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高于任何意识形态或者教条。
如果将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标准，就不会去追问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动机，而只看如何才能维护国家的利益。其他国家的所言所为，跟我们的国家利益有什么关系，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至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何，与维护国家利益相比，根本就不是什么紧要的问题。宣称信仰同样的主义或者宗教两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两个国家就一定会相互友好，或者比其他国家要友好。红衣主教黎塞留作为天主教徒，他没有把新教国家视为法国的敌人，而是将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室当成最大的隐患。黎塞留之所以这样做，因为法国的国家利益是他心中的杠杆。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积极支持的是新教国家联盟。十字军东征，可以说是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之战。但是，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交战时，1535年却和奥斯曼土耳其签定了贝奥达纳德条约。天主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帝国一样可以握手言欢。[1]同样地，共产主义阵营里，同室操戈的事情还少吗？俄罗斯无论是沙皇当政还是共产党掌权，一直对中国虎视耽耽，而且在国际社会里奉行帝国主义。
1939年8月28年苏联和德国签定了合谋分赃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为二战开了绿灯。德国向奥地利、捷克、波兰寻衅时，斯大林也在向立陶宛等国下手，在对领土的野心和贪婪上，斯大林和希特勒并没有什么不同。当1940年6月18日法国遭到全面失败时，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竟然把纳粹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请到他的办公室，“代表苏联政府对德国武装力量的伟大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2] 1939年莫洛托夫和纳粹德国谈判时，要求在划定边界时，将奥地利的切尔诺夫策给苏联，他说：“乌克兰人要求这么做，那一带住的是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应该集中在一起居住！”最后得到了希特勒的同意。晚年莫洛托夫回忆道：“从来不曾属于俄国的切尔诺夫策，就这样划归我们了，现在仍在我们的管辖之下。” [3] 1939年当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战时，苏联红军也向波兰长驱直入；1940年侵略芬兰；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的那天，苏联向立陶宛下了最后通牒……苏联一直是纳粹德国的帮凶和同谋。而到了1941年6月，苏联自己遭到德国无情打击时，这场资产阶级国家狗咬狗的战争，就顷刻间变成了反法西斯战争！我想莫洛托夫的这句话很值得中国人回味：“我们从来不做傻瓜。”[4] 1941年社会主义苏联和军国主义日本签定中立条约，把中国给无耻地出卖了：“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也正是因为社会主义苏联，蒙古永远脱离了中国。
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影响对国家利益的理性思考。相同意识形态并不是国家安全的可靠保障，相反，苏联对东欧的严厉控制，说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它更富于侵略性，更乐于干涉别国内政。意识形态相同，并不等于利益就完全一致。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就说：“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5]而斯大林则说：“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6]苏联奉行的一直是强权外交。毛泽东向苏联承认外蒙古独立，同意建立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及有色金属公司。就连赫鲁晓夫都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侮辱。”[7] 1939年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到苏联时，莫洛托夫对他说：“如果您不肯签署与我们合并的文件，那你就回不去了。”[8]这和绑票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我们将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演说中公开使用“铁幕”一词，作为“冷战”开始的标志。但是，我们回顾一下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的扩张历程，以及在战争中的表现，战后对东欧的控制和操纵，也许我们就不难消除过去许多意识形态的偏见。至少不会怀疑当时的苏联确实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中国难道没有尝过斯大林的沙文主义之苦？！只有它奉行的是绝对贪得无魇的帝国主义，它没有使一个自己的傀儡国家富裕起来，顺我者并不昌，而逆我者却要想方设法使它亡。苏联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不就是最好的注脚？
而中国则往往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1956年，中国旗帜鲜明地支持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涉；1965年受到中国支持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到残酷镇压，两国外交关系恶化；1968年2月《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公开宣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印度农民革命风暴更猛烈些吧！”[9]……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欧洲小国，历史上跟中国素无往来，但从1950年代起，却与中国开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对两国关系，中国曾经说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国也说“坚如钢铁，纯若水晶”；被双方形容为“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种世间罕见的外交关系，当年是家喻户晓。而到了1981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在八大上的报告中说，阿中仅仅只有“表面的外交关系”。[10]
当人们今天仍然以一种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骄傲感在回顾朝鲜战争时，还有必要提醒他们记住这样的事实：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1950年中国建军节的其中一条口号就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元帅万岁！”毛泽东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在莫斯科呆那么长时间（2个月），在国家关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朝鲜战争后，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被联合国指责为“侵略者”，此后20年被联合国拒之门外……战争花去了中国100亿美元，和近百万人的伤亡……而且还欠了苏联“老大哥”一屁股债！
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迫切需要从世界吸取智慧，提炼出对中国有用的原则。所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首先只是一种外交辞令，一种良好的愿望。一切都只能取决于国家利益在不同国际环境下的需要。唯有最好地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永恒的。既要看到与友好国家的利益冲突，也要善于发现和敌国的共同利益。如果我们重温一下丘吉尔的著名演说，或许对中国将不无启迪。1936年底，丘吉尔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一个国家，问题不在于它是西班牙，还是法兰西王国，或是法兰西帝国，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个政策与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谁当统治者都毫无关系；它唯一关系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具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要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德。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可以亲德反法。”[11]
将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标准，这样就不会去追问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只看如何才能维护国家的利益。他们的所言所为，跟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关系，该怎么处理，至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何，与维护国家利益相比，根本就不是什么紧要的问题。苏联和南斯拉夫不也照样剑拔弩张？面对纳粹的现实威胁，一贯坚决反共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还不是主动和斯大林携手合作？丘吉尔主动向苏联示好，并不是他热爱苏联，喜欢社会主义，相反，是出于保全英国的缘故。但也正是这样，在客观上利于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国为什么就要像一个幼稚圆的三岁孩童一样，总希望别人都像雷锋叔叔那样对待自己，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坏人呢？世界上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哪个国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了别国或者全世界牺牲本国利益，我不反对大声疾呼，但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现实，而不是把希望放在怨恨和国家道德的改良上。
注释：
[1]夏继果《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研究》第20-21页
[2][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第127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2月第一版
[3]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19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4]《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20页
[5][苏联]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40次谈话》第15页
[6][苏联]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40次谈话》第16页
[7]《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60-661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
[8][苏联]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40次谈话》第16-17页
[9]R.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2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符浩 李同成主编《外交风云--外交官海外秘闻》第278-283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
[11]《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第186-187、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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