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时称“六集电视连续节目”），在1988年6月16日首播，苏晓康和王鲁湘为总撰稿人，夏骏为导演，学者谢选骏为全片的主要内容最初策划者。
《河殇》以类似报告文学的风格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论点是：中国以河流、大地为根基的内向式“黄色文明”导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后；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以海洋为根基的“蓝色文明”学习，并应该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为了令这套系列片的论证更加权威，作者引用了众多西方理论，包括魏特夫的水利文明东方专制论、黑格尔有关中国陆地文明趋于保守的说法、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的一个早期观点----除基督教文明外，所有其他文明，不是已经湮灭，就是步向死亡。
《河殇》的“河”指黄河，此片由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蓝色海洋”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辨析和评判，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后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
谢选骏搞文化研究，充满灵气，凭着这灵气，追究问题很深刻。他写了厚厚的几本书，如《荒漠甘泉》、《神话与民族精神》和《空寂的神殿》等，都颇具才气。《河殇》中关于长城、黄河、龙的议论，就先见于他的著述如《神话与民族精神》中。
谢选骏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批判。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称作黄河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表现为当权者对人民的恩威并济和反复无常，这也正是黄河千百年来的秉性；另一方面，人民则养成了另外两种坏的性格，即受虐心态和对恶势力的崇拜敬畏，以此作为无能为力时精神上的藏身洞穴。他说：“黄河的不可制服的存在，对人是一项灾难。但人是奇妙的，他会奋起反抗，当反抗无济于事时，他的努力转向了，他把抵抗解释成一桩愚笨的事，而把屈从化为一项美德，以此来安慰自己受到彻底伤害而无法复原的心灵。很难说，在 ”谢选骏的理念中，更主要的成份是对中国人的理解与谅解呢，还是揭露与批判，抑或只是深深的哀叹？
谢选骏意识到当代中国人失去了普遍正义永恒之善等观念，养成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习性，而在古代，天意伦理却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恢复这一传统，便犹如西方人确立上帝存在和自然法观念一样，对于建立平等、法制的社会意义重大。
谢选骏从中国的文化遗产中找到有价值的成份，指出再没有什么比天子观念更好了。无论中国发生什么变化，让人们接受天子观念都是非常有益的；就是说，人民只承认皇帝是上天之子，必须替天行道，这样，上天就是普遍正义的象征，而皇帝并没有绝对权力。当时人们对此不以为然，今天倒发现其深刻之处。周朝以前，中国人的天法观念很重，认为上天公正有力，明察秋毫，这是超越于人意之上的法，包括皇帝在内，人人都要遵守。这一点很接近西方的自然法观念，与基督教文化亦有些相像。那时，让贤、代政、举兵，莫不以天意天法为依托。春秋之后，管仲、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相继制定人法，保持天法的普遍性却加进了人为性，失去了超人性，最后一一归于失败。后来统治中国的诸多皇帝，一直是靠人治，既不是天法，也不是人法，接近于无法无天的状态。但直到明朝，超人之法的观念仍然很有些力量，如万历皇帝想立次子常洵代替长子常洛为皇储太子，因不合伦理遭文官系统的反对，而终告失败，这类事便是例证。谢选骏的这一研究获得成功，不管将来它能在中国派上多大用场，这毕竟是更深文化层面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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