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体”为主要单元的国际运动赛事往往牵动“国族”情绪，这已是一道老生常谈的“经验法则”。观察此刻的台北，随着世界大学运动会（Universiade）的“台湾主场”优势，加上台湾选手本届夺牌表现超乎预期，结果更进一步刺激、拉抬台湾人自我认同的效果，便显得毫无意外。
这发展或许超出了中共当初的两道料想。首先，当年系因国共交往密切、中共表现“让利”，台北方取得2017年世大运的主办权，这或可谓当年两岸善意交流下的一项遗产；然而，时至今日，世大运如期举办，说好的国民党却已不在执政之位，这让早先国共和谐下，或可借此赛事共同营造竞技场上“中华儿女一同伟大复兴”的画面，在民进党当家下，无奈成为一记空想。
运动竞赛易刺激认同对抗，本届世大运于台湾人认同也不例外
另一则出乎中共料想的，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体育赛事，往往牵动“国族”、“民族”情绪的昂发，这样的“反射机制”放诸四海，其实举世皆然：小则让全国欢腾，或是见“足球流氓”滋事闹街，大则如萨尔瓦多（El Salvador）与洪都拉斯（Honduras，台译为“洪都拉斯”）存在边界纷争，却因足球赛事引爆1969年的“足球战争”等等。
回到本届的台北世大运，延续过去两岸的政治妥协，台湾参与国际运动赛事，必要以“奥委会模式”为准，即不得播放“中华民国国歌”，也不得升起“中华民国国旗”，取而代之的是“国旗歌”，以及印制的“Chinese Taipei”字句的“中华台北会旗”替代，用以消灭“国家代表”的政治意涵。然而，就连《美国有线新闻网》（CNN）都曾经报导，“两岸的这份‘妥协‘，虽让台湾得以征战奥运，但用的不是台湾的国旗、国名和国歌；又特别是在蔡英文当选总统后，台湾人在自主权和身分认同上更加笃定，两岸的这份政治妥协，已渐渐开始让台湾人感到怨愤不已”。
尔今，主张“我们的主场”的台北世大运，虽“旗歌”、“会旗”的“奥运模式”依旧，但场边以及场外“入戏”的台湾观众，终于因首度的“自家”优势，可不受拘束地扬帜“中华民国国旗”，甚至因台湾终于能同国际、其他国家一般，以作为一个“同具行为能力的个体表现”，而感到自豪。
台湾本地的集体认同正随赛事正炙而同步加温，也将一举加重、复写于这一代台湾人的集体记忆。一如德国媒体《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DW）近日报导，“这里的民族自豪感正前所未有地高涨”，正是类似的观察。
台湾受限“奥委会模式”，参与国际赛事只能以“中华台北会旗”亮相
尽管在经验上，民族（nation）的形成与国家（state）关系密切，但民族比起实体的国家，带有更明显的价值意涵，这起因民族最初便是作为一种理念与政治想象（political vision）或意识形态而出现的。应用在竞技场上，来自各地、每一支选手代表队伍，在“化整为零”下，抽象、想象出来的集体认同终将收敛至那一小面的代表旗帜上（无论那面旗帜是为“国旗”或“会旗”），最终则指涉到很理想化的“人民全体”或“公民全体”的概念。
更进一步说，这样的认同且是双向的，即台湾的自我在过程中逐渐认同，且在过程中又渐进被其他参赛国的“他者”所认同，台湾人认同便在世大运的赛程反复下，一次又一次被提醒、噪动着。这结果对“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进而求两岸认同于一家亲的中共来说，无非是一记强劲的反驱动。
从想象共同体的假设出发，台湾此刻因主办世大运，剧烈点燃并具体化台湾人自我认同的外部效果，将让中共投鼠忌器，未来将更有动机与力道去排拒类似“集国族”、“类国族”概念的场合在台湾公然展演。质此，台湾虽有此次主办世大运赛事的机会，但放眼将来，在政治先行的逻辑底下，台湾未来要再申办其他国际赛事的可能性，恐怕已不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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