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首段子流行：贪官忙着转移财富，中产忙着发家致富，底层寻找山前之路。虽是坊间笑语，亦折射了社会与阶层的分裂，各种利益团体的分歧。改革的多赢与共识时代，已经终结。世相纷乱，危机四起，中国急需寻找一种共存共荣之道。
概而言之，中国需要实现五大共和。
（1）阶层共和。
当下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好的苗头，就是阶层失衡，出现了阶层分化和分裂。
2016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远远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而民间机构测定的中国基尼系数更大。
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财富过于集中，贫富分化严重，一般民众在财富上的成功的希望日益渺茫。
三年前，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其实，阶层的分野，各个国家都有，但是，最重要的是，各个阶层，应该能够自由流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阶层逐步固化，纵向流动日益困难。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拼爹”替代了拼能力，造成社会不公。
有学者将中国社会分为七个阶层，分别是权贵阶层、官僚阶层、精英阶层、国有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农民阶层、无产阶层。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是中国阶层分裂，几成公论。而阶层的固化，则是青年不敢做梦，产生精神懈怠的根源。
阶层分裂，亦令人痛心。比如，在当下，部分城市贫民阶层歧视民工，误认为他们占去了自己的工作机会，其实，利益阶层的坐大，才是剥夺大众生存机会的最大障碍。
先富带动后富没有成为现实。
在权力经济色彩浓厚的领域，贪腐官员和财阀势力联手，将巨大的财富席卷国外，留下万民嗷嗷待哺。反过来再嘲笑民众。炫富炫权，耀武扬威。
在经济领域，依靠权力致富的财阀与依靠市场竞争艰难生存的企业家，俨然成为对头，已经分裂，曹德旺、宗庆后等实业家，多次炮轰地产金融财阀，直指地产金融独大，压制了国家经济活力。
阶层分裂，阶层之间的互相仇视，是国家走向动荡的重要原因。
由此，未来中国需要弥补阶层裂痕，使各个阶层在机会面前平等，同时，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各个阶层，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收入，使改革的成果，能够为各个阶层共享，最终实现“阶层共和”。
（2）区域共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在社会领域，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在区域经济战略层面，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正是在此大势之下崛起。
中国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中西部地区的两倍，只有东部的一半。就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说，差距则更大。
2016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305元，而同期贵州为15121元，贵州仅为上海的28%，如中西部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能够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则将催生巨大的经济能量。
从全球发展历史来看，大国的强盛，莫不伴随全国的均衡崛起。美国也是在“西进运动”后，才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国。地藏菩萨曾发誓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所有的城市和区域都特别富裕，但是应该是没有特别穷地方的，中国未来亦需如此。
权力主导的作用，在中国区域发展中仍然势力强大，在此情况下，未来中国需要均衡各种资源，比如，央企都集中在北京，未来可将部分央企总部迁往地方，教育部直属高校可以大部分迁往全国各地，北大与清华，可一南一北，将清华大学迁往南方。
（3）经济与环境共和此前，中国的高速发展，主要是粗放式的，一路狂飙突进，一路对环境和资源造成了巨大破坏，去年开始的雾锁北京，大城市里的堵车病，山林被毁坏，资源被破坏等乱象，还有就是各个地方削山造城。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模式，四年前罗天昊提出衡量地方发展质量的五大指标，亦被迫于此。
环境的挑战，成为中国三大挑战之一。雾霾区高峰期影响范围达17个省市，超过国土面积的7分之一，形势严峻。
在国家层面，五大发展理念中，已经将绿色发展列入其中。
知易行难，最难破解两难的，是落后地区。
是要发展，还是要环境？如果要保持生态环境，国家能否负起责任，补偿当地的牺牲？
例如，南水北调中线的起源地，很多地方做出了牺牲，国家的补偿到位了吗？北京出血了吗？
（4）城乡共和另外一个发展的不平衡，是城乡失衡。城镇化的进程，绝对不能以牺牲农村为代表，当下中国农业凋敝，农村溃败，令人痛心，未城镇化必须实现城乡共荣，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以及农民在公民生活，社会权利以及价值观三个方面的现代化。
农村中存在众多问题，其中，有两大问题最为核心，其一是半吊子的土地改革需要彻底转变。
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有承包，没有联产，农村的产业效率低下，总体价格竞争力不足。此外，农民的土地问题，悬而未决，未来需要立法进行彻底厘清。
其二，是形同印度贱民制度的身份歧视。
国家将户籍分为农业户籍与城市户籍，某种意义上，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尊严。
除城市周边少数拆迁户，以及苏浙、广东等少数富裕地区的农村外，多数不发达地区的农民，都不愿意投生于农村。
中国如不从社会制度上，改革现行户籍限制，真正消除身份等级的隐性分裂，从文化上真正实践人人平等的信仰，长久必影响社会稳定，虽有庞大的农民阶层，却再无国民愿意做农民，虽有众多的职业选择，却再无国民愿意从事农业，振兴农业，则无从谈起。而数亿农民，也无法找到未来。
农村的振兴，其实就是城市的自救，亦是城市的延续，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战略，必须造福于农村，重振农村。
（5）传统与现代共和最近几年，文化复古抬头，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遗毒，一直没有得到清算，所有的古帝国的后裔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土耳其，都存在一个痛苦的选择与疑问，传统文化，到底是历史的包袱，还是未来的宝库？ 最近，印度前总理尼赫鲁的名作《印度的发现》重新风靡，甘地的纺车，成为对抗英国的象征，但是，印度人痛苦地发现，纺车与机器的区别，恰恰是印度与英国最大区别之一。
中国也有类似的困局，最近几年，主流思潮认为中国要学新加坡模式，儒家思想加市场经济。但是，李光耀说了，新加坡的崛起，更多是因为现代文明。
中国要实现文化的复兴，首先必须建立在对于传统文化改造的基础上，先摧毁，再重建。
再加之对外开放与吸收，必可完成文明的涅槃，老树发新芽。“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也给予中国创造新型文明以重大契机。
现在央视的百家讲坛，说是百家，其实就是一家，只讲古，不讲今，只讲中，不讲外，中国急需开眼看世界。
欲复兴中国。为长久之计，则中国急需抑制权贵，伸张民权，造就普遍之平等，铸就普遍之希望。
在政治领域，削弱官权，还权于民，在经济领域，抑制垄断，扶助民营，在社会文化领域，开放管制，成就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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