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720事件”起事者并非针对中央文革的王力个人，他们怀疑、斥责的对象，是周恩来、陈伯达和整个中央文革，实质是针对中共中央。保守派“百万雄师”一成员声称：“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
今天是文革期间震惊世界的“武汉720事件”五十周年。
1967年的“720事件”，连续发生多次过山车似的戏剧性大转折，每一个转折都出乎上至毛泽东、周恩来，下至普通老百姓的所有人意料；而且因涉及众多群众组织和人物，头绪繁多，要用很少的文字说清楚，很不容易。这里我尝试一下——
1967年3月，以陈再道上将为司令员、钟汉华中将为政委的武汉军区发布通告，认定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受反革命分子操纵，予以取缔，抓捕数百人。武汉其它各造反派组织，包括与“工总”曾有较深矛盾的造反派组织感到唇亡齿寒，认定陈、锺是掀起对抗文革、镇压造反的“复辟逆流”，于是发出为“工总”翻案的呼声，要求军区放人平反。而武汉地区各保守派群众组织，联合而成“百万雄师联络站”。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冲突日益白热化，发生多次大型武斗流血事件——那时我是一个停课闹革命的初中学生，我的印象是，多半是保守派策划、动员数千上万人，一个又一个地攻克造反派据点。
1967年7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指战员和“百万雄师”得知周恩来代表中央做出的批评军区、要求平反“工总”、放人的指示后，情绪既为抵触。7月18日晚，周恩来返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在视察中发表了带有支持造反派倾向性的讲话，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8201部队官兵涌进王、谢住地，要求他们回答问题，遭到拒绝。一些群众冲进去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批斗并动了手。王力随后被保护他的军人转移，送往北京。
随后，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乘坐数千辆大卡车，排成四路纵队，在武汉三镇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王力”“打倒谢富治”的口号，武斗更急剧升级，震惊了全国。
当时毛泽东居住在武汉东湖宾馆。当时局势混乱，传为“兵变”，为确保毛的安全，周恩来特别安排毛当日乘飞机飞离武汉前往上海——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值得一提的是：飞机驾驶员是潘景寅，也就是后来“913”事件中林彪一家乘坐的三叉戟飞机的驾驶员。
中央迅即对“720事件”表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变”。7月2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百万人大会，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出席。此后，全国各地声援武汉造反派。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8201部队被指为“叛军”。
当时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党内、政府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全国掀起“揪军内一小撮”而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不料，“720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形势再次突变，令刚扬眉吐气的造反派顿时傻眼。刚刚被盛大欢迎回京的王力，连同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事关锋，被以“反军乱军”“小爬虫”的名义被抓，随后他的另一名同事，一度担任中办代理主任的戚本禹也垮了台，他们都成了中共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关十多年。
在文革期间诸多以日期命名的事件中，“720事件”的知名度，仅次于“913事件”（1971）和“四五天安门事件”（1976）。文革结束四十多年来，回忆和研究这一事件的著述极多，武汉许多群众组织的头头和骨干留下回忆录，其中“720事件”都是绕不过去的一章；前几年我参与编辑《林豆豆口述》一书，她尽管不在现场，也有关于这一事件期间她父亲、吴法宪等人态度和举措的回忆。而研究者中最权威者，无疑是徐海亮。徐海亮1944年8月出生，1967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长期从事水利技术、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自学与研究科技史、共运史、法国大革命史、文革史。他的《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出版之后，成为所有文革研究者的必读书。今年他又出版了《武汉“720”事件实录》（2017增订版，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厚达585页，其中珍贵历史图片多达近50页。本书从7月13日逐日记录到7月31日，而且还辑入了关于武汉文革的许多重要文献，包括毛泽东1967年7月25日在中央《给武汉市 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话，以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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