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老师，同班同学的妈妈，年长自己24岁……凭借这些吸睛元素多次登上新闻头条的埃马纽埃尔·让-米歇尔·弗雷德里克·马克龙（Emmanuel Jean-Michel Frédéric Macron）5月份成功问鼎法国总统宝座。尽管马克龙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政治人物，但对于他的成功，很难让人相信上述逸闻没有带给他任何“幸运”。
事实上，现实已一再证明，生活在网红时代的人们是如何塑造他们的“网红”，并通过选票将其推上传统政治的神坛的。它不仅增加一个政治人物的筹码，甚至是完全将一个素人“造就”为政治明星。
在台湾，自公民运动开始云涌的2013年起，一群非传统政治典型样貌的政治素人，意外掀起台湾一波新政治消费的风潮，这股骚动直到2016年总统暨立委选举结束后才稍做歇息。综观此波素人政治兴起，其吸引群众眼球的方式与效果，便与时下“网红经济”的火热发展实有相当多的可比性，放眼柯文哲、黄国昌、洪慈庸、林昶佐等，当年都是以“网红化”的方式强力吸取选票，携手开创了一门横扫既有政治秩序的“网红政治学”。
回头检视这一群“政治网红”从“非典型”走向“体制化”的模式，是否有其延续机制或可复制的范本，还是说这些“政治网红”的异军突起，只是特定时空下一次性的政治消费，必须建立在特定的“政治市场环境”才足够被选民接受？
现象：对主流政治的逆反
细究这一波“政治网红”风潮背后，直接体现的是选民程度上扬弃了台面上的旧有政党，转投希望于新的选项，甚至是柯文哲、洪慈庸等政治素人。即如马克龙虽然早在奥朗德政府担任高官，但他只有39岁，之前从来没有当过议员也未没有参与过竞选政治，而且不被法国两大政党社会党和共和党支持。因此相对于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来说，他简直就是不可能之“菜鸟”。
选民一方私心地认为，相较于老牌但信用低落的政治人物，政治素人更可能拾起人民的愿想，进而为长期被遗忘的普通老百姓利益发声。更具体诠释“素人政治”的兴起，在于明示社会对于主流政治、传统建制、既有菁英统治的现状，充满了怀疑与敌意。
客观而言，并任何没有理据能够证明“非典型”政治素人的政治表现必然优于传统政治人物，但这显然不在选民的计算之中，“寄希望于政治素人”成为对传统政治冷感的选民，回馈给传统政治的最后一丝热情。
同一时间，相应的变化是当时在野、代表传统政党的民进党嗅到了这股“素人”带给政治市场的风向，十分主动且效率地与这群政治素人接触，最终促成民进党在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中，以不推派党籍人选的方式，助力无党籍的柯文哲当选市长；类似的策略结盟也发生在2016年立委选举，在新立政党时代力量网罗洪慈庸、林昶佐等参选区域立委后，民进党在该选区以不提名候选人方式，礼让洪、林，最终两人皆顺利当选。
上述的选战策略与结盟，在历次的台湾选举中其实十分常见，诸如比拼民调、礼让选区、动员配票等行动都行之有年，但上述应用在柯文哲、洪慈庸、黄国昌、林昶佐等人身上，却因为当时“素人政治”正热，而刺激出一套新的政治市场消费学，于政党、于候选人都相应了新的政治运营模式；更进一步理解，这股发迹、崛起的模式又可以从时下炙热的“网红经济”中得到高度的类比。
是以，当现象的初始条件存在相似，“网红政治”的下一步或将如何发展，是否能从“网红经济”的概念中得到延续，存在了不少想象。
“网红”崛起的模式
说到“网红”，顾名思义要“网”也要“红”。“网”的意义是活动场域在网路，所有个人的行为表现与渲染都借由网路传播，尤其是社群媒体；“红”则是具备高知名度与高人气值，借由网路计量方式，以点击数与粉丝流量来评估“红”的程度。
综观如今的“网红们”，其个人特点上多具备个性化的魅力表现（如外型与才华）、擅长口语或文字表达、有相对擅长发挥的领域等。又其中部份具商业行销思维的“网红”，巧藉社群媒体的蓬勃，借势将自己发展成为一类“自媒体”（self-media） ，自成一套私人化、平民化、自主化的传播源，向不特定的多数或特定的个人传递讯息。尔后“网红”再利用自己的粉丝流量与点击数直接“商业变现”，或在具一定的市场能见度后，被市面品牌相中，开创出一套“由品牌找网红”的合作模式，意即既有的品牌不再迷信传统名人代言的效果，反向与素人“网红”合作，期望借由“网红”靠拢应社群媒体而起的新型消费族群。最终，“网红”将个人彻底商品化的结果，遂制造一波来势汹汹，商业价值超乎传统行销模式预期的“网红经济”。
细究“网红经济”得以“规模”，最大的促成背景还是必须回归到商业结构发生变化使然，系传统的电子商务发展遭遇瓶颈，待社群平台的网络蓬勃后，各个影响力弗届的“自媒体”顺利将自身嫁接至资本与商业运营模式之中，配合消费者获取资讯的方式已有别传统广告等渠道，这都是“网红经济”得以在短时间内获取高关注度与购买力、进而引导市场发展趋势的成因。
政党找“政治网红”合作
在政治方面，政治市场的供需并未脱离经济学的假定太远，一如知名便利商店通路曾高调主打“平价时尚，正在流行”的消费意识，其商品本身没有新意，差别在于换了包装设计与行销方式，以“白”为主视觉，以“SELECT”作为号召，主张懂得购买平价且优质的商品便是一种时尚的消费观。目光拉回到2013年起的台湾政治通路，其实也存在类似的“消费意识”，主张“白”、“素”，主张“质优”、“脱俗”，同样造成选民在“消费认知”上的转变，于是一群在民进党与国民党外的政治素人开始流行于政治市场，并成功“销售”。
法国新科总统马克龙的名字近来在中文网络媒体上出现的频率颇高。而这位法国历史上最年轻总统的感情生活，对人们的启示似乎多于他的任何政治见解。
其中，最典型的政治人气商品可谓柯文哲与洪慈庸两人。对照前述“网红经济”的发展特性，柯、洪两人也大致依循相似的路径崛起。
首先，柯文哲标榜直白、敢言，洪慈庸则是于洪仲丘事件后，以沉着冷静的受害者家属形象为社会所见。柯、洪都是依侍个人独特的调性受外界瞩目，于此他们的任何发言都强势吸引媒体的麦克风，随便一个发言便能轻易“霸屏”各家电视台，个人渲染舆论的效果俨然“自媒体”。其次，在网路传播的推波助澜下，柯、洪两人也累积为数众多的“粉丝”人数，这样的“人气卖点”分别被民进党与时代力量所见，故而同“网红经济”所颠覆的，品牌不再绝对独大，既有的政党品牌识时务地前往接触、吸纳柯、洪两人，而柯、洪两人也“不负众望”，相应“流量变现”的“网红经济”，柯、洪以“人气变选票”的方式，前者成功问鼎台北市长宝座、后者则在地方选举中扳倒资深的现任立委。在柯、洪之外，黄国昌与林昶佐的例子也存在类似可供参照的线索。
人们注意到，擅长大嘴开火、Twitter治国的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在此方面可谓与二人如出一辙。而马克龙虽未如此，但其竞选策略不是推销其施政纲领而是与年长24岁的妻子在公共场合大秀恩爱，不也是突破传统所进行的网红形象的自我塑造吗？
简言之，要能成为“非典型”的“政治网红”，除了具备个人魅力（personal charisma）是为首要条件外，还必要能强压传统政党作用的影响力（party effects），才足以让自己在既有政治空间中发挥“自成一格”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此般“自成一格”效果，与昔日把持地方派系、一方桩脚资源的草根型政治人物有别，在于其号召、凝聚支持者的传播效能系透过社群网络迅速扩散而来。故而，采用不同的政治宣传途径是“政治网红”成就“非典型”的第二项重点特征。其善于网路行销、利用社群媒体特有之使用者偏好的演算机制，能够让个人以低成本的运作，发挥扩散效果最大、且凝敛支持者讨论密度最高的网路声量，进而为自己营造横跨地理选区限制的知名度与话题性。
是以，在社群媒体的热潮下，传统的政党品牌如今依旧占有优势的“市占率”，只是在传统的“政治销售”上，现有的政党品牌程度表现退让，转而正视素人“自媒体”短时间的爆发力与“吸票”潜力。居于优位的政党采取这样的策略，程度上是肯定选民对于“政治网红”的高接受度。
“政治网红”的隐忧
然而，一如“网红经济”作为新兴商业产物，易因缺乏成熟、规模化的标准商业路径与运营模式，容易沦为一次性且快速的消耗品。“网红政治”的延续也存在同样隐忧。
追根究底，在于“政治网红”在成功进入“市场”之后，其累积政治资本的途径与方式，究竟该朝向顺应体制化发展，还是该维持其“非典型”特征，或又能有多大的新意？在总体政治环境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作为少数的“政治网红”，尽管起初累积政治资本的途径、方式能与传统政治人物有别，但整体而言，当政治人物自我营销的生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下，“政治网红”在体制化后，渐渐走向趋同只是必然，向建制一方趋同后的“政治素人”还能够维系多大的“非典型”特性便成为疑问。
意即，过去政治素人的崛起，正是因为他们有别于传统政党推出的代表，才受到选民青睐，但当他们成功进入政治市场后，为了表现“成熟”，他们要不是让自己“品牌化”，否则将如消费市场的“网红”般后继无力。但当他们选择成为一种成熟市场中的品牌时，对于同消费者的选民而言，他们便失去了当初他们之所以脱颖而出的非品牌的“网红”特性。
类似的两难也可从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身上找到线索。川普程度上也是美国政治于社群媒体蓬勃发展下，应运而生的“政治网红”代表。选前的川普可以挟其“非典型”政治人物身份为独特作风，但当他一进入科层官僚分明、政治制度严谨的政府体制之后，也必要修正其言行，方能与秩序下的其他政治行动者互动、共生。对于马克龙来讲，恐怕亦复如是，在网红感觉中得天下，但仍然期待在网红状态中治天下吗？
因此，“政治网红”的困境在于，其社群“自媒体”爆红的方式只能是初始能量，且难以复制，当他们一旦被政党吸收或成为政党时，便自我消灭其“自媒体”的吸引力。是以，台湾确实曾有过几年多头的“网红政治”，但当个人魅力日渐建制化、终于被政党的品牌形象所掩盖后，体制化的结果，终将使得这群政治素人仅能是特定时空下一次性的政治消费，“政治网红”难以复制自己成功的经验于下一次的选举，是其崛起特性的内在约制。综观“网红政治”的发展，其实一如寻常的商业运作，当市场新鲜度不再、个体自我持续运营模式又出现瓶颈时，“网红政治”最后走向空头，无非是选民的消费足迹走到一个阶段的尽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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