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稀罕的资源，雄安要有。”这个口号在当下的中国，无疑具有极强的诱惑力。
2017年8月17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前左）现身雄安新区，据报道称，北京高层几乎全员出动赴雄安新区，包括“四套班子一把手”、16个区委书记、19个委办局负责人以及市属国企负责人（图源：@河北发布）
被认为是直接由中国大陆现任最高领导人参与制定的，一项能够影响中国千年进程（“千年大计”）的城市试验区——雄安新区，正在集中出台“不容拒绝”的优厚条件，以吸纳现在居住北京的相关人口搬迁到雄安。
北京时间8月18日出版的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报道称，“北京集中优势资源支持雄安新区”。8月17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与河北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优势资源”是指教育、医疗和创新资源，这些被是北京最核心的优势资源。在北京，幼儿园和小学，以及高中都被分出“优势资源”，想要让适龄孩子享受到这些教育资源——比如到北海幼儿园、史家小学、北京四中等就读，除了必须持有北京本地更加细分的“学区户口”之外，还需要复杂的、外界难以想象的条件作为要求。官方称，各类教育资源短缺造成了只能用严苛的“门槛”来限制人数。
在北京当地政府的解释中，“优势资源”极为短缺的原因是，北京人口太多，而各种资源均被认为是“有限的”。舆论称，蔡奇此次为配合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的决策，而不惜向雄安新区抛出北京的“血本”。
北大真的要迁往雄安？深圳经验能否复制
“北京现在有的优势资源，不久的将来雄安也都会有”——这样的承诺显然会吸引更多的人口到雄安去生活，这也正是中国现任领导人期待的理想中的结果。
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正在用政策性的手段为雄安新区增添吸引力。
在没有雄安新区概念出现之前，雄安新区所覆盖的区域不过是河北省保定市边缘地带一块较为平缓的近似平原的地带。
而在中国领导层的概念里，既然曾经的小渔村深圳能够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的第四大城市，雄安新区没有理由不成为下一个能够平地而起的北方新城。
在中共设想、规划的雄安新区里，新区的居民们和河北省的其他城市的居民“一定有本质的不同”——在户籍（户口）的含金量上或许会和北京一样，甚至要超过北京。
2017年6月，陆媒《中国经济周刊》刊文称，未来雄安户籍含金量将超北京。
撰文《中国政府的新暗示 雄安户籍或成特权》分析指，
雄安新区的构想是超前的、并且有延续性的“千年大计”，而中国政府正在拟定的政策仍被旧思维所左右，无法挣脱“户籍”对民众的迁移限制，“新”字将大大折扣，很可能会形成另一个不公平的“特权区域”。
中国户籍制度或称“户口”，20世纪50年代末期设立，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为了不让饥饿的农民涌入城市，而设立户籍制度。
最初的设想只是阻止饥饿的农民不会涌入城市或者形成蔓延全国的乞讨者，但随后发现公民教育、福利和住房机会都能够以“有限资源”的形式通过户口进行分配或者调控，这会让政府“便利而有效地”管理民众。
评论人士指，不管怎样，和北京户口含金量等同（甚至超过北京）的雄安户籍，加上拥有和北京一模一样的包含生老病死各种层面的“优势资源”，那些被视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相关从业人口已经没有理由拒绝搬迁到雄安新区了——政策性的倾斜附加给雄安新区“不可阻挡”的魅力。
有计划的、有时间表的迁出北京计划将会被严格执行，这恰恰是中国“这个集权国家在过往时间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缘由。
可以被移植的经验？
无论如何，北京有目的地分散人口，纾解城市压力的目标已定，且北京政府已经启动了相应的政策性的支持行动，中共党宣部门亦开动宣传机器鼓励北京的目标人口迁移到雄安……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不过，海外舆论认为，雄安新区能否担当起预想中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从中国政府试图将雄安新区亦作为奇货可居的“资源”看，用户口和城市福利吸引北京人口“放弃北京户口”落户雄安，这只是新瓶装旧酒——“以户留人”的思维方式，户口含金量的另一面是不公平和不公正，这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人性化的管理理念。
分析指，中国政府对雄安新区采取的各种政策性的倾斜，实际上是中国地区间人为形成的资源分配不平衡的另一个层面的表述。
2017年4月1日，中共宣布成立雄安新区，称其是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图为航拍雄安新区（图源：VCG）
观察人士则给出了更有建设性的观点——
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借助北京将非首都功能向雄安疏解的经验移植并放大，尽可能地解决中国国内区域间的资源不平衡。
既然政府可以将北京的“优势资源”移挪到雄安新区，为何不尝试着先向河北省开放，进而渐次打破全国性的、城乡间的资源垄断格局。
海外舆论认为，中国政府试图在雄安新区建立一个“中国北方新的经济增长极”，不妨可以尝试用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处理人口的流动和迁徙。
事实上，在未来的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中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很快会重新成为中国的社会性议题，原因很简单，
民生相关领域“被社会资源化”，将影响人口的自然流动和经济复苏，现在，雄安新区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实验样本。
届时，新一届的中国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智慧解决相关问题，亦考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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