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下午，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应华光文化协会等团体之邀，前来新泽西演讲答问，在三个多小时中，数十位听衆提出上百个问题，从周恩来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爲，到高文谦所着《晚年周恩来》一书资料来源、体例安排，书中关于“周恩来是文革的执行者也是受害者”等许多提法是否妥当，对林彪事件的评价是否正确，等等，不一而足。高文谦作了详细回答。多维记者根据录音整理了记录稿，并交高文谦本人作了必要修订。多维继续刊载如下。出于篇幅均衡的考虑，刊载未完全按照当时问答顺序。
提问：书中提到“周是文革的执行者”，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如此提法，怎样看中央文革当时的角色？周是执行者，你认为他是主动执行还是被动执行？
高：周是文革执行者的历史定位，是根据史实做出的判断。文革中，周一直处在第一线，是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他先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取代刘少奇，被毛指定主持政治局工作，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二月逆流”后，党内元老派全军覆没，周又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随后被指定为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主持在大乱之中唯一存在的权力机构。九大选出了新一届领导机构，他又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一直到1975年他病重为止。开展文革虽是毛的个人意志，却是通过党的正式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因此，无论周在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还是作为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至于周是主动执行还是被动执行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两种情况都有。
中央文革的角色，我在书中有详细的介绍。毛发动文革主要是通过两套班子：一是周所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二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两者交错使用，侧重点有所不同，前后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前者主要是用来支应局面，承担组织工作，如检阅红卫兵，大串联等；后者开始主要是搜集情况，起草文件。后来，毛越来越倚重文革小组，通过它来指挥运动，权势也变得越来越大。周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有分工，有合作，有分歧，有妥协。
提问：高先生，你研究文革和周多年，掌握大量材料。请问：《争鸣》杂志上曾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文革的目的是打倒周恩来》，列举了不少事例证明这一点。你对此同意吗？此外，当时戚本禹在北大一次群众大会的讲话中，有意把周排除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你认为这是毛打周的试探气球吗？
高：应该说，毛发动文革的目标是打倒刘少奇，而不是周恩来。在毛发动文革的格局中，周是不可缺少的借用力量，需要依靠他来应付维持局面。这正是周能够在政治上生存下来的客观原因。不过，毛对周不时表现出来的对文革的暧昧态度，却很不满意，时时敲打他，提醒他不要重犯以往在路线斗争中“调和主义”的错误。
二月逆流后，社会上掀起倒周的浪潮，贴了许多大标语，指周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我当时是中学生，没什么事，整天骑着车在街上转看大字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毛不满周在“大闹怀仁堂”中的暧昧态度，有意敲打他一下。江青一干人也想藉这个机会整一下周。戚本禹的讲话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周是否被打倒，不在中央文革，而在毛。我想毛那时并没有下决心打到周，当时正是天下大乱，需要依赖周控制局面的时候。如果这时候倒周，会自乱阵脚。
此外，与抓叛徒活动也有关系。当时主要是针对刘少奇和北方局的六十一人集团，结果把周的“伍豪启事”也翻腾出来。当时周的地位一度似乎岌岌可危，周本人也很紧张，放下手头上的一切事情去查资料，连夜向毛写报告申说。当时是外交部保周的头面人物王、唐两位小姐，向毛写了一封信，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毛当时搞了两手：一方面对王、唐来信做了批示，指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让文革小组向造反派做工作。另一方面，毛又把“伍豪启事”的问题挂了起来，批给文革小组留存，以此来要挟周，让他好自为之。周在政治上最不好过的日子，不是在天下大乱的时候，而是在林彪事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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