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科学计量学家、普赖斯奖得主Loet Leydesdorff（路特.莱兹多夫，原译为洛埃特.雷迭斯多夫，但莱兹多夫更接近这个名字的发音，故改译）和另外三位学者在SSRN Electronic Journal杂志2017年1月号发表合著文章，The Measurement of Synergy in Innovation Systems: Redundancy Generation in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创新系统中协同作用之测度：大学-产业-政府关系三螺旋中的冗余产生）。
该文第二小节的标题是“知识经济的兴起”，下面摘译该小节的前半部分：
在大英图书馆钻研了近10年后，马克思于1857年发表了《资本论》的“草稿”，草稿的标题是“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之大纲）。在这部作品中，马克思展望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代替他所批判的政治型经济（博主：political economy一般译为政治经济学，但是，在这里，用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来代替的不应是政治经济学。所以，我试译为“政治型经济”）的可能性，他之所以批判政治经济学，是因为其在意识形态上认可从劳工身上榨取财富从而原谅剥削行为。他写道：
大自然不会造机器，造机车，造铁路，造电报，造走锭精纺机，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勤奋努力的产物；转化为人的器官之自然材料将支配自然，或支配人对自然的参与。这些转化而来的人脑器官是人手所创造的；知识之力量客体化了。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了普遍性社会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自身的条件在多大程度上处于一般智识（intellect ）的控制之下并随之获得了改造。在多大程度上，社会生产的威力已被发挥出来，不仅是以知识的形态，而且是作为社会实践及真实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该书706页）
请注意，马克思确定了一个反映这一变迁的指标：“固定资本的发展”。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之大纲中）详细讨论了如何将这个指标操作化，并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任务：研究一下科学技术是否已经替代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更主要源泉。在他那个时代，尚不存在能处理两个独立变量的模型。
又经过10年的研究，马克思在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中结论说：当时的主要矛盾仍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然而，在该书393页的89号脚注中，马克思再次指出，“技术向我们显示了人类与自然间的能动关系，显示了我们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如果技术能将人类充分地从工作中解放出来，资本主义的性质就会改变，因为“这一生产方式的根基坍塌了”（《资本论》英文版709页，原文就是斜体字）。换句话说，他展望到了与共产主义革命不同的一种制度变革。
在他那个时代，马克思就见证了知识经济兴起的序幕。例如，Henry Perkin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的英国开展的染料研究，在德国转化成了一个产业。然而，Noble（1977，第7页）争论说，“从技术上讲，重大突破是19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他将“科学与实用工艺联姻”的时间范围定为1880至1929年之间。Braverman（1984）引入了“科技革命”的概念来标记这个时段。……
将科学技术纳入生产过程使得系统以另一种动力学演化（熊彼特，1939）。可以认为，市场和政治制度都是寻求平衡的，而知识的社会生产是以非平衡方式动态发展的，于是，进化论有助于创新系统的分析。二战之后，演化经济学这一新领域逐渐变得对于创新元勘（innovation studies）至关重要。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围绕知识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制度条件之辩论方才引人注目。在那之前，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模型和共产主义模型之对抗一直支配着冷战。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1989年之后的开放，围绕政治经济学的辩论就风光不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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