场三千万人口死亡的大饥荒，三十多年前则是全国性的混乱，不到二十年前则是天安门的大规模流血、中国被孤立……
你可以说中国人充满韧性与生生不息。但是，中国的悲剧正在于它过分有韧性了----只要能活下去，它可以忍受一切。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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