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英国曾统治156年的香港将迎来主权移交2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香港，届时将亲自出席配合这一主题的盛大庆典。香港重归中国已经20年，但其间，作为“一国两制”构想的第一个试验区，香港却也在实践中不断承受着试错的冲击。最近几年，本土思潮日渐在香港流行，在年轻人间更呈现蔓延态势。一些本土派不断趋于激进，甚至倡导“自决”、“港独”，以此来重塑香港的政治格局，争夺政治话语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抵达香港，开始为期三天的视察行程(图源：AFP)
可是，当一轮轮社会运动和政治撕扯过后，这股躁动不安的本土意识浪潮和政治化的本土思想运作裹挟带来的，却只剩下香港人的价值观迷茫困惑，以及自身越来越狭隘的生存空间。显然，一些本土派群体的做法适得其反，更难以称得上“聪明”。
香港本土思潮兴起
定位何谓“香港人”，一直是本土派关于身份认同和中港关系的重要讨论和着力点，也是香港社会对自身史观产生认知分歧之所在。实际上，“香港人”特别的身份由来是肇始于两个世纪前的鸦片战争，清廷割让香港予英国，便令香港自此与中国内地走上不一样的道路。而学界普遍观点认为，香港人本土认同的萌芽和酝酿阶段一般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这个时期，香港真正土生土长的一代人才开始成长为社会的中坚。
“香港人”的身份，建基在与中国内地的不同，这样的认同在八九十年代得到急速巩固。一方面香港中西糅合的文化特性，加上文艺领域的粤语流行文化影响力日趋强势，使得不少香港人为自身类似“文化半唐番”的混合特质感到自豪。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香港经济腾飞，并且保有与中国内地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比照彼时中国内地的经济困境和政局动荡，令港人在庆幸之余认为自己是另一种“中国人”。
1984年，中英两国签订联合声明，纵然普通香港人无份参与谈判或是选择其他出路的意愿落空，但邓小平当时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思，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某些港人的优越感和本土认同，也使得“一国两制”为港人欣然接受。但自1997年主权移交后，许多港人期待的所谓“同向异速”的民主回归自此不断受到波折和冲击，从小到内地水客、“双非”孕妇到新移民，大到简繁普粤之争、《基本法》第23条立法争议、国教科风波、停滞不前的政改困局、经济融合引发的压迫感、占中运动、纵容暴力的旺角骚乱——这些事件无一不在撕裂香港社会之余，也对港人的本土认同起到了强化作用，而香港的本土思潮便从这时起开始快速浮现。
到现在，香港本土主义已经从一种存在于小范围内的次文化，一跃跻身公共领域，从前只有少数激烈群体去参与，但当下这一话题却进入了社会主流的讨论空间。而伴随香港本土思潮兴起的，是一些带有强烈排拒“一国”色彩的语言或行动正逐步冒现，甚至不计后果地打开了港独这个潘多拉盒子，对香港社会及陆港关系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去年两名本土的立法会当选议员游蕙祯和梁颂恒，在就职誓词中用辱华词汇羞辱了中国，以至于触发了中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释法。
香港本土与上海本土不同
本土思潮本来只是一种守护本地制度、文化、价值观不受伤害的保护主义意识，简单而言就是人们对生活地的归属感和热爱。而基于各自传统和历史发展轨迹的不同，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独特的本土意识。就像成长于中国内地的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热爱当地一样，港人产生一种本土意识亦属正常。
但问题是香港的本土意识却又不能完全代表“本土”一说，更不能与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的本土意识画上等号。因为在香港的政治语境下，本土意识容易被意识形态化，轻则抗拒“一国”，严重的时候有可能走向激进，滑向“港独”的陷阱里。
回归之初，作为伟大政治实验的“一国两制”，让香港得以保留其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也是维系香港稳定和繁荣的根本前提，但与此同时，“两制”在无形之中，也造就了陆港两地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交流还是社会发展等多层面的区隔，这便是为何20年过去，一些港人依然能够以游离心态看待“一国”的原因。
因为这种区隔，加之香港青年世代自小缺乏对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的了解，不像他们父辈或祖辈那样有着强烈的国族感情和认同。出于对内地的不了解以及意识形态认知所产生的负面印象，他们很容易在当下这个全球掀起反建制主义的时代，借助“两制”给予的安全隔离环境，形成一种特殊的本土意识，甚至是一种如美国政治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样人为虚设出来的本土认同——而这显然与北上广，甚至其他地域的本土截然迥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香港本土思潮兴起时，往往表现出的迹象都比其他地区的本土更激进，甚至容易被港独裹挟，呈现排斥乃至否定“一国”的非理性状态。特别是少数自诩“本土派”的“港独派”，以学术研究的名目作为掩护，将诸如命运自决、香港独立等言论公然登堂入室并大肆渲染，使“本土”的原意异化。
本土派必须要与“港独”切割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香港存在健康本土派。只不过遗憾的是，在激进本土乃至“港独”的喧嚣声音干扰下，一些主张温和的香港本土派整体因受到港独思潮蔓延散播的捆绑劫持，而被长时间忽略，更遑论去发挥它们应有的积极作用。当此之时，健康本土派唯有进行自我检视，与港独作彻底的决裂和切割，才能掌握主动权。
而就在习近平抵达香港前夕，该地区的湾仔金紫荆广场却遭遇主张“港独”人士的示威(图源：Reuters)
要看到，港独已成“一国两制”实施中的一股逆流，这种极端分离主义的政治诉求，对香港社会释放的破坏力不可小觑。中国的宪法和《基本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国家主权与领土，以及香港的不可分割性，而港独明显是与此宪政秩序公然对抗。
不仅如此，香港民主化发展的停滞亦受港独拖累，当前相关的社会反应因不满政经受困，转而希望街头抗争终止，回归理性。近期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近日公布了一项有逾千人参与的民调结果，数据显示全年龄层受访者对“香港独立”的支持度，比去年同一调查减少6个百分点，由17.4%下跌至11.4%，特别是15至24岁人士对“港独”支持度仅约15%，较上一年大幅锐减24个百分点。当港独气势正在年轻人中大幅退烧之时，更加印证了这绝非可行的政治选项，就像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Patten）所说：“谋求香港独立一定是个可怕的错误”。
而对于香港本土派来说，必须保持政治清醒，要认识到激进本土和港独根本不可行，若执迷不悟还会置“一国两制”于极其危险境地，而一旦“一国两制”不幸失败，香港的损失将不可想象。特别是在更多务实的港人开始尝试重新去理解中央政府和特区之间的关系，并渴望让政治告别暴戾与斗争，让关乎民生的议会回归理性讨论时，本土派若想获得民意更多认受性并在政坛站稳一席地位，更应如此。因为这不仅是利己的最优选择，也是切瘤保命的必要项。一个“聪明”的本土派若想未来朝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那么当下的“忍痛”切割与调整则必不可少，也迫在眉睫；但如果一意孤行，继续被激进本土和港独绑架，无异于自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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