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终于继高科技泡沫破灭、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扑向全球。金融与经济大恐慌、大危机、大萧条尚未到来，但世人均在极度不安与恐慌中不知道海啸的震荡与冲击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与此同时，救世举措的大手笔一个比一个更为惊人：继美国的8500亿美元“舒困”计划后，欧洲更是抛出两万亿欧元（约合2.7亿美元）的超级救世方案。日本、韩国、俄国和中国也都纷纷出台规模不等的方案。全球股市却在反弹后，连续大跌乃至暴跌，实体经济部门也开始受到拖累。
一、美欧资产与资本的“劣质性”与“竞争劣势”
林毅夫等不主张中国抄底美国金融资产，理由很直观：投行的核心资源是人才，而中国即便是购并到了欧美资产，也未见得留住欧美投行顶级人才。这不无道理。但是国际金融、资产与资本博弈，同国际经济博弈一样，其根基在于竞争优势，或至少是比较优势，而不取决于一维或个别性的要素及其积累。
尽管美欧，尤其是美国一流经济与金融大家、大师与名流，都曾不厌其烦地分析、预测甚至警告，美国低储蓄-高负债-高逆差-高消费循环流转终将陷入困境与灾难，但孪生赤字加上信用大爆炸，在信息革命和房地产与股市双大牛市之下，还是在数十年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兼并与整合狂潮下，被深深地淹没在非理性繁荣的狂热和大规模-多层级的庞奇游戏的利好之中了。
格林斯潘神话、克林顿繁荣、里根-撒切尔革命，伴随着全球化、私有化、自由与民主等“普世价值”，就如同美国大片、大众传媒或文化、欧美风情一样，扫荡全球、行销世界并好像“势不可挡”。华尔街胜算与麦当劳、沃尔玛“通吃”，成了所谓后现代化产业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然而，无情的金融海啸把外包、产业空洞化、资产劣质化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
美欧资产与资本的优质性一面和竞争优势依然存在，而且在今后二十年至半个世纪内仍旧会发挥作用。但从整个态势看，其已基本渡过鼎盛期，进入全面或至少是战略局部的衰退期。其资产与资本的“劣质性”和竞争劣势集中体现在：第一高能货币的低能与“低值化”。美元的贬值和欧元的即将贬值，都表明，作为元金融和价值度量衡的硬通货，美欧资产与资本均已陷入因财富锚锁定缺位和坚实财富支撑缺乏的价值虚无化阶段。
这是历史上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等解体与崩溃的基本原因之一；第二高能资本的虚置与低值化。权益资本（股票）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期。而未来现金流基于生产力优势，生产力优势来自于资本形成与创新。资本形成与创新是双元驱动。而今美欧因超低的储蓄和可怕的负债性消费，造成了无资本形成支撑、基础设施严重老化、产业设备（制造业）老化与过时和单纯创新（主要是智力）的独轮驱动。
结果企业与公司利润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下滑之中，靠不断地降息、兼并、裁员等来支撑；第三高能财政低能与低效化。财政金融乘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凯恩斯乘数，但其决非像大经济学家萨缪尔孙所教授的那样几乎是无条件的。当产业结构、金融结构、国民经济生态体系严重扭曲时，如像美国基本上靠信用扩张支撑经济运行时，公共财政的网络功能效用就会变得十分有限。
福利性的补救性的消费性和还债性的财政，会像饮鸩止渴一样，加大经济的非理性繁荣；第四高能汇率低能与低值化。美元从1971年尼克松冲击以来，已从准世界货币变成了“劣质”国际储备资产。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强势美元完全不同，今日的美元世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性的“劣币驱逐良币”和国际经贸惯性所致。欧元同新兴经济体的“真金白银”相比，在总体上同美元是属于一类的。
美欧资产与资本的劣质性和竞争劣势，从根本上是基于其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下的大产业布局、国民金融-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的方向性与结构性错误所致，也是西方文明动力学规律下的大国兴衰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资产与资本的优质性与竞争优势
完全可以从上述的高能货币、高能资本、高能财政、高能外汇四个视角，对中国资产与资本的优质性与竞争优势，进行全面把握与剖析，但一则由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与程度较低，二来中国金融生态体系与资本市场以及公共金融方面，都处于转型和初级发展阶段。因此，可以从更为广泛的视野来评估这个问题。
首先，全球金融海啸将是一场世界性的资产与资本重估与配置调整。美欧资产与资本的大规模缩水和财富流转，加上汇率和其它国际金融与贸易清算与交易手段的变更，尤其是国际竞争价值轴的变动，会使中国资产与资本的价值权重发生显著变化。欧洲与美洲（主要是北美）财富泡沫破灭和亚洲，尤其是中国、东亚乃至南亚的复兴与崛起，标志着大西洋时代的终结和太平洋时代的来临。
这种文明经济转型与升级是大国崛起与复兴的根本支持。中国资产与资本可能重新获得汉唐、元宋明及至清盛世时的国际示范与传递效应。这会大大强化资产与资本的优质性和国家竞争优势。
其次，东方文明中的节俭、储蓄美德和特殊的理财与国民心理账户结构，将会在国民金融结构优化的长期动态演进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这种被加尔布雷思称之为“方便的社会美德”会提供大尺度和长时间里的社会性“免费午餐”，在中国资产与资本的价格支持背后，提供无与伦比的强大的资本形成和储蓄积累依靠。在中国资产与资本体系下，存在的是可兑换，有实体支撑的“实体经济扩张”，而在西方却是建筑在巨大的债务链或超级社会性“空头”交易往来基础之上的“账面经济虚值”。
再次，中国资产与资本庞大存量池中，除了全国性的农业水利基础设施而外，基本技术与基础设施标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而美欧则多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七十年代以前的。并且中国的城市建设与骨干体系都不是美欧发达国家可以比拟的。
第四，中国资产与资本所内含的中国人口资源，已经从简单的规模优势，向结构与技术与素质优势转变。中国成为第一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第一工程师大国都具有标志性的战略意义。人口红利、人力资源结构、人力舒适空间和心理账户结构方面，中国资产与资本在其有机的构成中的所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
再造当代中国的“丝绸之路”，再现“白银资本”下的国际资本流向态势，吸纳全球的“遣唐使”（唐朝时日本派遣的留学生），只是时间和战略操作问题。
三、运作和经营的风险与操作
优质资产与资本并不能自动成为国际博弈中的财富获取。竞争优势既非永恒，也非牢不可破，而且同样不能自动构成国际财富流转的天然保障。当然，凭借优势资产与资本，凭借其竞争优势，可以在国际博弈中获得更大的拓展空间，获得更有利的竞争位势和谈判筹码，得到更主动的定价权、制度设计权及其运作导控权，但是运作和经营过程中依然存在着风险，要时时警惕，高度防范。
要经营好国际资产与资本，前提是经营好人民币资产与资本。人民币资产与资本运作核心有三：其一是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储备资产、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这会既涉及到人民币兑换，又涉及到人民币发行与经营。因此，其不但同时包含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而且更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布局问题。强化人民币硬通货地位，加强国际通用资产形象设计与包装，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系统建设等都是必要的举措；
其二是国内资本市场和票据市场（更广泛为金融市场）。作为元金融，高能货币既会演化成长期市场里的高能资本，又能演化出短期市场上的存贷款和其它信用票据。中国股权、产权和金融市场规模巨大，资产池的现值与潜值世属罕见。能够实现联动效应；
其三是国内债务市场。这是中国金融与资本市场和产业中的最大短板，也是造成中国投资群体短线主导、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最大的国民金融结构失衡原因之一。只有庞大、稳定的固定收益债券市场的存在和支撑，资本市场繁荣才能因而持久，投资群体理性才能在投资工具体系和制度上的获得足够多的有效选择空间。
要经营国际资产与资本，主要内容是跨国或国际投资与整合。这包括下述五项最基本的运作：（1）迅速将中投公司（CIC)，从管理机制到人力资源，从投资领域到资产规模，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国家主权基金投资主体和营运机构，使其能够成为雄踞全球的超能投行和兼具全球资产管理及其它资产运营的超级“金融帝国”；（2）从国际金融博弈大战略之高度，灵活并科学地进行人民币汇率的战略性升值和调整（包括适时适度贬值），在运行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3）时刻瞄准国际金融与资本市场被低估和已经大幅度缩水的那些资产池，进行积极资产配置的国际价值投资策略操作；（4）把国际资本运作和“走出去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在国际产业链拓展、国际贸易结构与通道升级、国际优质资产获取、国际竞争价值轴变更等重大经济-金融战略层面上，展开跨国并购和资产池管理与经营；（5）提升文化与政治交往同经贸与投资整合的综合放大效应，把形象、品味、前沿管理等价值，注入到国际资产与资本经营活动之中，形成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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