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这一年大寨丰收了。陈永贵在大寨以搞“庆丰收”活动为名来庆祝毛泽东73岁的生日。也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他老早就喊出1967年要亩产过千斤，虽然千斤没有达到，却达到了900多斤，这依然是一个非凡的成绩。这是大寨有史以来最铺张的一次。
“想新的，干大的。”这是陈永贵能够刻画他自己的一句话，也是毛泽东所欣赏的一句话。自从当了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他想的是新套套，干的是大事业。1967年4月，周恩来陪着客人参观的同时，提出了大寨的水利问题、绿化问题。他拍胸保证一定要将总理说的解决好。同时他有自己的想法，要在全县掀起一个学大寨的运动，将昔阳建成大寨县。他召开了一个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提出了一个口号，重新安排昔阳山河。这个会的主题是讨论“昔阳县革命委员会界都河工程大会战的决定”。那时候全国口头“革命”搞得正欢，他却带着工具领着几千人去拦河造田去了。到第二年春，那一坝筑起了两千多亩土地。
在昔阳他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使他有了干部基础。可是有很铁的干部还不行。还要想着如何调动全县老百姓的积极性，心甘情愿地跟他“干大的”。1968年春播后，召开干部会的时候，他突然宣布了一个吓人的决定：“今年好好干，等秋后大丰收了，社员们欠的集体的粮，一律免掉！”他也敢搞“物质刺激”! 一律免掉那是多少？是两千万斤！没经请示也没有集体研究的决定，除了他，任何人都担待不起。他自有他的道理：“这不是社员欠的集体的，而是我们干部欠的群众的。年年说丰收，年年不够吃，那怎么行？……”听到这发自内心的话语，台下顿时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干部感动得热泪盈眶。就是这一下子，他争取到了全县所有农民。
那一年，果然就丰收了，产量超过了一亿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秋后，春季说过的话就要兑现，那么地主富农怎么办？中农怎么办？刚好那几天陈永贵到北京参加一个会去了。县里的头儿们作难，打电话向他请示。陈永贵来了个干脆、彻底：“都免！大会宣布，就说是我说的。”干部们怕他犯错误，让他要多想想。他说：“想什么想？通通免掉！社会主义就是要人人有事干，人人吃饱饭，战犯都还要吃饱呢。通通免掉。”免掉了两千万斤的数字，得到的却是两千万斤实在的粮食，收获更大的是全县十几万人的衷心拥护。才一年多，他就将昔阳一把抓紧了，一个县的干部跟一个大寨一样铁。
陈永贵从1968年冬开始，他开始了他新的大手笔。南河工程，赵壁川工程，秦山水库工程，水峪水库工程，西固壁劈山改河工程……弄得全县社社有工程，队队有项目。
也是从1968开始，他在昔阳办起了企业。一个化肥厂是他找国务院总理要来的，从1967年就开始上马，1968年12月份投产。有个公社的河滩上造了一大块地，种着玉米高粱，那水很甜，有人说可以办个酒厂。陈永贵看了那块地，尝了那水，说一声“行”，就办起了酒厂。种田、酿酒、喂猪一体化。大寨有牧场林场，他派人出外学习编织技术，麦秸包谷衣编坐垫、草帽、提袋和一些工艺品。
他不准昔阳有几派，当然也就更不准有武斗，别处文攻武卫白热化的时候，唯有昔阳农田水利建设遍地开了花。
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得意且不安02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九大”在“文化大革命”中召开，陈永贵当上了中央委员。有他这么个人进了中央，可给昔阳露了脸。那些从坏人圈里解放出来的干部们，竟然比陈永贵本人还要激动。县革委委员们拿来了一瓶酒：“老陈，你当了中央委员，我们都高兴，就拿了一瓶酒，是这个意思。”那酒极其一般，陈永贵当了中央委员，心里着实高兴，就说：“那行，一人喝一点儿。”从1967年夺权开始到这之前，陈永贵在昔阳差不多已是绝对权威。在短短的几年里，昔阳的产量翻了一番还不止。昔阳的山，昔阳的水，也在他的手下慢慢地驯服温顺了。有了这样的成就，理当获得全县人民的尊敬。
正月十五，县里闹花灯，大街上搭起了临时的观礼台，陈永贵被请了上去。他到太原，剧院演出，只要他一出现，观众便是热烈的掌声。演出完了，演员们将他一路送出大门，直到他的车子看不见了才回去卸妆。昔阳人对陈永贵的爱戴和尊敬是发自内心的，就如全中国人民对毛泽东一样。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公报发表，城乡高音喇叭都开到了大音量，政治局委员名字中出现了陈永贵3个字，这下他的家乡便掀起了一股狂潮。人们奔走相告，接着鞭炮飞炸，锣鼓齐鸣，人们涌上大街，欢庆这一胜利。昔阳还没有出过这么大的官。他这次回来，昔阳的大街小巷又挤满了人。
接见会在小礼堂召开。座无虚席，他一露面，就立即爆发出狂热的掌声。见惯了大场面的陈永贵，一不留神却出了洋相。不知是激动还是漫不经心，陈永贵劈头说道：“我现在民愤很大……”张怀英赶紧提醒他：“是名声很大。”于是，陈永贵也赶紧纠正：“对，名声很大……”一向胆大心细的陈永贵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疏忽，无意中也可暴露出灵魂深处的得意，这得意中夹着某种连自己都不易觉察的一丝不安，也许更预示着某种让他的知心朋友们不愿想象的不祥之兆。很快他就定下神来，讲话就从容自如了。
说到他的当政治局委员，倒发起了感叹：“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人把农民提到国家领导位子上的，列宁没有，斯大林没有，毛主席就解决了……”他把自己当政治局委员看成了革命问题的一部分，以为是一个不得了的发明或创造。殊不知，这正是我们国家太穷家底太薄的无可奈何之举，全国有多少人说他是幸运，又有多少人说他是毛泽东用人的一个标志，是毛泽东在全国这盘政治棋局上的一个象征性的“棋子”，并非是有多高的领导才能。
然而，老朋友们都认为他当中央委员是正常的，但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在私下里最关心的（其实是最不解的）还是他怎么就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的。他实实在在地说“我也不知道”。他回到家乡自有荣归故里的扬扬得意，想想进那个不可知的圈子后将是如何生活也不无忧虑，他推心置腹地问张怀英：“咱是个跑山路的，你说，他们要我当这个政治局委员是什么意思？”“我正要问你呢。”张怀英说，“这之前总理没跟你通个气？没有别人给你透露点什么？”陈永贵摇着头说：“会上念中央委员名字时，有的鼓掌，有的没鼓掌。念毛主席、周总理的名字时，都鼓了掌，念纪登奎时也鼓了掌。念到我的名字也鼓掌，当时我还不清楚什么意思，以为因为我是劳动模范。后来我才知道，鼓了掌的人都是要进政治局的。”张怀英看出他当时确实蒙在鼓里，接着问了一句：“以后总理跟你说过什么没有呢？”“说了，我说我当不好，周总理笑着说：‘慢慢学吧。你不想当，还有人想当呢。’我就不好说什么了。”他说的这番话是真是假无须考证，但他的政治敏感性不亚于任何政治家。周恩来什么时候对他说过这话，当然不会是假的，他听得出那弦外之音也是真的。尽管他还不知道里面的具体内容，却已经感觉到在那个圈子里的矛盾不会低于大寨社员们评工分。
陈永贵给自己的定位在“干”字上，是准确的。大老粗一个，除了一个干字再无其他法宝。
从1972年起，昔阳县就闹干旱，一直持续到1973年6月，干了17个月。带头担水点播种子，刨了上百万个坑，担了十二万担水，这便是有名的“千里百担一亩田”。陈永贵觉得，天大旱才能看出人定胜天。在这一年，并不肥沃的土地产了77万斤粮，亩产1026斤，交国家50万斤。
他这个高产不是吹出来的，是全县人民靠艰苦奋斗换来的。在昔阳，他号召全县抗旱夺丰收，机关停工，学校停课，来了个包括教师、医生、小学生的全体大动员，一桶水，一碗水，一滴水，点点滴滴往苗地下灌。就是煤坑里的水也要。有的用桶，有的用盆，有的用汽车里的内胎，凡是用得着的都用。京剧《龙江颂》里一个小姑娘说过一句感人肺腑的话：“一碗水可以救活一棵秧苗啊！”昔阳人民看见这个场面，很多人感动地流出热泪，因为，他们有切身的感受，他们的确是这样干的。
身份变了，一点不注意自己的“形象”031973年秋，甘肃、陕西两省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请他去讲话。回来是专列，回去时他却买了一张火车票。他要来去自由，不受约束。为此，周恩来总理批评过他几次，说他不注意安全。其实，在老百姓看来，他不注意自己的地位和“形象”，没有“官架子”。
周恩来为了让陈永贵享受到应该享受的待遇，不让连毛泽东都赞赏的农民代表感到有受歧视的思想，周恩来通知谢振华，陈永贵的警卫员可以在军区配。陈永贵不要。谢振华说，不要是不行的，因为这不是对某个人，是组织安排。陈永贵见不要不行，想了想说，那就要个在昔阳的吧。但陈永贵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警卫员跟也只跟到昔阳和昔阳之外，到大寨不能跟。他觉得那样自己不舒服，大寨人看见了肯定也不舒服。
1975年1月全国第四届人大召开，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人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但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在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确表现得不同凡响。他四处奔走呼号，将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了高潮。收自留地，批资本主义，早晚开会……在昔阳和大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了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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