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认为搞文艺的人，一半是基因和努力，一半是运气。以我来说，运气超过五成以上”。
黎老先生的书房。（记者杨青／摄影）
黎锦扬回忆起年轻时代的岁月，历历在目。“我在二战快结束时到耶鲁大学读戏剧系，英文不灵光，不到一个月，就申请转学，老师是有名的Richard Eaton，他是美国名剧作家Eugene O Neil的老师，他说，你是来学舞台剧，不是来学英文，如果你写一个剧本能在学校的戏院上演，你就能毕业”。
鼓起勇气，夜以继日地写。“好在那时很穷，没有费时请小姐吃饭看电影”，两年以后，黎锦扬果然写了一本能在学校上演的戏。
“演出后，一位美国太太给我一张名片，要我在暑期去见她，她是纽约来的文化经纪人Ann Eluo。不等暑假，我第二天就搭了一个小时的火车，到纽约见她。还没有落座，她就说，从此不要再写舞台剧，中国故事从来没有上过美国的职业舞台，你可以改写小说。她懂市场，我只好遵命”。
“中国话说十年寒窗。我寒窗了十多年，才写出一本小说‘花鼓歌’”，黎老回忆，当时书稿寄出十个多月，却全无消息。经纪人最后来信说，这本书，大部分纽约出版社都退稿了，只有一家，架子很大，编辑不看稿，把稿寄给看稿的人去选稿。“我的稿子落在一位80岁有病的看稿人床上，他没有精力写一页纸的书评，仅在稿子上写两个字‘Read This！’写完就登天了”。但正是这两个字，“花鼓歌”1957年出版了，而且很快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