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及效果，自1978年伊始就争论不断，持续三十年。从政策的制定者到改革全程亲历者及至今天的“80后”、“90后”，参与者前赴后继，后者已然是前者的学生、子女。因争论而起的派别之争，也是中国在三十年间的风景。
对于仍在继续着的变革，可能需要更久之后的人们来做客观的判断。在当下，尽可能全貌地记录改革过程，是比争论更有意义的事情，起码可以给不止的争论提供一个轻便的史料。
2006年三月，王俊秀先生将这一想法付之实施，希望用两年多的时间，整理三十年间的改革记录。王先生是内地积极的思想者，他一方面让年轻人编年改革路径，一方面让改革的参与者将其经历口述给年轻的听众们。
解密、亲历，难免个人色彩，其于“三十年记录”的作用在于，提示某一时期、阶段的某一事件、政策的特殊性。毕竟权威的新闻记录也有取舍，而以新闻记录为蓝本再做记录，也透着年轻记录者的个人偏好。如今,这一工作终于有了个初步的成果,60多万字的《改革四论》（又名中国改革的末路）和《改革之死》已多方努力,由香港夏菲尔出版社出版.
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关口，全球爆发经济危机。二战以后的所有“危机岁月”，因为这次危机都变成了“经济波动”，“黄金甲子”已经完结，中国的“黄金三十年”也因此中止。
没有“黄金甲子”，没有“对外开放”，中国的“改革三十年”会非常艰难。自2008年开始，整个世界都会看到，中国的繁荣、综合国力、经济周期……都缘于“开放”，缘于全球经济对中国的接纳程度和中国不断增加的对外贸易总额。
外贸如果萎缩，中国将会怎样：沿海出口企业破产----农民工失业----银行收入下降、坏账增加----地产和加工业投资下降----城市失业增加----政府税收下降----？
有什么办法能够遏止恶性循环？去寻找替代外贸的领域和途径！居民消费：都下岗失业了，不敢花钱！投资：出口都做不了了，投资以后生产的产品卖给谁？政府投资：地方政府没钱，中央政府的投资能撑几年？
1929年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外贸出口国，大萧条中没有找到替代外贸的途径：不是凯恩斯拯救了美国，不是庞大的外汇储备，不是贸易顺差，是二战！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中国社会猛然发现，一直以来，美国是被中国看作是改革发展目标和参照的。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这个目标可能只是经济上的强大及居民物质生活的富足。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步入同世界、同美国相互依附的阶段。经济危机中的美国，让中国的目标有些恍惚，关于改革的方向会成为后续争论及未来政策中的新内容。
“黄金甲子”给中国带来三十年机会，社会陶醉于“政策的有效性”，认为繁荣理所应当、农民、农民工对城市的补贴可以持续、“不平衡”就是一种“均衡”。搭上全球化快车，人们形成了一个错觉：改革之初遇到的难题，都是小波折，不断膨胀的经济总量足可以消化所有的社会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得到解决，发展需要时间，世界会给中国足够的时间。
2008年，全世界的本命年，让“足够的时间”成为奢望。通过外贸、外交事务来转移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这一三十年中的有益经验，在今天也遇到了挑战。
危机很可怕。没有经历过大危机考验的国家同样令人担心，因为会失去对危机的警惕，会沉睡于眼花缭乱的幻觉中，会忽略和推迟昨天和眼下的问题，会没有战略。全球共同繁荣时，沿着“复兴之路”实现“大国崛起”，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当繁荣遭遇危机，“复兴”和“大国”的概念则并非仅仅一个经济要义。从历史中寻找智慧，未来三十年和更远的后改革时期，即使仍着眼于经济增长，也须谨记：经济增长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经济也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
中国需要考虑后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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