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星事件后，天津静海发起了驱赶传销的“人民战争”。“没什么用的，传销就如同麻雀一样，你一撵它就跑，你一不撵它就回来了。”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如此评价。
从北派传销B级老总到中国民间反传销第一人，李旭自身的经历或许才是点醒传销受害者的真正利器。
在中国，传销导致的家庭悲剧数不胜数（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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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小舅子的邀约
“2004年，前小舅子的一通电话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李文星事件后各路媒体的连番采访让李旭身心疲惫，加上北京阴晴不定的天气，他感冒了。租赁作办公场所的别墅里闷热异常，没开空调。
“我是四川阆中人，20岁时背井离乡到鞍山做生意。2004年之前生意做得比较顺利，我在鞍山买了地皮，盖了房子，安了家，日子过得还算安逸。但2004年那时生意遇到一些问题，让我对人性和社会很是失望。这个时候我前小舅子打电话让我去徐州，邀约我加入他们的‘行业’。所谓‘行业’就是传销，他们内部管传销叫‘行业’。”李旭的语气异常平静，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前小舅子那些鬼话我是不信的，而且我对传销有一些模糊的认识，知道传销是骗人的。但是时逢鞍山的下岗潮，生意非常不好做，人确实比较迷茫软弱，加上我前岳丈、前小舅子的表哥以及他表哥的叔叔一大家子都在徐州做他们所谓的‘行业’，于是我决定到徐州碰碰运气。”此时的李旭笃定自己不会陷入传销。
“一到徐州，前岳丈、前小舅子一大家子人到火车站接我，特别亲热。到了住的地方以后，他们帮我安置好行李，就带着我在徐州旅游、逛街、下馆子。晚上睡觉之前，洗脚水给你打好放在跟前，洗完帮你倒掉；早上起来之后，再把洗脸水给你端到跟前，药膏挤好，伺候你刷牙洗脸。”李旭从小家教严厉，自幼缺少家人关怀，“这种从未经历过的大家庭式的温暖，让我很依恋”。
“第二天，他们带着我到别的传销窝点串门、上课。讲师吹得神乎其神，说只要看懂黑板上画着的‘行业’运作模式，上面就会掉下钱来。我不信，毕竟我在传统行业做过生意，知道挣钱之不易，哪有他们说的那么简单那么轻松，我很怀疑。”上完课，李旭告诉前小舅子他们他要回鞍山。
前小舅子当即表示，“我们的‘行业’来去自由，姐夫你走我们不拦着，但你错过人生的一次机会别怪我们。”李旭见前小舅子他们并不阻拦自己离开，心里反而更相信这是“行业”而非传销，他决定答应前岳丈的请求再待上一天。“明天的行业聚会有三个B级老板来，我带你见见世面。”李旭前岳丈说。
“第二天下午，他们就带我去参加‘行业’聚会。四月底五月初的徐州，天气有点闷热，几百人挤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屋里，热得人透不过气来。屋里的人非常狂热，台上的三个B级老总一讲话，台下的人鼓掌鼓得手都肿了，仿佛回到文革一样。”对这种狂热，李旭是比较反感的，但三个B级老总的讲话吸引到了他。
“那三个B级老总穿金戴银，谈吐气质跟前小舅子他们那些底层人员可不一样，每个人的口才都非常好，滔滔不绝讲述他们自己的过去，讲述他们在传统行业的挣扎和苦难，讲述他们抓住‘行业’的机会改变了命运，炫耀他们现在想要得到的都得到了。”B级老总演讲时口若悬河，让当时内向木讷的李旭十分佩服。“传统行业勾心斗角人害人、人整人，而我们的‘行业’人帮人、人关爱人、大家亲如一家”，一位B级老总的分享让他感同身受。
李旭的灵魂触动了，遂缴纳了一万多的加盟费。
2
寝室领导
“2004年的一万多，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巨款。所以我一加入‘行业’，就是寝室领导。”寝室领导是传销金字塔体系内最低的一级管理人员，却让李旭感到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和充实。
“传销组织有一个环节叫做树立领导，如果我是领导，我就要坐高坐、坐上座；吃饭的时候必须等我到，我不拿筷子其他人不能拿筷子，其他人要先给我夹菜，我吃完他们才能吃；晚上要等我回来其他人才能睡，进门的时候业务员要排成一排90度鞠躬双手握我的手说‘辛苦了’”。李旭觉得，传销森严的等级制度、高度仪式化的生活礼仪跟邪教很像，“都属于思想控制和催眠嘛”。
李旭认为传销是“经济邪教”，借鉴了很多宗教仪式（图源：VCG）
作为在商场厮杀多年的生意人，李旭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在“行业”生存和发展的技巧，“当时真的相信我从事的‘行业’和传销不一样，于是狠命钻研业务。传销并不是简单地利用亲情诈骗，它真的很有‘学问’，比如传销的邀约就大有文章。传销并不是随便打电话邀人的，每一个新人加入之后都要把自己人际网络列出名单供大家讨论分析，然后由经验丰富的传销组织头目来确定一个。一般来说，会选择生活不如意或者对现状不满的人。当时我所在的传销组织邀约是非常谨慎慎重的，他们管待上两三天就走的人叫‘炸弹’，因为这些人走后会宣扬他误入了传销窝子什么的，对‘行业’有负面影响。”
李旭喝了一大口茶，长长舒了一口气。“不少人觉得陷入传销的受害者是‘脑残’，显而易见的骗局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其实，传销它有一套完整的洗脑术。首先是封闭环境。为什么传销都要邀约你到异地呢？因为人在陌生环境里面容易产生对特定群体的依赖。而且他们要你不断地上课、跟你逛街、聊天、玩扑克，总之有意把你弄得很疲劳，让你没有时间思考。再收走你的手机，不让你看电视，不让你和外界联系。然后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打破你的常识，对你洗脑”。
“传销有一套自成体系的话术，假如你看到一些关于传销的负面新闻，他们会说这是国家有意为之的‘宏观调控’，否则大家都涌入‘行业’就没人种地打工了；假如你执意要走，他们会说‘行业’来去自由，但你会丧失改变命运的机会，而且朋友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是火坑你有义务带走邀约你的人，以此挽留你继续洗脑。”李旭的语速越来越快，正因为熟悉传销的这套“洗脑术”，他才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挽救很多传销受害者。
除了话术，传销还有大量利用心理学、成功学给新人洗脑，穿金戴银刺激新人的成功欲望。当你怀疑退缩的时候，会利用从众心理针对性地安排专人劝说你。如果你是机关单位退休的，它会安排级别职位比你高的人劝说你；如果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会安排一本二本的大学生劝说你。传销还有一个“带朋友”潜规则，男的带女的，女的带男的，利用异性之间的好感留人。
“传销的标准是7天洗脑成功，而我第三天就被洗脑了。”李旭自嘲道。
3
煎熬良心的魔鬼
加入传销组织一年之后，李旭的团队规模越来越大，他上的平台越来越高，要看就要做到B级老总了，但他对“行业”的信念却崩塌了，“传销组织之所以等级森严，是为了保持神秘感，因为下线一旦知道真相传销组织就自动瓦解了，因此要求凡事不能打听不能问。但你做到一定的级别，就知道了传销真正的内幕。这个级别北派传销是B级， 南派传销必须做到A级。”
李旭醒悟的时候，下线已经40多人，其中还包括自己的姐姐，“到那时已经晚了，把亲戚朋友都带进来了。传销是很残酷的骗局，能把一个好人生生逼成一个合格的骗子。天使和魔鬼只有一念之差，谁都想做天使，但当你做到那个平台的时候，就只能去做魔鬼。你不敢说出真相的，否则团队的人就会逼着你还钱，你没有退路。”李旭深知人性的丑陋，“别人把你推进坑里的时候，你肯定不甘心等死，无论如何你都要找个垫背的爬出坑去。”
传销中能成功“上岸”者少之又少，大多数“金三角”的归宿是牢笼（图源：VCG）
“而且传销每邀约一个人就要断人的后路，为了升平台逼着人卖房子、卖地、借高利贷，夫妻离婚、恋人分手、父子亲人反目成仇的不计其数。”谈起那段往事，李旭心中仍有负罪感，“我父亲做过我们当地的中学校长，他买东西时经常自己吃亏买滞销货帮助商店老板，而我却在这里害人……”
“一方面内心特别痛苦，同时也很疑惑。因为接触到的很多B级老总并没有赚到初入‘行业’时许诺的那么多钱。但当时我还抱着侥幸心理，不管怎么说，要带着手下40多人的团队继续往前冲，决不能失败。” 但李旭的侥幸心理被2005年中国国务院颁发《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击个粉碎。
“我跑到网吧里一查，一一比对，我从事的所谓‘行业’是传销无疑。晴天霹雳，晴天霹雳啊！”李旭说了两遍。
4
我愿坐牢
“怎么办？说实话对我打击太大了。我的姐姐拖家带口，被我邀约进了传销。我把至亲拉入陷阱，该怎么向家人想自己的良心交代？而且我真的不甘心，付出了两年的时间和无数的金钱，无法面对这样的失败。” 是昧着良心把钱捞回来，还是果断放弃自我救赎？李旭选择了后者。
“解散四十个人团队没那么容易，我采取分而化之的策略，先把没有发展的劝离，我没有告诉他们这是传销这是骗局，而是说你们在这耗着难以生存，不如去打工结识更多的同事、朋友，再邀约他们。”这些人走的时候，李旭给他们买上票买上吃的送到火车站，欢天喜地地走了。
“剩下十几个信心满满的，难办了。”李旭想到了一个办法，策反他前小舅子的表哥举报，让警方强制解散他们的传销组织。“那时候他已经做到A级了，手下的团队上千人，遍布几个省。他上高中的儿子，成绩比较好。我说你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你儿子的前程不就毁了？而且当时“金三角”（传销组织金字塔体系的顶层人物）已经在山东聊城被抓了，他也不相信两部条例是‘宏观调控’和‘负面’了。”于是，李旭前小舅子的表哥给了他一个地址。
拿到地址之后，李旭立刻拨打徐州警方热线110，110让他找鼓楼公安分局，鼓楼公安分局让他找辖区派出所，到了辖区派出所民警告诉李旭，“传销，我们管不住。”李旭急火攻心，就在派出所大院里打110投诉派出所，“我报案他们派出所不管，我愿意坐牢，愿意承担刑事责任，一定要搞垮我所在的传销组织。派出所所长说，‘你这是舍生取义啊’，他很受感动。”
于是，辖区派出所所长让李旭把传销组织网络结构图画出来，同时联系当地工商一同行动，第二天早上就按图索骥把传销组织在徐州的几个头目抓了。“但这些人太狡猾了，他们银行卡里压根没留钱，还说自己也是被骗的受害者。”
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警察留置最多只能24小时。也就是说，李旭必须在24小时之内必须召集30人指证这些传销头目，否则时限一到派出所也只能放人。“上哪里去找这30人，我的团队就剩下十几个人了，而且这些人还都信着呢。”李旭和他前小舅子的表哥一商量，为了防止被报复，决定立即跑路。“跑路之前，我们打电话回去告诉他们这是骗局解散团队，当时很多人都哭了，不甘心啊。最后，他的团队三分之一垮了，我的彻底走了。”
与西方社会不同，家庭是中国人最后的港湾和庇护所（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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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瘾患者、废物、败家子
离开徐州之后，李旭去了江苏省城南京，一边找工作，一边继续举报，“我把我待过的那个传销组织的团队结构整理成文，通过邮局寄到工商总局和公安部，希望有朝一日能彻底打掉那个传销组织。” 在南京苦苦挨了半个月之后，李旭忍不住给他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耳畔传来母亲熟悉的川音，喊了一声“妈”后，他就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跟一个孩子一样”。李旭的母亲并没有多问，“孩子，不管怎么样，回家吧！”本来觉得无脸回家见江东父老的李旭，第二天就买了车票回鞍山。
“但那两年陷入传销的经历对我的伤害太大了，人生观、价值观都已经扭曲了。”回到鞍山的李旭不愿意接触外面的世界，经常自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一遍遍看着无聊的电视节目，经常莫名其妙地怀疑别人。
“2005年年底，快过春节的时候，我叫我妈给我买台电脑。我妈很生气，当时一台电脑要好几千块钱，而我前两年做传销亏了那么多钱，怎么好意思还要买电脑。”李旭从小关注时事政治爱看新闻，他告诉他妈他买电脑是为了学习跟上时代，最后他妈经不起他软磨硬泡答应了。
“那个时候新浪博客正火呢，于是我建了一个博客在上面写我陷入传销的亲身经历，篇名叫《传销我心中的痛》。”当时的李旭打字非常不熟练，还得眼睛盯着键盘左右手各一个指头“二指禅”打字。“很多网友看到我的博文之后就留言，有的鼓励我重新开始，有的有相同经历就互相安慰，也有家人陷入传销来求助我的。”从那时起，李旭逐渐从一个曾经陷入传销的人变成了一个专业反传销的人。
那个时候，鞍山、盘锦、辽阳、海城一带都是传销的重灾区。“06年的时候在网上解救人，解救一个人的成就感跟传销留一个新人的成就感是一样的。我家当时开着小超市，附近有很多传销窝点。那些传销人员经常到我家打公用电话，他们给家里打完电话走后，我就偷偷回拨过去，告诉他们家人他在搞传销别打钱，还告诉他们家人详细地址。”
那个时期李旭称之为“激情反传”，完全是抱着救赎的心态来做。“一个女孩在鞍山陷入传销后，她朋友在网上求我解救她，我救了她之后花了好几百块钱帮她买了从鞍山到东莞的火车票，女孩当时很感动，说回到东莞之后把钱还我，但最后也没有还。”
李旭就这样在家“忙活”了一年，不但没有收入，还经常倒贴钱帮助传销受害者，“每天啥也不干，就在家聊QQ、聊语音、接电话，一个月电话费、网费都一千多。我妈气得砸我的电脑，我哭她也哭。吃饭时候来个求助电话，我就得去接电话，一家人吃完了还得等我回来吃完才能刷碗，气得他们都骂我是败家子。”
家人都不理解李旭，觉得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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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燃烧的岁月
“绿皮车”站票对旅行者来说是地狱级难度任务（图源：VCG）
2007年，鞍山的家李旭实在是待不下去了，“被家人撵出来了”。“我撒了个谎说是去南方打工，其实是去专职反传销。第一站是辽宁葫芦岛，第二站是邢台、邯郸。那个时候，河北、山东、天津都属于重灾区。反传经常一走就是几个月，路费没了，我就在在博客里写、在QQ群里说，有些热心的网友就给我捐钱，一百二百的都有。”在专职反传的路上，李旭结识了越来越多的同道者。
“08年的时候，有很多传销逃出来的人投奔我。人多力量就大了嘛，我们经常一个月就跑两三个省去解救受害者。那个时候真的非常辛苦，我们没有经费来源，就靠网友的捐助，只能坐火车，还买不起卧铺。有时候还买不到坐票，就在过道中间铺一张报纸，枯坐一晚上。”提及那段岁月，李旭现在还是很怀念。
“好在那时候传销对亲属不是很防范，我们到了之后就让亲属把受害者约出来，然后带到宾馆我们单独聊，说服他传销是一个骗局。受害者醒悟之后，有的家属会出于感激给我们几百、一千的，有的家属确实没钱就不用给给了我们也不要，也有的家属确实抠觉得我们是义务的就不给。”“多少年都舍不得买卧铺票！”李旭再次感叹。
李旭的名声越来越大，官方开始邀请他参与一些打击传销的行动，让他给被抓后的受害者上课劝说这些人回家。此时，反传销已经成了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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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传销协会，成立了
“激情反传”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参与其中的人有种强烈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但李旭和同道们都渐渐意识到“激情反传”不可持续，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甚至连一个人马休整的地方都没有，“很多反传销经验丰富的老人，干了一年左右就坚持不下去了，上有老下有小，人总是要生活的嘛。”
于是，中国专职反传销的几路人马汇集在河南新乡，成立了中国反传销协会。“我们的协会就是一个民间协会，现在也没在民政部注册，名字什么的不重要。之所以设在新乡，是因为我们协会的一位老师是河南师范大学的，他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 中国反传销协会成立之时，对外出解救设定了一定的收费标准，但李旭要求“只要能维持就好，不能盈利”。
2009年春节的时候，因为从新乡乘火车到各地反传销确实不是很便利，中国反传销协会搬到北京大兴租了一个两居室办公。之后又因大兴的办公地点偏远又不通地铁，出行来访都不方便，李旭他们又挪到了丰台宋家庄地铁站附近。没想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反传销协会就要在这里面临分裂了。
宋家庄是北京地铁的交通枢纽之一，李旭搬到这里准备大干一场（多维记者：晓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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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庄分裂
“挣不到钱”，谈及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宋家庄分裂，李旭感慨万千，“这件事我有责任。大家专职反传销两三年了，付出很多回报很少，很多人的生活压力非常大，他们要求涨费用，以后按月发工资。当时的我太固执了，坚持协会低收费标准，坚持做公益不能领工资。”
李旭后来才想明白公益慈善不等于义务劳动，“如果做公益慈善的人自身都难保，慈善公益就更没人做了。”2016年中国颁行首部《慈善法》，允许慈善组织收取捐款10%的管理费。
宋家庄分裂之后，李旭总共十来人的团队走了一小半。走的人成立了新的反传销网站，从李旭的同道变成了李旭的同行。
“我们之间确实有些恩怨，我不想评价我的那些同行，但我非常怀念和他们一起激情反传的岁月”，李旭郑重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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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在别墅
中国官方媒体、西方媒体的采访报道，让李旭的名声越来越大，协会的收支渐渐可以平衡。在东城、海淀辗转几个办公场所之后，2013年李旭租赁丰台区棉花城的一栋小别墅做办公地点。
“很多人不解我们协会怎么这么有钱租赁别墅办公，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受害者。他们中很多人是家人强押甚至绑过来的，嗷嗷叫的、跳楼的、撞墙的都有，别墅区稍微隐秘一点没那么大的社会影响。我们这个别墅办公吃住是一体的，一楼接待，二楼是男女寝，三楼是办公场所。受害者到我们这里，大家同吃同住，很快就能醒悟。有时候这屋里有好几拨受害人吃住，男寝女寝地下室都住满了，还得有人打地铺”。
李旭的协会刚搬进来的时候，曾经有邻居报过警，说他们涉嫌绑架、非法拘禁等等。“辖区派出所了解实情之后，知道我们做的是公益，反而提醒我们加装防盗窗防止受害者跳楼，现在小区的房东、物业、门卫以及邻居都能理解我们”。
李旭算了一笔账，“别墅月租金2万元，水电费、团队人员工资、车辆油费等等一年下来也得几十万。现在团队人员的工资3000元左右，只比打工强上那么一点。我们的外地救助按照距离的远近收取两千到三千不等的差旅费，网络咨询、网络救助都是免费性质的。虽然我们注册了一家公司，但没有公司化运作，继续坚持低收费模式。很多受害者本身就是弱势群体，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做肥肉再咬上一口。”
2007年李旭离开鞍山专职反传销后，经常半年半年的不回一趟家，他的前妻在2008年和他离婚了，“我对我前妻、前小舅子一家人没有怨恨，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身不由己。”
2010年李旭现在的爱人和她当时的老公在广西南宁做传销做到南派A级老总。两人知道传销骗局的真相之后害怕了，又不敢向当地警方举报，就向李旭求助。李旭赶到南宁帮助他们处理此事，最后该传销组织十几个老总被判刑了，他们两个将功赎罪全身而退，“但她当时的老公心术不正，想回去收编那些被抓老总的手下继续干，而我的爱人比较正直，两个人就此分道扬镳。现在她既是我的爱人，又是我的同事、搭档。”
传销已成江湖，人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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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
李旭一直希望中国反传销协会能够在民政部注册称正式协会，但始终无法实现，“成立协会要有监管单位，要挂靠部委，我为此找过工商总局打击传销处的处长。但官方对民间不是完全信任，担心我打着他的旗号干一些非法的事情，也害怕如果媒体报一些负面新闻他们要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未来，李旭希望能够采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解决协会的经费来源，“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向受害者收取费用了，能让我们的公益更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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