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以后贸易顺差不再继续扩大，甚至，考虑到官方数字可能的偏差，贸易顺差可能已经很小，甚至进出口达到均衡。对于今天的我们这一点早已习惯，同时，我们也习惯了八股文似的解读——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快，贸易竞争优势不再。
跟许多“正确的废话”一样，将贸易顺差的停滞归结于劳动力成本及相应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错，但并没有太大的用处：既没有搞清楚更深层次的原因，也不大能支持预测与相应的决策。
而笔者认为：决定贸易顺差走向的更深层次原因，藏在财政收支的变化中；危机后，大规模的财政扩张行为显著抑制了贸易顺差规模，同时随着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贸易顺差将在可预见的未来进一步收窄。
本文分上下两篇，在上篇中，笔者将从周期性与趋势性两个角度，寻找贸易顺差逐渐疲软的原因。
跑输邻居的出口和收窄的贸易顺差2015年全年，贸易顺差仍能占GDP的5.4%，而2017年上半年，贸易顺差仅占GDP的3.3%，收窄的趋势已经很明显。本次收缩的特点在于，同期内进出口均在反弹，所谓“复苏性收缩”。换句话说，本轮贸易顺差的收窄原因在于出口没有跑赢进口。2017年上半年，进口同比增长18.9%，同期出口仅增长8.5%。
与别人家一比，更可以看出我们家出口的疲弱，可以说，出口不但没有跑赢进口，也没有跑赢亚洲新兴市场邻居们。
从2016年开始，全球经济的回暖过程中，最先有所反应的便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相比于今年上半年我国8.5%的出口同比增速，马来西亚与澳大利亚超过了20%，而韩国、印度、菲律宾等邻居们也大都高于10%。
另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中国实际的贸易顺差可能大幅低于统计数字。
近年来，中国贸易帐中的“表外项目”——“海外淘”的规模恐已无法忽略，甚至可能有能力将中国的贸易天秤扳成另外一个样子。目前由于缺乏具体的海外淘贸易数据，仅能从某些微观数据里“管中窥豹”。举例而言，根据某机构统计，2016年中国人全球奢侈品消费就高达1204亿美元，而其中国内部分仅占276亿美元，剩余近五分之四来自于“海外淘”或者境外旅游消费。也就是说2016年，仅奢侈品消费就可能产生了近千亿美元的“表外”进口额，而2016年中国贸易顺差也只有5097亿美元，一旦计入这一笔进口额，贸易顺差瞬间少了五分之一。 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真实的贸易顺差，可能比统计数字低很多，而随着海外淘规模最近几年不断扩大，贸易顺差的收缩速度可能较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要快得多。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贸易顺差缩窄的解释。补库存带来的内需与相应的进口升温能作为贸易顺差收窄的周期性解释，它具有解释力，但并不是全部；至于贸易顺差收窄的趋势性原因，“出口竞争力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一类八股文般的解释则又缺乏指导意义，我们需要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周期性解释：补库存带来的需求回暖补库存阶段的内需升温造成贸易顺差收窄。
这很好理解，从数据上看也比较直观：随着企业库存回补，国内需求增加，而填补这一需求一方面依赖国内上游企业的增产，另一方面也依赖进口。图3可见，2015年底，随着去库存阶段渐入下半场，边际势能降低，贸易顺差开始收窄，而在2016年中期以来的补库存阶段中，贸易顺差收窄的趋势仍在延续中。
不过补库存毕竟是周期性因素，关于库存周期最近一年以来大家的分析都很多，也比较充分，所瞄准的补库存终点也大致都在刚过去的第二季度，本文在库存周期上不做进一步的赘述。随着补库存阶段（可能已经）走到尽头，补库存带来的内需和进口也该告一段落了。
贸易顺差还会收窄吗？凭借补库存阶段的终结仅可能带来贸易顺差的短暂企稳，或者出现如2015年“衰退性顺差”类似的状况；但衡量贸易差额的中长期趋势，我们需要找到更为根本的原因。
趋势性解释：财政赤字财政收支与贸易帐的关系很好理解，但却往往被人忽略。还记得宏观经济学教材里的投资—储蓄恒等式吗？
财政赤字挖了一个坑，这个坑要么由私人部门的储蓄来填，要么由净进口来填。再说通俗点，A国每年生产8个螺丝钉，正常情况下每年消耗6个，这样就还能出口两个，产生了贸易盈余；可有一天，政府推出了大规模财政刺激，需要消费4个螺丝钉，这样A国每年总共需要消耗10个螺丝钉，但A国只有8个螺丝钉的产能，怎么办？靠进口呗——贸易盈余就变成了贸易赤字。
上世纪80年代，萨默斯（L Summers）即指出，在实证中财政赤字产生的缺口无法被私人部门储蓄很好地填补，或者说，情况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财政平衡的变化往往牵动着贸易条件变化。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首先，财政赤字在逐年扩大。
祭出“四万亿“计划的2009年，财政赤字也仅为7400亿元，GDP的2.1%，而在2016年，公共财政赤字则上升至2.83万亿元，相当于GDP的3.8%，为历史记录之最。2017年上半年，公共财政赤字0.91万亿元，乍看之下不到2016年财政赤字的1/3，不过需要注意到是，我国财政收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上半年出现赤字的情况非常罕见，在2016年前，上一次上半年公共财政赤字的情况出现在1995年，赤字规模仅为1.23亿元。而2016年与2017年则连续两年在上半年即出现赤字，且2017年上半年赤字规模接近2016年上半年的3倍，事实上，如果仅看每年上半年的数据（图5），财政赤字扩大的趋势将更为明显。从数据上看，财政赤字这个坑是越来越大了。
笔者之所以说“从数据上看”，是因为数据外还有数据，真实的财政赤字规模应该更大。
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举债及其相应的支出并未计算在财政赤字内，而这一部分支出的规模应是相当庞大的。2015、2016年两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就达8.2万亿元，而这8.2万亿元仅仅是地方政府“表外”融资的一部分。笔者恐怕难以想象计入“表外”融资及相应支出后，财政赤字将变成什么样子，要知道，从统计数据上看，2009年以来历年财政赤字合计值也就10万亿。
在投资—储蓄恒等式里，公共部门赤字这个缺口，可以说是很大了。
而另外一方面，财政赤字也很难被私人部门储蓄所填补。
其一，居民部门消费率（居民部门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自2011年的35.6%稳步上升，至2016年升至39.2%，在财政赤字扩大的同时，私人部门储蓄在被消费挤压（图 中也道出了2009年前我国高贸易盈余的另一个原因——消费在下行）；其二，“土地财政”是私人部门储蓄支持财政支出的典型路径之一，这条路如今不再通畅，一方面是由于地产过热地区的限购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居民存款已经不足以支撑房地产市场的边际活动，这一点可以从2016年骤增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基本上是房贷）看出来。
根据投资—储蓄恒等式，公共投资的缺口需要由私人部门储蓄或进口来填补，而在财政赤字逐年增大之际，私人部门储蓄却无法有效填补财政赤字所带来的缺口。
这样的组合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贸易顺差的递减，也具有了相对充分的前瞻基础：贸易顺差还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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