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世界性的财富转移早已随着东亚奇迹、中国崛起、金砖四国与七国集团新态势而在加速进行。世界财富转移是随着国际分工新格局、世界生产力变动和政经-金融生态体系变化，而出现和发展的。同时，全球化、多极化、信息与智能化、风险社会等等，又提供了世界财富生成与转移的手段与平台。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国际贷款、世界资本与资源运作。大规模的国际兼并与国际外包，辅之以巨大的外汇市场和国际贸易驱动，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世界财富重组和权益资源重新配置。中国和平崛起和未来财富占位，都将在这种大转移中加以展开并得以完成。最后的财富与福利水平则取决于转移方略及其自主导控能力。
一、瞄准世界价值高原和世界财富屋脊
亚欧大陆、亚洲人力与文明生态与资源、世界高原与世界屋脊等等，都是既有现实物质支撑，又具有地理世界象征意义的。世界繁荣与财富看亚洲，亚洲丰裕与繁盛在中国，这是数千年世界文明的基本写照。欧美模式与文明冲击波，大大提升了全球理性运动和物质文明水平，但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又再一次聚焦到了亚洲或亚欧版图和中华神州大地之上。
世界成本洼地锻造了世界加工厂。这对人口大国，从而就业与人力资源大国来说的中国的确重要。但无论是比较优势，还是竞争优势，中国都不仅限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美、印、俄、巴西等这类大国，要崛起、复兴、繁盛，都绝不可能靠单一驱动。它们必须全优势、全产业、全方位、全市场展开产业启动，顺次裂变式推进和催生一系列连带相关和后发产业集群。必须通过各种经济革命而步上强国之路，从而最终完成大国称雄。
在中国的过去几十年，比较优势战略实施已经完成启动使命。自主创新、贸易升级、品牌锻造、价值运作、飞行管理、财富打理等均须纳入轨道，提上日程。中国的技术引进、交付学费的宏观成本代价是高昂的。中国的精深技术开发和中高端产业链拓展等，必须借助强大无比的金融和资本实力及其高超运作，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如同认定要在技术、管理和规模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样，中国在金融海啸下的大战略机缘和出击战策，就当是瞄准世界价值高原和世界财富屋脊，在主业和核心价值端链上进行高强投入、全力打造、战略突进，进而逐步实现全面升级。
从总量翻番到人均翻番，从硬发展到科学发展，业已显示出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的大智慧。接下来就该是像神七、大飞机等高端那样，大规模推进高价值产业集群和资本包装与营运。这是打造中国赢得世界财富大转移的本钱基地，是导引未来中国掌控的财富路线标图。
二、在实体和价值高原上建构金融高地
像农民意识到无粮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一样，中国财富与福利提升不能仅仅依赖于单一、单元的经济与技术努力，在瞄准世界价值高原和世界财富屋脊的大方位与目标之下，必须通过具体的战略推进和手段，来完成庞大运作体系的形成和合宜运行。这样才能不但形成世界财富转移之势，而且造成路径依赖方面的不可逆转。
金融海啸把过度虚拟的金融价值模式逼上了绝路。这给了正在复兴的中国以绝好的启示和警戒。实体与价值双元高原与双轮驱动，是中国财富生成与流转的根本支撑。由此，中国半个世纪多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和价值实体经济，非但不能削弱，反倒必须始终保持足够的位势和强大的竞争力。当然，结构优化和产业集群升级换代也要在动态中完成。对外依存度过高和内需度过低均须得到优化调配，外贸结构和国际储备结构同样需要动态优化与调整。
在制造业生态体系和外贸结构优化方面，日本的国内产业与内贸外来以及高度集约、循环与环境友好模式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而在国际布局、占位，全球资源与财富流转方面，美欧跨国公司模式具有很大的参照价值。不过，前者的自主和原创性不够，国际空间拓展同国内一体化不足；后者的国内产业空洞化问题严重，资本和价值运作过度。
上述模式的缺点，除国内产业空洞化外，中国现阶段模式与路径几乎都或多或少存在，中国实体经济强国之路不但正确，而且要进一步发扬光大，但集约化动态演进过程中必须不断强化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这样才能保证中国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大本营的坚不可摧。
金融海啸已经并将继续暴露美欧模式的深层弊端：虚置实体经济之上的金融高原的海市蜃楼本基。这就既要求又同时启示中国，不但强固实体与价值经济创造高原，而且要在坚实的本体经济之上，构筑金融高地。这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金融作为高地必须同本体经济高原保持适当比例，若是本末倒置，最终只能是超级经济泡沫及其最后崩盘；其二金融高地的适度与有效成长，必然可以拉动和促进实体和价值高原的合宜成长。
三、实现世界性财富转移提升中国福利水平
财富创造的目的不是重商主义者的贵金属占有，也不是简单的藏富于民，或国富民强。国家、家庭、社会、政府等的全部目的，或经济行为目的性指向，是人民或老百姓的福祉与安乐。在全球化平台下的所谓地球是平坦的这样的际遇下，中国财富已经取决于全球的变数，而不再仅仅受控于中国内政与国民本身。这是个巨大的国际风险应对和世界参控博弈。
中国在这方面的历史曾经是卓越和辉煌的，但同样有着不少经验，甚至是相当惨痛的教训值得记取。这集中表现在在自身绝对强势时，在有关根本性的世界体系与框架上，主动放弃统配权、设计权和导控权。当时的中国仅仅依靠自身模式的国际引力和扩张力，依靠周边的自然效法和自发架构形成，来维系国际体系存在和运营。这种“朝贡式”天下与世界秩序的国际政治伦理和治理思维，在高度外向性、强权化，或者极其好斗的近代西方崛起之前的世界，除遭受过匈奴、蒙古（元）、满（清）的外族“入侵”与骚扰之外，基本上无碍大局。
但近代一降的世界已经是个完全高度博弈，充满变局的大千世界了。国际分工、世界贸易、全球流转等，在国际资本与金融，国际储备资产与系统，国际清算与支付手段，国际借贷与往来体系，国际交往与冲击等完全不同的情形下，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极为错综复杂的格局。适应如此剧烈的国际情形，并要因势利导、掌握主动，提升福利，中国应做到：
第一在初级国际货币的双边与多边调整方面，加大力度与机制灵活性借以保证整个已经积累起来的国际储备资产、国内财富积累（包括产业与房地产及其它财富）的国际交换价值稳定（甚至升值）。这其中主要是降低人民币汇率风险和低估风险损失；
第二在高级国际货币，甚至未来世界货币的设计与建构中，保证中国已有和未来财富的国际高价位比照和交换。这方面主要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硬通货化、中元整合两岸四地（大陆、港、澳、台）一国四币、人民币占主的亚元设计与推动等举措，来逐步实现核心追求；
第三在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及其国际储备资本体系中，逐步构建中国高能资本与资产系统，逐步完成国际储备资产置换和转移，推出中国资本的世界级大品牌，强化中国资产的国家竞争优势。这要求国际国内一流商行、保险、投行、再保险、证券及资产化、银联与银团等等的全面和全力深层开发。美欧模式只有参考而不再具有国际接轨的标示性意义和价值了；
第四在国际商品，包括大宗与战略物资商品和资源市场中，形成中国制造、中国智造、中国精工的冲击波和价值站位，完成国际基本竞争轴转变和世界定价权的转移；
第五在国际资本、金融、市场与贸易体系和架构中，由注入中国元素与中国影响开始，逐步靠东方智慧与财富支撑，完成世界经济和其它体系重建和结构转变。
上述前三点是直接保证世界财富转移所能造成的中国福利水平上升。后两者是中国财富与福利在世界舞台上的持久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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