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6月25日，中国官方通讯社对外公布习近平视察香港的消息。据报道，习近平将于6月29日至7月1日赴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
2008习近平访港时发表讲话（图源：AFP）
香港回归20年表面上是一个宏大政治议题，但也不应忽视这个过程中香港底层民众的心理变化和诉求。香港劳工权利难以保障是引发一系列社会撕裂的症结之一，而随着一带一路和大湾区战略入港，这种撕裂和矛盾会否有助于问题的疏解？
日前，采访了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香港工联会副理事长陈婉娴。从事数十年劳工工作的陈婉娴针对香港底层民众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笑言“如习近平视察香港来找我，我愿意带他看看真实的香港底层人民的生活。”
记者：金融资本主导下的香港社会，底层民众的诉求每每得不到切实回应，这也是导致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症结之一，而泛政治化的社会氛围让很多港人把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投射到中共身上，阻碍了两地的交流互信，人心难以回归。你认为化解这一症结的出路在哪？具体该如何操作？
陈婉娴：这个问题问得好。回归前，我们是无所谓对冲的，香港是出了名的工时长，但是有加班补水，超过一个小时，有些老板会给两小时的补偿，而且为了劳工能够正常开工，老板会请他们吃饭等等。
现在老板不下工你不能下工，任何一个人面对这么长工时，家庭压力、身体不好、交通费这么贵、租金这么贵，没有前途，年轻人本来是千方百计去找自己能够生存的地方，但就是因为租金贵，结果什么都落空。全世界对政府不满的人，想要让他们的声音政治化，很容易的。由于太多不满了，只要拿准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东西。
香港人很现实的，只要生活搞得掂，我不理你。你影响到我呢，这些人会出来提出不满。需要提前处理这些问题，将民生摆在面前，这一点重要。
比如清拆工厦，导致里面工作的年轻人无处可去，政府不予理会，这等于把这些人推给反对派，这些年轻人大都是富有创意，从事艺术工作的，思维方式很西化。当时占中的里面有很多年轻的艺术家我是认识的。在这些人反政府的过程当中，政府是否有做工作？有，但不到位。
所以我说要建立不同的平台来解决不同的矛盾，不让泛政治化来影响这种解决。找些不同的人进去谈，特别是主要代表政府的人要中性的看问题。现在洪水桥要发展，你可以去看看那里人民的生活。当然你可以看到一些人很贪心的，但要看到主要的矛盾。那个朱凯迪，他比陈志全还要港独，他背后有一个团队就是用政府数据来研究，然后打政府。面对这些越来越专业的反对团体，政府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去看现在的情况。
记者：说到不满，我们留意到最近香港有新闻称，近九成准教师认为当局未有足够措施舒缓入职问题，有近2/3的准教师考虑转职。你认为林郑月娥上台后会怎样处理这些具体的问题？
陈婉娴：
这是个老问题。我们有教员会，有教协，政治上完全不同。它们在香港教育界里都有一定的权威，但是支持教协的老师多些，支持教员的少些。但是林郑就说我有一个平台，让它们一起进来谈有关教育的政策，你问的问题我相信它们有处理。
现在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势力，要想解决问题，只能在不同的群体中搭建平台，好像劳工问题一样，只有劳工委员会远远不够，当一些东西谈不来的时候，政府又害怕左也害怕右，应该想办法公开些会议内容，大家在传媒下找一条合理的路走，这是彭定康用的方法。
香港现在矛盾已经坠得太深了，要解决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决，在林郑竞选时我已经告诉过她，只有通过搭建平台的方式才能处理。这个方法不是我提出来的，是曾钰成，而且当时竞选的曾俊华也谈怎么解决23条，首先要有一个平台，可以从方方面面来谈，在谈的过程中，可以用白纸条例草案，就是当不同的民意群很多的时候，而政府又摆出很大诚意的时候就用这个草案。
当时他就是找了一个很好的负责人，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去和各个方面谈，因为一个新的条例会牵涉很多人，业主、住客等。他就通过一个发展条例做，做不到。有些人说，你拆我，与同区的楼应该补我很多成，那么他们最后加到8成，再到7成，跌到最后7成的那个时候差不多双方可以达成一致。
那个时候双方都闹，但是最后还是平衡了大家的利益，事情在矛盾中解决 。从白纸条例草案到蓝纸条例草案，解决了。所以我认为不能急，要在不同的平台解决不同的问题。
习近平与林郑月娥亲切握手（图源：新华社）
记者：据你所知，当前香港底层民众的真实呼声究竟是怎样的？他们的心声存不存在被政治争拗裹挟的情况？当一带一路和大湾区战略进入香港，是否有可能带来结构性问题的疏解？
陈婉娴：听说习近平要到基层去看看，如果他来找我，我带他去看一些独居的长者，独居长者，在职贫穷家庭，拿着十块八块去买菜，很穷的。香港的贫富悬殊，基尼系数0.539，是世界最严重的，一般发达城市是0.2或者0.3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这些主导着香港很多矛盾，年轻人见不到向上发展的希望。
至于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当我在中国政协会议上听过报告后，我们小组是很正面地看待这个问题的。中国国务院的官员听了我们小组的讨论后让我们提个议案，我的观点是，香港借助内地发展对互相都是有利的，问题在于在有利的情况下怎样安排，特别是香港现在要小心处理好像高铁一样的问题。
前几年香港年轻人就说新界东边的发展就是把他们拨到深圳去，但实际上这是对双方有利的事情。一带一路，大湾区都是好的，我也批评香港政府，当说香港年轻人对革命教育持否定的态度，我就问政府官员有做工作吗，这些年轻人大多是ABC，人云亦云，他们不是港独，但是很受这种思维影响，认为我之所以没有工作是因为内地人抢了机会，之所以没有发展就是由于内地经济影响，他们只看眼前，就好像美国的穷工人、英国的穷学生等等。
我开心的是法国大选，法国人开始选择中间道路，不是极左也不是极右的思潮，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香港也是这样，走来走去，我们也可以请几个青年人进来谈，不要把他们全都打为反对派，如果把他们视作反对派就是将我们现在的困难加大，年轻人如果看到问题的实质，相信会理解我们。
谈到怎么让年轻人多一些国家的观念，我想国民教育是需要的，比如我们3年前在土瓜湾，发现了一些宋代的古迹，当时香港政府爱理不理，我一气之下，就连同几个人写信给了国务院，我说一个很好的可以证实香港是中国的地方，为什么（港府）没有做事，你可以做一些很活泼的议题摆出来的，而不是说教条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一边倒，比如国教，23条立法在宪法上必须做，为什么要对立，不需要对立，你说清楚所有事情，履行一国两制就必须要有这个。 但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这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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