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上月推翻占领运动三名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案的原审裁决,把三名被告由社会服务令或缓刑改判监禁,不少批评者把矛头指向坚持向司法机构提出刑期覆核的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认为,把上诉庭的上述判决联同香港法院过去一年就议员宣誓风波以至旺角骚乱被告的裁决来看,香港司法机构有走向“国家化”的趋势,在一些政治敏感案件作出的裁决,相对上较以前更加注重“国家利益”。
迈向“权利”与“秩序”的再平衡
田飞龙9月21日出席香港大学法学院一个研讨会时表示,香港高等法院根据人大释法,先后把涉及宣誓风波的六名立法会议员褫夺议席,终审法院早前亦驳回梁颂恒和游蕙祯的上诉许可,显示司法机构遵从人大释法,承认中央的主权权威。另外,各级法院在“旺角暴乱案”判处多名被告入狱,从法理上否定了本土主义的暴力行为。而上月“占中案”三名被告的改判,则显示司法机构“对公共秩序的法理确认与强化保护”。

田飞龙称,近一年来香港司法机构在“港独宣誓案”、“旺角暴乱案”和“占中案改判”的裁决,显示司法机构正在走向“国家化”。
“‘国家化’不是国家主义法治或威权主义法治,而是香港普通法透过《基本法》秩序而成为中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香港司法的裁判法理学实现‘权利’与‘秩序’(公共秩序与国家利益)的再平衡。”但他强调,这种“司法调整趋势”只是他根据近一年来法庭判例的“初步判断”,“我一个学者的分析,不代表任何方面。”
田飞龙认为,黄之锋等人被改判,是更加注重“国家利益”
提倡公民抗命衍生“港独”
对于前几年有学者提倡通过“公民抗命”来争取普选,田飞龙批评提倡者“缺乏理论上的审慎性与政治责任伦理”,结果衍生了“港独”思潮。他形容两者“不等同但有联系”。
“公民抗命(提倡者)追求的,是他们理解中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仍是围绕着《基本法》45条,(与中央)展开政治制度改革之争。双方虽然对普选模式有分歧,实际上在彼此竞争塑造普选出路的框架。但是由于这场运动的动员以至青年本土力量的崛起,突破了原来公民抗命的一些边界约束,比如说有暴力行为出现,有人明确提出了港独,这就衍生或培育了后来港独思潮的组成基础和行动方式。”
田飞龙认为,纵管目前在香港鼓吹港独的人很少,“但在网络政治的时代,百分之五的人搞港独,这就已经是一回事”。
“港独不仅有主张‘明独’的学生、组织和书籍,还有一些‘暗独’,普遍隐藏在本土主义的各种论述当中,结成港独的‘统一战线’。尽管本土主义有温和、中性、激进的各种版本,但是它们在逻辑上并不排除港独,所以在‘明独’加‘暗独’这样的一个泛本土化运动,使国家对港独的评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而香港的“反对派”对港独态度暧晦,“使国家产生一些忧虑”。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