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Heather Nauert）6月29日对媒体证实，美国国务院已批准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后的首宗对台军售方案，总价值约14.2亿美元。相关通知书目前已送交国会。美联社称，此举势必激怒中国。
根据媒体报道，此次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共有7个项目，包括早期警告雷达的技术指导、反雷达导弹、鱼雷和SM-2导弹零件等，但不包括蔡英文提出购买的F35战机。美国国务院已在周四（29日）通知国会，国会议员有30天的时间否决议案。
特朗普此刻宣布对台军售时机敏感（图源：Reuters）
而结合此前“台巴断交”，蔡英文政府对外宣称欲重新评估两岸关系，而今美国政府祭出此举，会否掀起新一波的台海风暴，留给外界想象的空间。
军售议题老生常谈，一直牵动台海两岸。美国现行的一中政策，按照美方长期的口径，是基于美中“三个公报”即《上海公报》、《建交公报》与《八一七公报》的“一中政策”。
而随着卡特（James Carter）政府从1980年1月1日起终止与台湾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国会改以通过《台湾关系法》延续双方自冷战时期开始的军事合作关系。
在此政策基调下，1982年中美签订《八一七公报》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又提出《对台六项保证》，承诺军售台湾。2016年，这一保证更在联邦众议院通过的《台湾决议案》中被首度诉诸文字。回顾历史不难窥见，对台军售的催生实际是冷战时期美台军事合作的延续，意在遏制对岸。
但此政策行至今日，也面临中美力量消长与台湾政治转型变化带来的多重挑战。近年来，随着中美各领域合作的日益深化，尤其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后，以美国利益优先，放弃台湾实现“中美大交易”的论述也开始出现。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欧文斯(William Owens)曾于2009年11月在《金融时报》撰文主张美国应停止对台军售，换取和北京建立全面信任友好的新型关系，打破崛起国与霸权国相互敌对的历史宿命。
而哈佛大学研究员凯恩（Paul Kane）则于2011年11月在《纽约时报》发表《为拯救我们的经济而摆脱台湾》一文，同样主张美国停止对台军售，以说服中国大陆免除美国国债。
虽然“弃台论”并非美国的主流思维，但是类似声音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随着中美力量的消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利益下降，华盛顿方面对台海事务的介入已经触礁，再不可能像过去一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除了历史渊源与意识形态的考量，美国对台军售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利益链条，面对庞大的军工复合体等特殊利益集团，面对军火掮客在国会的穿梭游说，加之美国主流观点仍难以跳脱坚持美国称霸下的冷战体系，妄图以主打“台湾牌”来发挥美国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中的作用。可以预见，未来对台军售的政策短期内仍将延续。
而对台湾来说，历任政府无论蓝绿，都对向美采购武器“矢志不渝”，这当中除了沿袭国共内战的余续，台湾内部政治结构的改变，无疑为对台军售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由于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扮演着台湾保护者的角色，蓝绿政治角逐中都试图争取美国的支持。
蔡英文就职以来两岸政策上“联美制中”的意味明显（图源：其他网络来源）
马英九任内虽力主两岸和平，但其任内三年多的军购金额就以超过扁政府的八年与李登辉执政的十二年。可以说“挟美自重”变成了不分蓝绿的最大公约数。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在遏制中国的同时也尽力避免将自己卷入其中，台海局势的紧张也挑战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统、不独、不战”原则的底线，陈水扁任内大搞“烽火外交”迫使美国频频介入灭火。
尽管独派势力的崛起与美国的支持不无关系，但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出发，华盛顿方面又不得不在紧要关头勒紧缰绳，以免局势失控，所以对台军售于美国来说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
无独有偶，在特朗普批准对台军售之际，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6月28日表决一项国防议案，以21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允许美国海军例行性停靠高雄或台湾任何适宜港口，并允许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也接受台湾船只停靠。台湾“国防部”与“总统府”随即表达乐观其成。
对北京来说，此举无疑被解读为刺激中国大陆的敏感神经，撼动40年来美国政府奉行的“一中政策”，势必拉高台海两岸的紧张局势，引发新一轮的政治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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