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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追逐权势而不择手段:汉元帝时期的四大无耻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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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是指那些以政治活动为职业,为了本阶级、本集团或个人的政治需要而进行政治投机、玩弄政治权术的人。汉元帝时期就有这样的政客,而且人数还不少,下面我们就举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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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朋

汉元帝即位之初,萧望之、周堪等士大夫阶层暗中与外戚史高、宦官石显等争权夺势。为了扩大势力,萧望之、周堪多次网罗天下名儒和有才能的人,并把他们推荐给汉元帝。

郑朋想要依附萧望之、周堪以让自己升官发财,便上书举告史高派门人私下与各郡国暗中勾结谋利等罪行。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周堪见郑朋举告政敌史高等人的罪行,自然很高兴,把他推荐给萧望之。萧望之接见郑朋,开始时还好,但接触的时间一久,萧望之发现郑朋是一个奸邪的人,于是便与郑朋断绝了来往。

郑朋因此怨恨萧望之,转而投靠史高的外戚集团,并告诉史高:之前他之所以举告史高是萧望之、周堪等人指使的。他还向史高举告萧望之有“小过五,大罪一”。

史高闻言大惊,这才知道萧望之、周堪等原来想置自己于死地。于是,史高与石显等宦官暗中联合,奋起反击,依据郑朋所提供的萧望之等人的罪行,反告萧望之等,使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纷纷被罢官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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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贡禹

汉元帝在当太子时就已听说贡禹与王吉精通儒家经学,德高望重,即位后便派特使把贡禹和王吉招进京来,准备委以重任。

王吉好不容易得到进京为官的机会,可惜命不够硬,在进京途中病逝了,唯余贡禹一个人来到京城。汉元帝因此更加珍惜贡禹,不仅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还多次谦恭地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捏了几次鼻子,终于向汉元帝说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他说:“古时候,君王都很节约,因而用度也很有限,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没有其它赋税遥役,所以家家户户都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御马不过百余匹。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恶性发展,就越来越严重了。上行下效,臣属也跟着奢侈。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太古,当然困难,但至少也应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迹。现在,宫殿的兴建,告一段落,已经无可奈何了,而其它的开支,应尽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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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禹建议汉元帝实行节俭,这话有问题吗?表明上还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却一语戳穿贡禹所玩的小心思。

司马光认为: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意思就是说,汉元帝最大的问题是听信谗言任用佞臣,而贡禹却拈轻怕重、避实就虚,建议汉元帝践行节俭。所以贡禹这么做,不是忠臣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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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诸葛丰

诸葛丰是琅琊人,曾任司隶校尉,以特立独行、刚正耿直著名于朝,他不畏权贵,站在周堪、张猛等士大夫集团一边,不仅多次向汉元帝表扬周堪、张猛的品行,还屡次举告、揭发贵戚的不法行为。

后来,诸葛丰因罪被降官,徙为城门校尉。这时,汉元帝重新起用周堪为光禄勋,并任命周堪的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

诸葛丰怨恨周堪、张猛不能保住自己的官位,于是便上书汉元帝,控告周堪、张猛的罪行。

之前在汉元帝面前表扬周堪、张猛品行的是诸葛丰,现在给汉元帝上书控告周堪、张猛的,还是他诸葛丰。诸葛丰这么做,显然不是为了朝廷进善去奸,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前程。

因此,汉元帝认为诸葛丰“不内省诸己……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把诸葛丰贬为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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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兴

汉元帝既宠信石显,又想重用周堪。可惜石显与周堪势不两立,所以周堪复官时,遭到石显党羽的一片责难。

当时,杨兴因为有才能而被任命为长安令,颇受汉元帝信任。汉元帝知道杨兴平时经常赞誉周堪,所以就像让杨兴站出来为周堪说说话。但汉元帝又不好直说,于是换了一个方式,问杨兴说:“朝臣们都责难周堪,为什么呢?”

汉元帝这么问,是希望杨兴能够替周堪辩解。不料这杨兴其实是一个投机取巧、察言观色的人,他以为汉元帝这么问,是因为周堪已经不得汉元帝信任了。于是便按照汉元帝的“意思”,把周堪狠狠地数落了一番,说:“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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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捐之是汉初贾谊的后代,因为多次批评汉元帝的宠臣石显,想当官而不得。杨兴是贾捐之的好友,某次,贾捐之与杨兴喝酒吹牛,又开始数落起石显的不是。

杨兴于是对贾捐之说:“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弟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贾捐之求官心切,听从了杨兴的建议,与杨兴一道共同上书称赞石显,建议汉元帝应该封赐石显为关内侯等。

不料石显居然不吃他们这一套,反而认为“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上书汉元帝斩杀贾捐之,罚杨兴去修城墙。

郑朋、贡禹、诸葛丰、杨兴四人为个人官位前程,为追逐权势而不择手段、朝三暮四不知羞耻、无原则、无立场、蛇鼠两端,显然都是政客之所为。

但催生这种政客的恰恰是汉元帝自己。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正因为汉元帝本身就是一个无原则、无立场的帝王,所以在他执政期间,政客才会显得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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