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泛民主派的一员到成立中间派民主思路，再到被外界视作亲近中央向建制靠拢，资深律师汤家骅身份转变的同时，也不断在调试自己对于香港问题的认知。而在这一过程中，汤家骅不断在以不同身份与北京打交道。基于这样的身份变化与亲身经历，在“泛民与北京打交道为何这么难”的议题上，汤家骅无疑是最有话语权的香港政治人物之一。
汤家骅某种程度上和北京算是“老熟人”
记者：今年的七一，对香港来说意义非凡。在香港回归20周年这样的历史节点，不管是北京还是香港，都需要面对一些真问题。20年后看香港，你认为问题的中心是什么？
汤家骅：还是制度认同的问题。香港的制度不是英国的议会制，而是根据美国的总统制。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的总统是由美国人选出来的，因为他有最大权力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美国的议会也是制衡的机构，权力没有大，会受制于总统。但在香港，所有权力都在特首，但特首却不是香港人选出来的。香港人仅仅能选出议会，但议会没有权力。
所以香港人会不满：为什么我们选出的议会没有权力，但不是我们选出的特首却拥有所有的权力？如果特首在香港管制方面做得好，可能不会出很大的问题，但如果做的不那么好，就会让港人产生更多不满。香港人就会说：“你不是我们选出来的，你的错误我们不可接受。”
回归20年就是为了这个问题，怎样去处理这个矛盾问题？政改在2015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双方应该都清楚，大家都有很大的责任。民主派不接受一国两制，也不接受基本法的45条有关提名委员会的条款，他们要另外提出一个提名方法，认为现有的提名委员会是中央操纵的。但他们的提名方案不是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框架之下的提议。从北京的角度看，认为这些人就是不接受香港的制度，不接受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其实民主派也明白，他们不可能在基本法之外提出一套机制，所以他们就提出了占中。占中在初期时，他们给我说，希望泛民主派与中央坐下来谈。但他们不明白，他们提出了偏激的意见，而参与这个行动的人都不是理性的人。这些人是不可能接受比较理性的方案的。占中三子开始很理想化的看占中行动，但最终也不可避免的被这些偏激的人绑架。所以在占中的后期，他们是没有能力处理的。而因为占中行动有了这样的转变，中央就更不可接受。于是就拿出了更为严格的831方案。而831方案泛民是更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与现在的方案没有太大分别。
6月中旬，民主党提出了决议文，最大的不同在于，决议文明确说不支持港独，在制度下争取普选，但认为制度是不完善的，于是提议对基本法做出修改。只要是在制度下去改变，而非用制度外如暴力去改，都没有问题。如果民主党接受目前香港制度的话，问题是有希望解决的。
所以归纳起来，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要说服那些不接受目前香港制度的人去接受这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有空间回应他们对制度的不满，要让民主派觉得这个制度是可以接受的，有改善的空间，才可以走出第一步，改善民主派与中央的关系。这是回归20年，香港问题的中心点。
记者：你刚提到改善民主派与中央的关系。我们知道，你2015年之前是泛民主派的一员，最后选择了退出公民党并辞去议员，并多次公开批评公民党，主张泛民应与中央沟通，建立互信以达至普选。虽然两方都有改善关系的意愿，但实质关系并不尽如人意。据你所知，泛民与中央关系不睦的症结在哪？
汤家骅：有几点需要明白。首先是泛民自身生存的问题。在现如今的政治环境下，民主派唯一需要权力保留的是立法会中的议事，没有这些议事，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任何影响他们在选举中的事情，他们都非常重视。
在2008年之前，香港民主派比较温和，但之后出现黄毓民，他把台湾的那些带到了香港。其中一个重要改变，就是鼓励网上的年轻人对民主派提出批评。民主党2012年的选举中挫败，被认为是受到批评的影响。从此角度，民主党每次选举都需要接受偏激派的、年轻人的看法，不敢公开与他们划清界限，怕受到围攻影响选举。
我之前的党友梁家杰不止一次公开说，民主派一定要团结。但他说的团结，就是要接受偏激的民主派的操控，因为如果不接受就无法团结，团结不了就会影响其政治权力的保全。换言之，团结就是向偏激的民主派倾斜，甚至接受他们的领导。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人敢对偏激的党派说不。
在汤家骅看来，“港独”是香港年轻人对现行管治体系失望后的宣泄（图源：Getty）
第二是悟性的问题。如果民主派认为，与中央打交道不会影响其权力，他们是愿意的，但实际他们没有被说服。民主党不止一次说，他们2011年与中央达成了政改方案，但2012年中央给黄毓民钱让其攻击他们，导致选举受到挫败。就此，民主党认为与中央打交道没有好处。
我从2008年开始与北京不同的部门和官员打交道，到今天，北京对我有了一些信任。但这个信任还是不能与对建制派的信任相提并论。反观其他民主派，他们与北京没有长时间的互相了解，也没有对话的机会和经验，所以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来香港同他们喝酒握手，什么都代表不了，因为这只是单一的见面，而不是长期的双方认识的机会。
记者：那么以问题为导向，基于这样的现状和认识，如何来改善呢？
汤家骅：如果要改善中央同泛民主派的关系，有两件事一定要做。第一就是把握那些愿意同偏激民主派划清界限的政党，不要让他们觉得同偏激派划清界限对自身是没有好处只有坏处。第二，不可能依靠领导人来香港同他们见一两次面，经过半小时、一小时的谈话就化解了二十多年来北京与民主派互相不信任的情况。
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三方面在没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坐下来对话、了解对方。现在的情况是，有问题的时候北京才找人同民主派沟通；没问题的时候、选举的时候就没有沟通，不但没有沟通，双方还互相敌视，这是不应该的。要知道，在没有问题出现的时候，正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跟对方建立比较健康的关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有问题的时候才说坐下来谈是没有意义的。
记者：你提到信任的问题，那么导致不信任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从认识论来看，中央是伪装成民主国家的帝国，中央同香港的关系，也不是很对等的甚至于法治意义上的关系；从方法论来看，有问题的时候才沟通，没有问题的时候干脆停摆，而且有限度的沟通可能还是粗糙的、失效的，比如中联办作为联络机构的问题。
汤家骅：很多人都和我说过中央和特区的关系是不对等的，那为什么还要坐下来和特区谈？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的。没错，中央政府同特区政府不是对等的政府，但是这不代表不应该有对话。
北京或者说国家现在不是一个最民主的制度，也不是一个最透明的制度，我不是在讲好或者不好、对或者不对，我只是在讲一个事实。在一个不透明的制度下，怎么去把握北京对香港某一些问题的看法是什么样，这是很困难的。
中联办角色的模糊不明，是香港现行管治体系的隐患之一（图源：Getty）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北京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可以代表北京在香港问题上说话的人，你可能会说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中联办主任张晓明都是，但问题就出在这里。王光亚并没有很频繁地在香港同民主派见面；中联办在选举的时候帮建制派，怎么可以和民主派打交道呢？这存在根本上的矛盾。
在香港，有很多所谓代言人，我们认为这些人是比较接近北京的，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找王主任、张主任谈，就只能找这些人谈，但这些人中有多少是真正代表中央呢？我对此是不知道的，所以我无法确定他说得是对的还是不对，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在表面上代表北京，我们不知道他们说得话有多少是可以令北京在政策上有所改变。
其次，在香港人眼中，王光亚、张晓明不能真正地代表中央说话，即使可以，也是说一些很大、很空泛的话，比如说需要爱国爱港的人治港之类。但香港人谈得是一些细节的问题，一些政改的问题，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
第三，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权威的渠道，让代表北京的、可信任的人与民主派对话，以改善现在的情况。各方派出可以代表各自立场的人定期举行会晤，透过见面预先了解对方的立场，到了问题出现的时候，不会因为立场的问题、面子的问题提出一些对方不可以理解，甚至认为对方难以接受的一些说法。
记者：作为最重要的驻港联络部门，中联办的确问题重重，但除了自身的问题外，也不得不承认，整个涉港机构组织架构也存在结构性问题。
汤家骅：不单是这个问题，我们批评中联办，认为中联办的角色有澄清的必要。中联办的功能是联络各界的，那为什么只是联络建制派不联络民主派呢？不联络民主派，我认为主要是他们在选举方面做了太多的工作，影响了他们跟民主派的关系。
我不反对这是必要的，但是应该有另外一个机构跟民主派打交道，不可以因为选举忽略同民主派的关系。中联办在20年来始终同民主派没有什么关系，那么问题出现的时候双方怎么谈呢？这个情况在过去20年一直存在。
记者：此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提出了“大和解”的思路，虽然和解的内容本身不太成熟，也存在局限性，但这个思路是有价值的。尤其是中央与泛民的和解，以及泛民自身的和解。
汤家骅：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大和解，这是对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够继续下去的想法。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因为任何和解都要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没有互相了解，怎样大和解呢？所以第一步不是和解，而是了解。了解对方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立场。这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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