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政才被中共官方通报“严重违纪，接受调查”，在政治观察者眼中是终于落地的“重磅靴子”，但在大陆舆论中，除了官媒毫无新意的评论与各地忙不迭的政治表态，与五年前薄熙来的落马相比，并没有让人感到有多么强烈的冲击感。但这或许只是中共在十九大前夕严控舆论的假象，“水面之下”的波涛汹涌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十八大前更甚。
孙政才的落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五年前薄熙来的落马。两人最后的地方性职务都是重庆市委书记，都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落马的时间则都是在新一届党代会前夕。
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曾被外界认为是未来进入中共权力核心层，即“入常”的热门人选。
从舆论角度去观察，中共十八大之前的短短几个月内发生的一连串政治意味浓厚的事件，所掀起的波澜要比今天大的多。
2012年2月，王立军叛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像一根导火索，带出了同年3月薄熙来的落马。而就在薄熙来出事仅仅两天后，北京保福寺桥下一起神秘的法拉利车祸，牵扯出了另一位当时的中共高官令计划，而在背后帮忙“摆平”车祸麻烦的，则有周永康等人。
这一系列事件让中共十八大前的政治空气霎时间变得诡异。薄熙来通过经营数年的“唱红打黑”，俨然成为中国大陆当时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外界都看好他能在几个月后“跻身最高层”，却突然目睹了他手下叛逃、政治生涯落幕的“神转折”，这让坊间与社交媒体上衍生出各种演绎。
令计划之子意外车祸身亡之后的连锁反应，更是传出了京城卫戍部队异动、北京市区夜里传来枪声等至今未能确证的消息。
十八大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换届的节点，在这样的时刻发生一连串高度戏剧化的事件，难免让众多老百姓都成了街头巷尾的“政论家”，大陆社交媒体与众多国际媒体也陷入“狂欢”状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舆论确有“狂欢”的理由，中共官方将周、薄、令等人称为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对他们的整肃“消除了党内重大政治隐患”。
当然，这都是后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同一年4月，维权人士陈光诚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出走美国。这虽然与政坛纠葛无关，但显然不是令中国政府脸上有光的事，民众也乐于将其一并归入到茶余饭后的谈资当中。
相比之下，进入2017年以来，在中共十九大前夕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大陆舆论场显得平静许多，哪怕突然出现了孙政才的“严重违纪被调查”。应该说，这样的情形并不正常。
作为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唯二的“六零后”，孙政才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一直被视作中共未来最高领导人最有力的竞争者，甚至在很多观察人士眼中，当“习李组合”退休之时，很有可能会由“胡孙组合”接班。
而重庆的GDP增速近几年来一直在全中国领跑，头顶这些光环的孙政才突然从希望之星变成了落马官员，这样的反差本该在舆论中掀起不输给薄熙来落马而产生的波澜。
更何况十九大之前的“多事之秋”同样不比五年前逊色：逃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不断通过社交媒体与直播曝出“政治猛料”，尽管其通过揭露“权斗与腐败”的方式将自己包装成“政治受迫害者”的手法十分拙劣，但“不断重复的谣言总有人会信”的笨办法的确给中共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此外，前不久大陆知名民运人士刘晓波在病入膏肓之际未被放行出国治疗，也让中国政府受到国际舆论的一致抨击。刘晓波逝世后，光是香港地区就不断发生着一边悼念刘晓波、一边抗议中国政府的民运活动。
而十九大对于习近平以及中共这个百年大党来说，又是格外重要的历史节点。一方面，习近平已经在第一个任期将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基本搭建完成，但同时在具体问题的落实上，大陆各地屡次暴露出“中梗阻”的问题，被外界批评动作缓慢、效率不高。也就是说，已经被确立为中共“核心”的习近平，还需要在未来五年进一步实现自己“四个全面”的大计。
更为关键的是，习近平在十九大任期内的成就，很可能直接决定了他能否实现 “毛邓习断代”的政治抱负。而这一切的基础，首先是2017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能够“平稳过渡”。
从这样的背景意义来说，十九大前夕孙政才落马、郭文贵的杂音这些热点政治事件，更不应该让舆论显得如此沉寂。
有评论认为，官媒与社交媒体在此时的“淡定”源于中共在2017年初实施的一系列舆论管控措施，包括整肃官媒的自办栏目、关停一批粉丝量巨大的自媒体、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等严厉制度以及前不久对VPN的封禁等等。当然，其中的大部分举措确为依法进行，但还是不免给外界“护航十九大”、“稳定为先”的观感。
不过，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内里的汹涌。民间出于顾虑，有关孙政才、郭文贵的各种讨论多限于社交媒体上点对点的传播，辐射力极为有限，但并不代表关心的人不多。相反，舆论的肃杀越发显得十九大前空气充满紧张感，在某种程度上说，“水面下的暗流”要比十八大前夕明面上的波澜更加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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