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战军兴,汤恩伯即奉命率第13军开南口布防。南口为西北关钥,1926年刘汝明与奉军血战之处,在战略地位上非常重要,第13军在怀来、南口与居庸关一线与日军血战10日,直到张垣被日军突破,才不得不突围。南口血战在抗战史上威名显赫。第13军突围之后调河北刑台整训,汤氏升任第20军团军团长,辖第13军与第85军。正遇河北两路战线崩溃,汤军团抵挡突进的日军第14师团于漳河,直到10月底才将防务交给第32军,急调晋东,再度应援第二战区,转战同蒲路。

图: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等人视察前方阵地(左2为汤恩伯)
1938年1月第20军团调南阳整训,2月即调归德,成为鲁南会战之中坚。3月第20军团急开临城,参与鲁南会战,并指挥第52军。汤氏在此役中显露其战略素养,第20军团到临城之后猛攻枣庄峄县,日军以一个旅团进援台儿庄,汤恩伯一个反手拍将日军第10师团圈入包围圈,再沿台枣公路猛烈冲杀,贯穿日军阵线4公里,第2集团军则在台儿庄正面坚拒,使日军在两面夹攻前大溃。台儿庄大捷是抗战初期的传奇故事,汤军团之功不可没也。
1938年5月第五战区总撤退,汤恩伯率部撤往南阳。第五战区对撤退路线之规划甚差,所以第20军团宁可自择路线,使李宗仁长官对汤氏衔恨甚深。1938 年5月兼任第五战区陇海兵团总指挥(副刘汝明),旋调上高,兼第九战区第1兵团总司令,为武汉会战后盾。1938年6月,汤氏升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7月,蒋介石有意整顿一支攻击军,对日军后方进行战略突进,汤恩伯即受任为军委会突击军军长。这段历史少有人知,这个突击军辖第4师、第89 师、第200师。其中的第200师当时是不折不扣的装甲师,军部并配署完整特种兵,可以说突击军是中国的第一支装甲军!这个突击军在上高整编,但是战局恶化过速,使军委会不得不放弃反攻大计,而将汤集团军使用于瑞昌、阳新、通山一带阻击战。

图:汤恩伯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接近尾声,第31集团军调往邵阳整补。1939年元月开宜城,再度隶属第五战区。5月参与随枣会战,纵横襄花路,成为日军口中的坚强部队。1939年12月冬季攻势奉蒋介石手谕进击第3师团,大获全胜,成为冬季攻势中最辉煌的一段。1940年5月枣宜会战,第五战区主战场虽然全面失利,中央兵团完全崩溃,但是第31集团军仍打的有声有色。1941年2月豫南会战与敌大战于舞阳,日军再度惨遭重击。华北日军对汤氏衔恨至深,以汤恩伯部为天字第一号大敌。
1940年汤氏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与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作法,将战区中的党政军大权集于军事长官之手。汤氏兼长民政之后豫南大灾,但汤部大事扩军,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汤部为了维持军费,只好在重灾之区大事征敛,河南省税征起著名的”汤粮”。汤恩伯部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含大量游杂部队共30万官兵,大半靠河南一省支持。所以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谣不胫而走。1942年1月汤氏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成立副长官部。1943 年9月兼任第19集团军总司令,中美合作所第10训练班主任。
1944年4月日军发起豫中会战,第一战区防线全面崩溃,汤恩伯部野战军安全撤出中州,可谓战略性转进。这次撤退常被形容为如何狼狈,其实汤部之退尚称可佳。日军检讨即称“作战目的虽在捕捉汤之主力,而在禹县等地获得局部性胜利,但其主力则在汤之巧妙指挥下逸脱,始终未能捕获意志顽强的汤兵团”。结论出自最嘉遮掩的日寇之口,可觇其实。
1944年12月,汤氏调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辖第9军、第13军、第29军、第57军、第89军、第97军及第98军。汤部大部份经四川急开贵州,而第 31集团军仍在王仲廉领导下在豫西山地与日寇奋战,并创造豫西鄂北会战之大捷。1945年3月汤氏出任第3方面军司令官,5月获选第6届中央执行委员。第 3方面军在1945年7月于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战功卓著,日寇于8月投降。
汤恩伯早年之崛起为蒋介石特达之知,早期剿匪战事虽有败迹,但与陈诚一样获蒋介石慰勉而能再接再励,飞皇腾达。汤氏于战术方面的精深学养使汤氏能于几无队职经历的背景劣势下胜任旅长、师长职务。而独当一面时则显现惊人的统御天赋,成为抗战时期日军最畏惧的中国将领。在抗战时期汤氏的勋业达到极致,蒋介石也累赋重任,进而统掌整个鲁苏豫皖边区。这固然是蒋介石的另眼青睬,但汤氏本身的天才与气魄则为主因。
汤氏在作战上有两大优点,一是用兵大胆而布署细致谨慎,所以能常立于不败之地。二是知人善任,不拘派系省籍。其著名部将王仲廉、张雪中、石觉、李楚瀛、陈大庆等均为足以独当一面之名将,即使在胜利后部队分割,原汤系将领在各战场上仍有极佳表现。日军在抗战时期对汤氏评价甚高,视为华北方面的心腹之患,而汤部在各大会战之中挟最精锐之劲旅与日军决战,几乎没有显著败迹,即使豫中撤退,主力仍保完整,而且能在登封痛击日军。笔者对汤系部队极感兴趣,正着手准备写豫南会战,以表彰这支奇勋部队。
名噪一时的李宗仁回忆录中对汤恩伯的猛烈批评又成为日后评汤的主要经典依据,以致其名声恶劣异常。而汤氏一生坚持的反共立场,又使共产党对之咬牙切齿,绝无好评。以汤氏之旧属张轸推论,若1949年汤氏能依陈仪之议而举兵投共,不知现在其勋绩又有多少美谈流传!笔者在读王仲廉回忆录时,讶然发现这位汤系的主将居然于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任内有德政于民,而且的确战功卓越,才知汤系被侮篾之深之钜。
图:汤恩伯将军丧礼家属
在军纪方面,汤系的野战军军风整肃,无庸置疑。如第13军行军时每连纵队均有一军官持“执行革命军纪”小旗押阵于后,而为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将军赞扬。但后来汤部之大力扩军,使部队素质参差,如河南游杂部队与反正伪军纷纷打起汤氏旗号,这类部队原本即扰民甚钜,尤其在民风强悍如河南之地,民间武装在大战后如雨后春笋,人民本已不堪其苦,最重要的是河南大灾,汤粮之征尤使人民涂炭。其实只要作战必然有超出常理之征发,如李宗仁上将本身也发正规军“进剿”过鄂南抗粮人民,薛岳长官手下的湖南省粮食局局长伍秉衡因军资征发不及而自杀,这是时代的悲剧。个人认为与其探讨其道德上的合理性,不如以社会学的观点观察其社会组织能力为因应战局而无限扩张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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