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硕鸣 周东华/如果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中国现代史的九十年大体可划分为三个「30年」：1919－1949年，此是中共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革命成功的秘诀在於「农村包围城市」，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依靠的主力军是农民；1949－1978年，此是毛泽东领导下的立国时代，以「耕者有其田」为指向，从动员农民土改、分田到户开始，农民成为新生共和国政权的最初支持者；1979－2008年，此是邓小平领导下的建国时代，以「富国富民」为目标实施大刀阔斧的市场化制度改革，农民又一次以其纯?憨厚的热情，通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启动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扮演了改革「先行者」的角色。今天，当走向全面富裕的第三时代开启，新一轮「30年」发展起步之时，中共再次将改革的视野投向广袤而质?的农村，投向贫穷而坚毅的农民，投向落后而极具潜力的农业。
农民既是贡献者又是牺牲者
历史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於「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近百年来无论革命者还是执政者都挥之不去难以?避且必须反覆提及的「时代话题」，尤其是在每一时代的「转捩点」，中共依靠的都是农民，实践的先行者也多是农民。但是，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农民往往又是为时代付出代价最多最大而得益最微弱的群体，贡献虽最大，但成果分享却最少，甚至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和社会变革的「利益被剥夺者」。这种历史留存於农民身上的「不公平待遇」源之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代价与收益、付出与获取、投入与产出的不对等和不对称。因此，「三农问题」已不仅是农村问题，它事实上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惟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实现，才会有中国社会第三时代的真正富裕和强盛！为此，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於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农民已不再单纯作为党事业的「依靠」对象，而将彻底转化为中共领导下社会「致富政策」的直接得益者。
中国新一轮「30年」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於「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国第三时代的发展也因此又一次从农村起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历史看并非难事，而真正困难的是「共同富裕」。中国改革开放经过30年，迈出了一大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是作为中国脊梁的农民与城镇居民相比，付出的远大於其所得到。在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专项报告中显示：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实际增长9.5％；但与此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左右，扩大至如今的3.33：1，绝对差距高达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农民农村的改变，远远落后城镇。
前述现代中国史的三个「30年」，始终有一个奇特的「轮?效应」，即时代转折历史序幕开启时，中共多借助农民的热情与力量，赋予农民承担历史「主角」的任务，当历史前行、时代转折顺利或成功之际，农民却悄然退居幕后甚至被悄无声息地遗忘，历史的成就总是必然地落在城市，农民似乎永远在付出、永远在投入、永远在奉献。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依托「土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与劳动热情，但仅5年后，1956年「土改」的成果就被一轮集体化合作社运动所消融。同样，改革开放30年内中共中央曾先后颁布10份关於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分别为：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1986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不难看出，前5份「一号文件」诞生於改革开放的初期；后5份「一号文件」则出台在中国步入第三时代发展的转折期，而整个九十年代「三农问题」与「一号文件」再也无缘。
今天，当中国面临新一轮社会转型，开始第三时代发展的时刻，关注「三农问题」是历史的必然，是新时代序幕开启的标志，正如《决定》所指：「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但最终能否跳出「历史轮?」的怪圈，不被时代遗弃，努力将「三农问题」延续至终点，使农民真正成为这一时代的受益者，仍需拭目以待！
农民必须跳出「历史轮?」怪圈
中国这一巨大的历史缺憾和怪异的历史轮?现在需要新的时代来承受、来解决。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承接并开启了这一新的任务，即实现在科学发展观主导下的发展，提出到2020年的目标任务首先就是要解决城乡矛盾，体现城乡和谐，第一条就是要让「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将新一轮改革的目标直指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并从农村基本制度建设、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予以保障。
因为，要让中国农民这一现实中最大的弱势群体富起来，已不能仅靠单纯的「输血救济」方式。在目前「联产承包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经30年检验，可解决家庭温饱，但绝难富裕。农民的富裕、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变革首先需要改变既有的生产方式，改变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与扩大内需相联系，没有「内需」就不会有「富裕」，因而要「富裕」就要加速提高「内需能力」。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早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但中国自身的平均消费能力始终徘徊在低位，其原由乃在於广大农村的落后，落后的原因则在农业生产力的低下，低下的生产力必然导致农民收入的卑微，卑微的收入最终抑制了数亿农民的消费。所以，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尽快解决「三农问题」，而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不仅需要今天的提出，更在於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直至时代任务的完成，让农民真正分享社会进步发展的成果。
所以，走向共同富裕的未来，重心在每日默默无闻精心劳作的农民。农民富起来了，中国的「内需」才能真正启动，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才能说进入了良性轮?圈，中国才可能由此切实迈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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