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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爱巴黎》中的文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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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休闲时,偶然看到了一部好莱坞电影From Paris with Love (2010)。初看标题,让人以为又是一部浪漫巴黎的“爱情生活片”;从头到尾也确实有“爱情”贯穿其中。其实,这是一部谍战动作片。于是,有国人根据情节,将其意译为“谍战巴黎”或“巴黎谍影”,可这样的翻译,却失去了标题中的“爱”意,和贯穿首尾的“爱情”。无疑,作为固定模式,间谍片中都有男情女爱,但对间谍而言,常常是“任务”(Mission)重于情爱;也就是“谍”重于“爱”。因此,不如把此片译为“谍爱巴黎”。

《谍爱巴黎》说的是美国驻法国大使的私人助理瑞斯(Reese),和FBI资深特工沃克斯(Wax)在巴黎执行任务的故事。影片中他们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是消灭中国毒贩在法国的一个团伙;这个以中餐馆为掩护的贩毒集团,对美国国防部长侄女的吸毒致死负有责任。第二个任务是破获并阻止伊斯兰恐怖分子对来访美国高官的袭击。在这两项任务开始前,年轻探员瑞斯就已经与一位貌美的巴黎女郎卡若琳(Caroline)堕入爱河。

整部影片不乏缠绵情爱和火爆枪战,高潮叠起,扣人心弦,并且喜剧色彩强烈。有些影迷称这部片子“再创动作片的极致巅峰”。和许多谍战片一样,影片最后也给了观众一个惊奇:已被瑞斯称作未婚妻的卡若琳,原来是一个几年前已遭恐怖分子洗脑,皈依了他们的信仰,被派遣与美国情报人员建立亲密关系的色情卧底。在系列恐怖行动中,她执行以人肉炸弹攻击高层会议的任务。卡若琳穿着穆斯林女子长袍,胸缚背心炸弹,混在一群同样服饰的女人之中,潜入会议大厦。她的“未婚夫”瑞斯发现了这个阴谋,及时赶到,用“爱”来规劝她放弃这项“恨”的任务,但她“谍”的使命感击败了“爱”的柔情。就在卡若琳即将引爆炸弹的千钧一发之际,瑞斯被迫开枪,击中她的额心。巴黎的“谍爱”就此结束。

人类所创作的一切,都与其生存状态密切相关。影视片也不例外,无论是情爱的、惊悚的、暴力的、历史的、星际幻想、乃至牛鬼蛇神的,都是来自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并在“娱乐”中或多或少揭示现实世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谍爱巴黎》同样如此。在这部片子中,我们看到的是西方、中国、和伊斯兰三大文明之间的冲突。

影片的情节,是美国情报机构和中国贩毒集团及伊斯兰恐怖分子之间的战斗;表现出西方世界感受到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巨大威胁,并且给出了对中国人和穆斯林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无疑,文学艺术作品中常常运用概括的形象,来表现对某种人、事、物的“观感”。在一定程度上说,《谍爱巴黎》正是使用“中国人-中餐馆-制毒贩毒”与“穆斯林-清真寺-恐怖袭击”这样的观感或“刻板印象”来表现西方人所感受到的中国和伊斯兰这两种“外来文明”的威胁,以及对这些“威胁”的应对之策。

根本而言,文明的冲突是基本价值观的冲突。人,是文明的载体;人的行为,表现出他所负载之文明的普遍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人们倾向于把对特定人群行为的观感和判断,推衍到其所负载的文明,形成概括的印象,可以说是刻板印象。下面我们来简略考查《谍爱巴黎》所反映的西方人对中国人暨中国文明、及对穆斯林暨伊斯兰文明的观感和刻板印象与其“历史根源”和“现实状态”的关系。

一、中国文明之暗箭

《谍爱巴黎》把中国人、中餐馆、和贩毒集团联在一起。无疑,提到中国人,现代西方人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中餐馆、功夫、和几十年来充斥世界市场的廉价 “中国制造”。(顺便说一句,虽然意大利餐馆也遍布西方,但以前人们提到意大利人,不是首先想到餐馆与美味,而是想起“黑手党”。)但为什么把“毒品”和中国人暨中国文明的“观感”或“刻板印象”联在一起呢?我们可以从“现实状态”和“历史根源”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的“文化基因”如何成为现代世界的“文明毒品”。

1、现实状态。

“中国制造”已经成为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强烈观感之一。近年来,西方已经把“中国制造”看作对世界贸易的巨大威胁,毒害着、颠覆着自由贸易准则;更何况许多“中国制造”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假冒伪劣,并且包括餐饮产品在内,常含有超量有毒物质。更为可怕的是,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合成毒品输出国。比如,主要产自中国的超强鸦片类毒品芬太尼(Fentanyl),又被称为“白色中国”(White China),其毒性强过海洛因50倍以上,已经成为美国目前毒品危机中最严重的问题。过去5-10年内,美国毒品市场对可卡因的需求急剧减少,而对海洛因的需求急剧增加,因为毒品走私犯在海洛因中添加了芬太尼。很多海洛因吸食者,因不知道毒品中添加了芬太尼,或错误计算了芬太尼的剂量而丧生。这是由于芬太尼的高强度,很容易造成吸食过量;因此,造成成千上万死亡的,是芬太尼而不是海洛因本身。(见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Willium, Brownfield,2016年6月17日,国务院记者招待会)其它多种化学合成毒品,包括毒性更大的卡芬太尼(Carfentanil),也正源源不断从中国流向欧美。据报导,2015年美国平均每天有142人死于用药过量,2016年更多;“有如每三个星期就出现一次911事件”(对抗药瘾和鸦片类药瘾危机委员会报告,2017年7月)。中国曾经是西方(英国)毒品(鸦片)输出的最大受害国。如今,有人说,中国正在发动一场对西方的毒品战争;这就叫“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上参见《毒性等同化武,中国公司公开销售“卡芬太尼”》BBC中文网,2016年10月7日)【在本文发表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因鸦片药瘾危机,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2、历史根源。

无论是“中国制造”对世界贸易准则的毒害和颠覆,还是所谓的对西方“毒品战争”,都与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密切相关。众所周知,由于中国文明中没有“一神论”信仰,因此对人、事、物的认识和行为方式就没有“绝对”的准则;凡事都能“一分为二” ,“相对”处理,待人处世随时随地准备“变通”。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下),被称为中国人的智慧。这样,在古代中国文明生长的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出现超越的“神圣”价值系统,而是发展出一套三头两面的“权谋之术”。因为没有超越世俗人事和物质需求的至高存在,故而人人都成了蝇营狗苟,善于钻营,为争权夺利而“相机行事” 的投机者(机会主义者)。即使有所“信仰”,也完全出于实际利益的需要;信仰成了谋利的工具。到了古代中国文明解体的南北朝时期,史书中出现了系统的“三十六策”。据《南齐书•王敬则传》记载,“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檀公,指南朝刘宋名将檀道济;“走为上计”,指檀道济与北魏交战不利,主动退兵之事。据传,《三十六策》是檀道济所着兵法书,包括古代著名的三十六条兵法计策。

3、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规范、控制、支配着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Behavior pattern)。

“三十六计”通俗易懂,既总结了、也设计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模铸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成长,深深植入中国人的心灵。诸如,瞒天过海,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釜底抽薪,混水摸鱼,偷梁换柱,指桑骂槐,上屋抽梯(类“过河拆桥”),假痴不颠(似“装疯卖傻”),反客为主,走为上策;这些伎俩,好似操纵文化的“基因”,在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随处随时显现出来。就连教育程度极低的乡夫村妇,虽然不谙词章典故,但玩起三十六计都十分嫺熟,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自然而然境地。可以说,“变通”是各种“权谋之术”的灵魂。三十六计中的“走为上”,是“变通”的极致。《三国演义》106章记载,司马懿说:“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不能走当降’。”有人称之为“汉奸文化”的模因。中共伟大导师毛泽东把《三国演义》当作他的“圣经”。中共官网“人民网•文史”2016年6月14日的一篇文章《解密:毛泽东如何熟读活用<三国演义>》说:“把《三国演义》带在身上,毛泽东仿佛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寄托,每时每刻都处于一种振奋的状态······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到人生结束,至少读了70年《三国演义》。”“人民网•文史”2010年11月9日刊文《<三国演义>中毛泽东最推崇的人物是谁?》答案竞然是——末世阴谋家曹操!现实中如何活用三十六计和三国演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问题:近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望不久赶超美国,军事实力也突飞猛进,并借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宣示引领世界经济的雄心,但仍自谦为“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和各项国际义务(如巴黎气候协定)中要求得到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4、文明毒品。

中国文明的僵化和解体导致许多成果毁灭,包括仁爱、礼义、廉耻悉数沦丧,但作为两千多年来文化“基因”的“权谋之术”,不仅没有衰亡,反而大行其道,甚至移植海外。综观中国历朝历代的殊死内斗,及至最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及海外移民,都在自觉不自觉运用和践行《三十六计》和《三国演义》所载的权谋之术。其实,中国人所谓“变通”,很接近西方人所说的投机者或机会主义者:“投机主义或机会主义(Opportunism)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或是行为,通过利用形势来自利肥己——常常不关心规则,不关心他人的处境。投机主义者的行为是以自利为主要驱动力的”(维基百科)。中国人行事为人不仅善于韬光养晦、不动声色,能够窥测方向、伺机而动,而且精于翻云覆雨、阳奉阴违、投机取巧。又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盘算和“山寨”技能。利用国际规则和条约中的漏洞,以及人性中贪婪等普遍弱点,付出最小代价,攫取最大利益,甚至“空手套白狼”。《红楼梦》中迎春的判词以“中山狼”的典故(亦有俗称“白眼狼”),生动描绘了如此这般普遍的行为方式:翻脸不认账,得志便倡狂。这些“文化基因”已经随着贸易和移民侵蚀了、毒化着西方世界的肌体和精神,有如对西方“基因改造”,更甚于那些剧烈的“化学毒品”。中国文化基因的“暗箭”功能是击中人性的弱点,使西方人在感觉缺失中被同化为“中国人”。

二、伊斯兰文明之明枪

《谍爱巴黎》把穆斯林、信仰植入、和恐怖袭击联系在一起。(温和派)植入信仰和(激进派)恐怖袭击是西方人对穆斯林的观感和“刻板印象”。以致许多西方人由此产生“恐穆症”。对此,我们也可以从“现实状态”、“历史根源”来看穆斯林的“文化基因”如何显明为文明搏斗。

1、现实状态。

伊斯兰教早已是世界第二大宗教,并被认为是世上增长得最快的宗教。伊斯兰信徒被称为穆斯林。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穆斯林世界”是指所有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据《维基百科》,目前穆斯林人口一千万以上的国家有二十四个,其中包括中国,穆斯林人口为两千三百多万(1.8%)。2009年资料,穆斯林将近16亿,约占当时世界人口68亿的23%。其中98%在亚洲和非洲;仅2%在欧洲和美洲,但也达三千多万。近年来,由于移民和难民涌入欧洲,穆斯林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比如,法国城市人口的30%、城市青年的45%是穆斯林,预计再过20年,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将超过半数。欧洲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问题,比如荷兰鹿特丹人口的40%是穆斯林。伦敦的穆斯林超过一百万人,已经能够联合其他族裔,由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穆斯林市长。

欧洲国家也曾经计划并采取措施使入境的穆斯林融入居住国文化,但穆斯林却强固抵制异质文化的改造,并以各种方式使自己的信仰植入居住国,使非穆斯林改信伊斯兰教。资料表明,最近十年,英国有五万人改信、美国有三百万非洲裔及不少白人妇女信奉或改信伊斯兰教。《谍爱巴黎》中法国女郎卡若琳的改信就是一个典型;影片也表现了一个事实,许多改信的新穆斯林常常是狂热的极端主义者。此外,近年来欧美发生的许多严重恐怖袭击事件,都是出生在欧美的穆斯林青年极端分子发动的。比如2016年6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奥兰多制造美国史上死亡人数最多恐怖枪击案的奥马尔‧马蒂恩(Omar Mateen),就是出生在纽约皇后区。这表明,出生在西方的穆斯林,非但绝对不会改变他们的信仰,拒绝接受西方价值观,而且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更促使他们走上极端主义道路,制造一系列的恐怖袭击。

在西方,不仅的穆斯林人口不断增加,而且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比如,英国已有700多清真寺,1200多所伊斯兰学校。2015年6月,法国穆斯林信仰协会主席及法国巴黎大清真寺主持人鲍巴克尔(Dalil Boubakeur)接受法国的Europe 1电台访问时说,目前法国的穆斯林人口是全欧洲最大的,达到500万人,但全法国只有2,500间清真寺,另有300个正在兴建中,目数远远不足。他认为法国至少需要5,000间清真寺,并指出改建一些已空置的天主教堂是可行的方案。2012年时,就已经有西方学者惊呼:法国、荷兰、比利时二十年后将全部伊斯兰化!据称利比亚已故领导人卡达菲曾经预言:“已经有很多迹象显示,安拉要使伊斯兰在欧洲大获全胜;不用动刀枪,不用攻城掠地。我们不需要恐怖分子,我们不需要自杀式的炸弹攻击。我们在欧洲的五千多万穆斯林只需几十年就能将它转变为穆斯林大陆。”其实,所谓“人口问题”根本还是信仰问题。穆斯林信仰坚定,绝不改变;他们要同化别人,绝不被别人所同化。这才是他们预期获胜的真正“法宝”。

2、历史根源。

伊斯兰是一神信仰;“穆斯林”意为“顺服真主的人”,信奉真主是唯一真神,穆罕穆德是真主的先知,并信奉穆罕默德所传《古兰经》是先存和完美的真主的话。伊斯兰教自称是唯一的真宗教,高于其他一切宗教。其圣典《古兰经》(Qur’an)教导和鼓励圣战(参见古兰经61:4; 2:190-193; 9:38-39; 4:74-76; 61:10-12等)。遵从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用武力征讨杀戮一切“不信真主的人”,以此扩大伊斯兰教的版图和人口,最终使已知世界伊斯兰化。穆罕默德创教之初,因在麦加宣扬和实行一神信仰、清除多神偶像而遭受贵族逼迫;之后带领信众出走麦地那,建立政治和军事组织,开启了武力传教的传统。随着武力征伐、信仰同化及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伊斯兰教以惊人的速度把版图扩大至中亚、西亚、北非,并在穆罕默德死后一百多年进入伊斯兰文化的黄金时代,建立起政教合一、横跨亚、欧、非三洲,最大版图为1260平方公里的阿拉伯帝国(比现今中国版图大31%)。阿拉伯帝国存在600年后解体。和别的文明一样,伊斯兰信仰及文化基因,并未因“国家”的衰亡或解体而消亡。

3、文化基因。

伊斯兰教义把真主等同于使者穆罕默德和《古兰经》,使信仰转化为征服世界的巨大力量,这些构成穆斯林的基本价值和文化基因。无论“温和派”还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信念和行为都受控于他们的文化基因。伊斯兰圣典《古兰经》命令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包括基督徒和犹太人)战斗,直到他们归顺伊斯兰:“当抵抗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诫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交纳丁税。” (9:29)

穆斯林的圣战,在很大程度上借助激发人性中的贪婪来获取动力。所谓“贪婪”,无非是对钱财、权力和性的贪欲。如何激发对钱财的贪欲?据穆斯林史学家伊本•伊斯哈格(Ibn Ishaq, 704-767)《真主使者生平》(Sirah Rasul Allah)记载,穆罕默德离开麦加后,便开始劫掠商队。结果,没过多久,贪婪就成了人们迅速皈依伊斯兰教的一个主要因素。穆罕默德也确实有意利用得来的战利品,引诱人们转向伊斯兰教。当有人批评他分配新得财富的方式时,他回答道:“我利用今世的财宝赚取一个民族,使之成为穆斯林,而把你交托给你的伊斯兰信仰,难道你竟因此而内心烦恼吗?”(伊本•伊斯哈格(Ibn Ishaq),《真主使者生平》(Sirah Rasul Allah),P.596。转引自《历史上的穆罕默德》,David Wood,下同)

圣战的目的是征服“异教徒”,使世界伊斯兰化取得绝对控制权。减少敌人的人口,才能强化自己的权力。《真主使者的生平》记载,穆罕默德曾对他的信徒说:“我要将犹太人和基督徒赶出阿拉伯半岛,一个不留,唯有穆斯林才能生活在这里。”犹太人投降了,使者把他们囚禁在麦地那······随后,使者出门来到麦地那的集市(那里至今还是个集市),开始在那块地上挖沟。沟挖好后,他派人把俘掳一批批地带过来,在沟里砍掉他们的头······被杀的俘掳共有六、七百人,不过也有人说,总人数高达八、九百。(P. 464,同上)

伊斯兰圣战的目的是扩大版图和增加人口。“人口众多”是一个文明最重要的资源,也是一文明成长的最基本要素。因此,征服的另一方式是掳掠外族妇女,改变人口结构。众所周知,《古兰经》允许穆斯林男人娶四个妻子:“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4:3)即使教法允许择娶尚未发育的幼女(穆罕默德本人就曾根据阿拉旨意,娶幼女为妻),本族妇女的数量,仍然难以满足一夫多妻的要求,必须从外族掠夺或娶女俘为妻。除此之外,《古兰经》还给予穆斯林男子与女俘和女奴性交的权利。生育向来是伊斯兰化的重要手段。穆罕默德是所有穆斯林效法的最高榜样;他一生正式娶妻13位,另有大量的妾侍。他的12位妻子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622-632年) ,也就是他进入麦地那拥有自己的地盘之后所娶的,多为战争俘虏。穆罕默德53岁时,奉真主安拉启示,娶了年仅9岁的阿伊莎,是他最年轻的妻子。虽然阿伊莎的结婚年龄时有争议,但却影响伊斯兰世界至今。直到21世纪,仍有穆斯林组织宣称女性的合法结婚年龄为9岁。

4、文明搏斗。

穆罕默德死后,继任的哈里发继续以“圣战”之名大规模武力扩张。鼎盛时期“阿拉伯帝国”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Islamic Golden Age)。那时,“穆斯林艺术家、科学家、杰出人物及工人合力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直接及间接地影响到各个大陆上的社会。”(霍华德•特纳)与此同时,内部的教派斗争也以“圣战”为名,内乱不断;“帝国”历经五百余年,终于解体。但顽固好战的文化基因不会因国家的解体而衰亡。

伊斯兰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受到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外族入侵甚至毁灭性打击,但其主要的对手却是一直西方文明;两种文明之间存在着持续而深刻的冲突。“历史的变化常常使这两个群体处于竞争之中,有时陷于争夺权力、土地和灵魂的殊死搏斗之中。”(约翰•埃斯波西托 John L. Esposito) 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两次(阿拉伯帝国及其后的奥斯曼帝国)。二者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与各自宗教的本性相关联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基因的差异。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崩溃时,西方与伊斯兰的领土边界还是十分清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穆斯林移民及近年的难民涌入西方国家,随着这种嵌入式扩张,使穆斯林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两种文明之间的搏斗已经在西方文明的心脏地带开辟了“第二战场”。伊斯兰的侵入犹如“明枪”,也许是给西方文明的清醒剂。

三、西方文明之危机

所谓“西方文明”又被称为“基督教文明”。 “基督教”诞生于两千年前希腊化文明解体之际,其后在希腊-罗马文明废墟上孕育并滋养了西方文明。个中详情,并非本文主题。但是可以简而言之,基督教于四世纪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入侵并摧毁罗马帝国的诸“蛮族”也都皈依基督教。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会淩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因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一千多年后,教会的腐败引起王权的反抗、及王权支持下的“宗教改革”运动。从此,西方基督教会逐渐弱化。但在印刷术的推动下,圣经日益普及,许多基督徒直接从圣经中得到灵感(inspiration),不断“觉醒”,掀起多次改教运动。几乎与此同时,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文明迅速向外扩张,开始了“全球化”过程。

十七世纪初,“清教徒”为躲避官方教会迫害移居北美,许多欧洲的改革派也去到那里,使基督信仰在北美得以“复兴”。众所周知,“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的国家格言。但不要忘记,法国革命直接受到美国独立的带动。“自由平等博爱”正是基督信仰的基本信息,也是无君之国美国的立国精神。不过, “自由平等博爱”逐渐遭到滥用,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很快走上 “传统价值观”崩坏、信仰和道德沦亡的道路。欧洲的状况更甚于美国。因此,穆斯林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把西方看作是物质主义、腐败、颓废和不道德的世界,称之为“不信神的西方”,必定走向灭亡。另一方面,基督信仰的人格平等、自由、宽容、怜悯、仁慈等基因仍然存在于西方人的内心深处,让许多非欧洲移民感到“美国人好骗”,可以大肆利用他们的善意,谋取自身的利益(一个小例是滥用和诈领社会福利;移民甚至非法移民所占用的社会福利比本土居民多得多)。西方的这种困境可以从一些简单明了的事实看到。比如, 打着“多元文化” 的旗号 、借着“政治正确”的政策,中国和伊斯兰等异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可以长驱直入、深入欧美生根开花,而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却被阻挡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之外。贸易也一样;在市场准入、关税和投资等方面,西方同样受到中国的严格限制。此外,在巴黎气候协定中,美国等“发达国家”被要求减排和出资(据专家说,其中要求美国出资75%),而中国、印度这样的排放大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却不必减排和出资。

西方世界予人以“江河日下”之感。文明赖以生存的“人口”要素萎缩、 “信仰” 根基衰微。同性恋和跨性别运动加剧了出生率的下降。毒品战争杀死数百万有活力的人口,远超过枪击和车祸死伤的总和;但前总统奥巴马却在2014年4月宣布为348名毒贩减刑;无论摆出什么说辞,都释放给公众一个信号:毒品犯罪可以得到宽容和赦免。此外,近乎“边境开放”的政策导致数千万异质文明移民涌入,不仅消耗了巨额经济资源,也重创了西方文明赖以生长的信仰与价值观。更不必说因“反恐”而引发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花费了近万亿美元。那些鼓吹颇具欺骗性的“政治正确”的,和把美国产业移向廉价劳动力地区、造成“不公平贸易”的,正是同一伙人。西方社会的“左派”或“自由派”在西方“江河日下”的过程中,与不认同甚至败坏西方价值的异质文明移民一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文明冲突之解决方案

在文明的冲突中,我们看到非西方文明都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学习和运用西方创造的科学技术和物质产品,甚至吸收西方的资金,来打击西方。一方面宣称西方的物质文明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拿来可用;一方面否定、拒绝和抵挡西方物质文明所赖以产生的信仰和价值观。这叫我想起洋务运动时的一个概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就是中国(或其他文明)的文化基因,“西学”就是西方的物质产品。文明之间的冲突,虽然表现为显性或隐性的暴力冲突,但根本却是基本价值和文化基因的冲突。人人都不愿在冲突中毁灭,人人都想要在冲突中得胜。但现实状况却是,冲突的各方都用西方文明创造的物质产品装备起来,在综合力量上(包括已经渗透到西方社会内部的各种形式的异质潜在力量)日益接近 “势均力敌”;在这种状态下,冲突注定不会有最终的赢家。

娱乐动作片《谍爱巴黎》,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西方与中国及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并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以暴制暴,用更强大的武力消灭入侵西方的中国贩毒集团、伊斯兰恐怖分子及其被洗脑皈依极端主义的西方同伙。这也是本片的最后结局。然而,还有比暴力更好的手段吗?在影片的大结局前,我们似乎看到一丝亮光。此时,瑞斯面对着他那已被洗脑改信的“未婚妻”卡若琳,她即将引爆身缚的炸弹。瑞斯试图用“爱”的呼唤化解仇恨与暴力。虽然卡若琳最终没有为之所动,但在听到“爱”时,确实对自己即将采取的自毁行动表现出一点犹豫。“爱”,是我们在黑暗中看到的一丝亮光。在全球化的文明冲突中,人类若要避免毁灭的命运,唯一可以寻求的,正是“爱”、“宽容”与“复和” 的“共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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