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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给uber董事会的建议是多元化14位现任高管组成的公司管委会将接掌权力棒uber现在是 委员会执行管理，提出多元化优先的黑女在董事会上，管理层没有足够incentive捍卫公司利益，只有incentive舔董事会的黑女，毕竟黑女评价管理层可以预见的是 尽管去年uber没有随作弊猪流不招华人男生new grad, 但是今年大概率比主流作弊还要左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终于杀死了自己，在2017年6月13日，一个普通周二的黄昏时分。
经历两天前长达六小时的马拉松式董事会之后，这个40岁的Uber创始人，63亿美元身家的美国科技新贵就已清楚，自己已很难再回到CEO的位置上了。尽管有关史蒂夫·乔布斯被苹果公司董事会驱离11年后光荣归来的故事可能会令他产生某些幻想，但以当前的外部舆论以及诸多投资于该打车软件企业的风险资本态度看，概率接近于“零”。
让一家估值高达700亿美元却未出台具体上市时间表企业的缔造者兼CEO此刻离开，并非一个容易做出的决策。不过，趁着事态还未失控，保住各方包括卡兰尼克本人的既有财富，是一个不错的理由。毕竟，作为硅谷创新企业“超级投票权”文化的受益人，除非其亲自点头，那些希望通过未来IPO狠狠赚上一票的投资人无法以法律手段逼迫他“自尽”。
半个月前发生在距Uber总部所在地旧金山300公里外派思弗拉特湖上的悲剧，也为卡兰尼克的离开提供了更多人情化色彩。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游湖冲撞事故中，其78岁的老母直接身亡，71岁的父亲则有五根肋骨、脊椎骨和一条大腿骨折。本应陪同双亲前往的卡兰尼克躲过一劫却也身心遭受重创，以此为理由提出“无限期休假”。
但这场人事地震所波及的并非卡兰尼克一人。6月12日，埃米尔·迈克尔——Uber首席商务官、卡兰尼克最亲近朋友的提前被罢免，以及董事会成员、代表得州太平洋的大卫·邦德曼因对女性的不正确言论而主动辞职。从公关总监、工程高级副总裁，到自动驾驶部门、人工智能部门、地图部门的主管，乃至全球汽车项目和亚洲业务的最高领导，既然不到半年已有十数位高管执包袱，那么由卡兰尼克本尊来替这只无头苍蝇悲惨的2017年春夏画上句号，倒也恰当。
在硅谷，创始人离开不是首例。比如同样有着神童称号，14岁就侵入过大通曼哈顿银行电脑系统的汤姆·安德森，在将MySpace以5.8亿美元高价售予默多克新闻集团4年后毅然主动走人，以至于这家社交网站之后迅速沉沦。而安德鲁·梅森，团购之父Groupon的创建人，则在公司上市不足一年半之际被开除。Groupon董事会曾给出三个月的死缓，但一直低迷的股价最终让梅森在2013年3月1日彻底出局。事实上，在上市时录得200亿美元的高市值后，这家公司一直表现不佳。当然，换人未必换刀，目前该公司18.1亿美元的市值仍不及高峰期的十分之一。
卡夫卡说，人最大的罪是缺乏耐心。相对于梅森，无论是舆论还是风险投资家们对卡兰尼克宽容得多，对两家公司的寄望值也完全不同。虽然早在2014年末，《纽约时报》在极力称赞Uber是一个“美妙的事物”的同时，已对这家迅速膨胀企业“非友既敌”的企业文化表达了某种担心。
嗯，你可以将之视作调皮坏男孩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经历。比如在对付美国本土第二大同类企业Lyft时，先用对方软件频繁叫车再取消。但若是对于不友善的媒体人的私生活展开调查就明显有些走火入魔了。有意味的是，披露上述信息者恰是阿里亚娜·赫芬顿的合伙人，而后者以顶尖博客网站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抬头加盟了Uber董事会。
“在Uber，病人在管理精神病院，这种局面需要改变，好在还有时间”，显然外界对于卡兰尼克破坏性的担心，并非缘于打车软件盛行后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持续冲击。没错，随着Uber的大行其道，纽约的的士车牌估值从每块100万美元锐降40%，在芝加哥，同样受政府保护的车牌则已只剩两成残值。
但美国联邦第七巡回法庭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坚决支持Uber等互联网平台企业不需要接受类似出租车价格监管的判词，可当作业界主流的价值观展现：“将新生事物排除在自己的市场之外，那么经济发展将可能停滞，我们可能不会有出租车，而只有马车。”问题是，过于狼性的文化，比如将公司会议室命名为“战争室”，特别是卡兰尼克似乎只愿获取颠覆传统的超额红利而不肯在一些关系“政治正确”的行事环节和公司治理策略上做丝毫让步，都无疑加重了人们的担心。如果Uber能仿效谷歌和Facebook——请来在管理上更老到的埃里克·施密特和雪莉·桑德伯格帮助年轻的创业者们把关，这才是两全其美。
然而，就像Uber在全球扩张速度一样，卡兰尼克对于自身权力的保卫欲在野草般疯长，11人董事会中有四席长期空缺，他本人外加公司联合创始人加德勒·钱普以及首位CEO瑞恩·格维斯手中握有的超级投票权，注定他们排斥一切不同的选项，因为那可能带来某种挑战权力的威胁。
没关系，只要Uber还在迅速成长，估值还在翻倍，就算丢掉了独立发展中国的可能性，但换来滴滴17.7%的投资收益权和5.89%的投票权也算不错。上市并实现价值最大化才是参与这场豪赌的所有人的目标。所以——还有时间。
可所有的时间终于在接踵而来的坏消息面前消耗殆尽。2014年至2017年年中，虽然Uber的市场估值从140亿美元上升至700亿美元，但全球最大独角兽企业桂冠却已戴在蚂蚁金服头上。而单季7亿美元的亏损，证明这种共享经济模式仍没有找到盈利点。
更麻烦的是，纽约、伦敦、香港，一系列的官司中Uber均是投诚一方，Uber司机不断被各地法律宣布为“非自雇员工”，而这令Uber公司未来将替近40万司机购买各类保障权益的险种，公司营运成本势必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由Lyft领衔的反Uber联盟不断发动攻势，致使Uber在美本土市场份额由90%下降至75%。至于一贯见异思迁的风险资本，现在对于高举物联网大旗的共享单车兴趣浓厚，曾经的颠覆者Uber已不再专享创新的标签。
还有更糟的吗？当然。细心者发现，进入2017年后Uber近乎动辄得咎，公司内部的性骚扰案以及与谷歌公司无人驾驶专利技术纠纷案几乎被媒体无限放大。原因很简单，卡兰尼克与特斯拉汽车的埃隆·马斯克加入了特朗普的商业咨询委员会，在民主党大本营的加州尤其是硅谷地带，这无异是一种“反叛”。
作为美国科技创新旗帜人物且受到美国防部特殊关照的马斯克或许还有丹书铁券护体，那么素来与媒体交恶又把柄多多的卡兰尼克，正好成为“反特朗普情结”的牺牲品。别忘了，融资120亿美元的他不仅未给投资人带来回报，反而招致一身蚁。
破鼓从来万人捶。
哪怕卡兰尼克仍掌控核心股权，但在背后资本力量看来，已到了切割的时刻。首先在企业文化上，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在6月11日的董事会上正式提交了13页共47项建议。核心只有一个，“去卡兰尼克”后重构一种多元化相对友善的内外部机制和形象，同时全面改组董事会并加强对Uber高管层的行为监控。不允许公司内部员工恋爱，多少有些管得过细，但将会议室从“战争室”更名为“和平屋”就着实说明问题。
重要的是，不能允许第二个卡兰尼克出现。14位现任高管组成的公司管委会将接掌权力棒，由这种古罗马元老院式的特别设置中最终角逐出下一位CEO。又或者，直接外部空降。
2017年6月21日，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拉维斯·卡兰尼克辞去了CEO职务，在最后时刻，他应当回想起已过世母亲早年反复叮嘱的一句话：“生活中不只是关于逻辑、数字和代码，……也关于人，关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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