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在一个极剧变化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中产阶层的崛起无疑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然而，究竟哪些人算是中产阶层呢？那些年薪十万、有车有房有职业理想、有社会关怀的人？
我们在呼唤一个物质上实现“中产”的阶层尽快出现时，还必须期待他们实现精神上的“中产”。只有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行动能力、敢于为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去斗争的“中产阶层”，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
除了一些客观难题，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层的精神存在同样是一个瓶颈。如果我们也仅仅只知道“独善其身”，只关注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就会失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精神意义。
必须承认，中国已经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但是只要有一天，我们的中产生活是以另一大群人的非中产生活为代价的，这就仍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美好的生存需要大批有目标有理想的中产者。
中国中产者：从浮现走向精神存在
中产阶级的标准从单纯的经济收入向包括职业在内的多重因素的转向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
你中产了吗？谁，我吗？
特约撰稿/周晓虹
是不是这话听起来耳熟？当然。仔细想来，这些年来，你可能不止一次回答过别人的这类问话，话题就是从你的钱袋子鼓起来后发生的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变化。
看得见的变化包括你购买了宽大甚至有些奢侈的房子，学着邻居家的样子置了清一水的美克・美家，开上了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别克君威或宝马3系；你的妻子今天买了一件挡风的“伦敦雾”，明天又在想怎样攒钱买一个路易・威登。
看不见的变化可能更多：你不仅大学早已毕业，而且也读完了MPA或EMBA；你关心自己社区的业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也关心哪些人新当选为党或国家的领导人，当然更会关心2008年初的雪灾和紧随其后的汶川大地震；你还计划着或者再做些投资，或者在官场上再上个台阶，或者写本现在看的人越来越少的小说或干脆就没有人看的学术著作，你告诉自己人生不能闲着；当然，“熏陶”了30年，你也懂得了什么叫做品位：咖啡馆比茶馆常常更有品位，听歌剧比看电影也有品位，肖邦或莫扎特同样也比刘德华或“黑鸭子”有品位。
你还不算“中产”吗？
印度：5000卢比一样中产
尽管中国的经济在30年中一直开着顺风车，它的年GDP从2650亿美金一路攀升到3.5万亿美金，2008年已经超过德国在这个世界上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但不要忘记，它有13亿人口。用共和国总理的话来说，再大的成绩除以13亿都显得微不足道。那么，在一个人均GDP尚不过3000美金的国家中，如果你已经有了品质越来越好的住宅和一辆性能尚可的私家车，还有一份年收入在5万甚至10万元以上的稳定工作(这还没有包括你妻子或丈夫的收入)，你当然已经中产。
但你还是怀疑，你怎么一不小心弄了个中产是不是？在你的眼中，中产阶级，比如美国的中产阶级，都有自己的别墅(single house)，一家起码也有两三辆车，冬天去佛罗里达，夏天去缅因度假什么的。
你好像还记得，在那本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说过，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你想到了荣毅仁；小资产阶级，比如作家张爱玲。无论是荣毅仁还是张爱玲，你好像都挨不上，所以你底气不足。
2005年我去孟买访问，下榻的Heritage酒店有一个附设的餐厅。一天，和餐厅的经理聊天，问的是：“在印度，像你这样的经理算是中产阶层吗？”也许问话触及了自尊，彬彬有礼的经理觉得我有些白痴：“当然，你不知道印度是中产阶级国家吗？”联想到在飞往新德里的新加坡航班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印度有7亿中产阶级，看来文章的作者确实是以全体印度人民的自信为基础的。
更有意思的是，那位经理告诉我，印度中产阶级的月收入恰巧也是5000，最低限度2000也行。不过，这既不是人民币，更不是美元，而是卢比。3年前，5000卢比换1000人民币。也就是说，印度人民对中产阶级的标准并不苛求。
从布尔乔亚到白领：欧美的中产景观
当然，中产阶层最初的出现不会和财产无关。
还记得法国大革命前的“第三等级”吗？这应该就是最早的中产阶级的雏形。在1789年前的法国，除了教士、贵族以外，所谓“第三等级”，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包括了“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所以，真正属于中产阶级的是第三等级中那部分可以称之为布尔乔亚(bourgeoisie)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因从事工商业和金融投资而拥有财富，但与教士和贵族相比，却既没有政治权力也没有社会地位。
其实，在18世纪之前，布尔乔亚不过就是“市民”的意思。此后，资本主义兴起，布尔乔亚又有了两种新的含义：在工人眼里是老板；在宫廷及其他上流社会人士眼里是缺乏教养的人(说来可笑，我们常常将“布尔乔亚”视为一种教养，在毛泽东时代还可能因这种“教养”接受思想改造)，它实际上表明了主流社会对向上攀爬的资产阶级的嘲弄态度。
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第三等级成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主力军，这是我们都熟悉的历史。我们不太熟悉的历史还包括，布尔乔亚们也通过另一条道路，通过自己的财富、通过消费的彰显，获得社会地位和声望的提升。他们置地、买房，学着贵族将色彩艳丽的墙纸和织物覆盖在墙上，挂镜、时钟、油画、塑像当然还有时装，都开始从贵族流向布尔乔亚家庭，他们一掷千金的气势开始令没落贵族自愧不如。
中产阶层的标准从单纯的经济收入向包括职业在内的多重因素的转向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因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因为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我们前述的包括小农场主、小企业主和小商业主在内的所谓老式中产阶层人数越来越少，而大批与技术和服务有关的职业如经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从事社会管理的人员越来越多，这些米尔斯所说的“白领”阶层构成了20世纪中产阶级的主要景观。
其实，不仅这些新中产阶层失去了土地或商铺这些生产资料的财产，而且由于美国为人们实现商业梦想留下了太大的余地，加之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消解作用，新中产阶层们也远远没有法国第三等级当年的政治热情与气概。他们安于现状、独善其身，以致激进的左派社会学家米尔斯会借用希腊人的话反讽说：“白痴就是独善其身者。”但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这大批持政治后卫态度的中产阶层，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其诺防线”。
中国中产阶层的前世今生
中国的历史要沉重得多。千百年来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充斥着小农的国度，自然条件的恶化和统治阶层的横征暴敛，使得大多数人连温饱都难以企及，更何况中产。
近代以来，首先在上海，后来在北京、南京、广州等沿海地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和中国现代化的展开，这些城市和地区出现了第一批中产阶级，并且在1930年代即民国政府的黄金岁月达到顶峰。这其中包括大大小小的荣毅仁以及给他们打工的经理阶层，在洋行里工作的小“买办”或第一代外企“白领”，大学教授、律师、艺术家以及像鲁迅、张爱玲那样的作家。当然，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出现了第一批现代公职人员。不过，这些人数量非但不多，而且因为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机之中。
1949年的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对中产阶级却是一场灭顶之灾。因为革命信奉“均贫富”的信念，以及革命之后实行的消灭私有财产的公有制，中产阶层虽然没有像地主阶级那样遭受包括肉体消灭那样的“待遇”，但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在将自己常常并不算多的生产资料交给国家之后，也一直在接受革命带来的精神上的“洗礼”----包括承认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剥削或一种罪恶，用当时流行的语言叫“不劳而获”。
在那之后的近30年中，中国的工业化尤其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毛泽东立志消灭阶级差异的决心，以及勒紧腰带建设的方针，却无法造就一个和工业化相称的中产阶级。在1976年毛去世时，中国人基本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不过50元人民币，而农民的收入还不及这三分之一。
变化就出现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谁都记得，邓公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造就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中产阶层。1985年，我还在天津南开大学读研究生。记得有一个系里的会计去劝业场购物中了万元大奖，听到喜讯晕倒在商场大厅里。消息传来，谈论的人都说，我要是有一万元就干脆不工作了。
我们的中产经历，就是从当“万元户”开始的。
中产，不仅仅是消费前卫
从万元户到现在的百万或千万，尽管中国的大多数人刚刚解决温饱，但起码也有20%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中产，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甚至对收入的直线增长感到麻木，而消费或100年前凡伯伦嘲笑的那种“炫耀消费”，成了慰藉这种麻木的吗啡。
不相信吗？你一定知道前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人潮汹涌，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南京，那里的房屋价格几年前就已经超过了每平方米1万元，而一套中产阶级居住的140平米以上的高档公寓一般都在100万～300万元；原先骑自行车的道路上一下子爬满了奔驰、宝马和别克，开车人的神情以最直露的方式告诉你，什么叫“人一阔，脸就变”。在我这次会后的欧洲旅行中，巴黎的一站自然会去俗称“老佛爷”的 Lafayette百货公司。当我跨进大楼的那一霎那，汹涌的人潮再一次告诉了我，什么叫中国的力量！几乎每一节柜台都写着，“我们提供中文服务”----中国的发展看来也为旅法华人制造了就业机会；几乎每一节柜台前都拥满了导游带领的中国团队，退税柜台前黑压压的更都是中国人的脑袋；不止一个人请我为他们再买一个限购的Louis Vuitton，一个手上已经抓着三个LV的男子对我说，“太便宜了，每个只要500欧！”
如果你知道在中国的一些省份，这500欧元或4000多人民币，是很多农民一人或一家的年收入，你就不会有“中国人已经站起来”的兴奋。你也许就会去考虑，富裕起来的中国中产阶层在奔驰、宝马和路易・威登之外，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尤其是精神方面的追求？
诚然，我们在年初的雪灾和后来的汶川地震中，已经看到了一些征兆：在2月的大雪覆盖了中国南方，造成许多人有家难回的时候，成群的私家车主在他们的倒车镜上挂上了绿色的飘带，免费接送无法回家的人；在5月的大地震救灾中，我的那位现在已经名满天下的朋友，带着自己的60台大型机械和解放军同时到达重灾区，他在那里拼了56天的命，以致自己收购而未来得及出手的7000吨废铜的价格从每吨2.5万元跌到1.2万元。其实，中产阶层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为孙志刚之死抱不平以致最终促使国家废除了“收容法”；再比如，为农民兄弟遭受的不平等“鼓与呼”，促使国家一再出台新的惠农政策；还比如，从捍卫物权、反对“市容”的野蛮管理，到为国家献计献策如何应对全球经济萧条。只是他们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历史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宠儿”，也希望他们为这个国家尤其是为这个国家中更多的人民也成为中产做出更多的贡献。
30年后但愿大家都中产
其实，使更多的人民都成为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我们的希望，现在也是执政党的近期理想或奋斗目标。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的风雨之后，国家所以会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或我们所说的中产阶层作为奋斗目标，除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改变----拜邓公之勇气，他首先说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以外，也有社会稳定或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前几年，在播放电视剧《太平天国》的时候，我有一次乘坐出租车，一上车司机就和我大谈太平天国。谈完了精彩的剧情之后，那看上去还算忠厚的司机郁郁说了一句，“唉，现在再要有太平天国就好了。”我听了以后大吃一惊，忙问为何？“杀贪官，均贫富啊！”我听后连说，“师傅，你的情绪不对”，引得他对我的身份大表怀疑：“你是当官的？”我告诉他我不是，并且问他知不知道，那个以杀狗官始的太平天国，最后制造“狗官”的速度比它要推翻的清王朝还要快？历史知识大多来源于电视的司机考虑得自然不会这么多，但他相信了我的史学博士学位的身份，也半信半疑中国也许确实不能再有一场“推倒重来”的“革命”。
你不必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分析司机的出格的言语，但他确实反映了弱势群体或普通大众要求分享改革开放的经济与社会成就的朴素愿望。党和国家看到了这种愿望，所以才会出台一系列政策，力图缩小阶层间的差异，缩小城乡间的差异，让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
你认为这一切和你无关吗？确实，一般说来，中产阶层的收入来源于自己的勤奋工作、来源于自己的专业技能，但你不要忘记，在整个社会的“蛋糕”分配中，你拿走的那块虽然不是最大，但却比普通的工人农民大得多。加之，普通大众与上层社会隔了十万八千里，但他们生病要看医生、孩子上学要找老师、打官司要请律师和法官、有事要找“政府”，日常生活还会遇见形形色色的大小经理。对他们来说，中产阶层就是“ 有钱人”，而如果碰巧他又目睹了这个“有钱人”为富不仁----比如，医生开刀收受病人红包或老师变着法让学生送礼----他能不把社会不公的原因归结在中产阶层头上？所以，我说过，如果改革失败，中产阶层有可能会成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那么，出路何在？出路当然是让大多数人都成为中产，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不过，按现在每年1%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即使60%的人成为中产，也还需要30年。
“全民中产”还有哪些障碍？
尽管要用30年，但像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那样，成为“橄榄型”的“全民中产”社会毕竟还是一种美丽的前景。问题在，在中国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除了人多以外，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发展资源？在成为“橄榄型”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又会遇到怎样的障碍？
不说你也知道，首要的障碍来源于现在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中国的人均GDP本来就少得可怜，这少得可怜的GDP偏偏又被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势集团以各种明的和暗的方式拿走的太多。明的从收电费的和收过桥费的月薪八千，到平安保险的马明哲之辈年薪6000万；暗的从变相的权钱交易到直接的收受贿赂。事实很清楚，如果不能遏制这一趋势，受剥夺的就不仅是低层社会的老百姓，中产阶层一样难以健康成长。
和社会分配不公一样严重的，还有中国的农民问题。确实，改革开放使得农民在市场上流动起来，他们不必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守着几亩薄田艰难度日。但是，无论是住房还是医疗和孩子上学，城市对我们的农民兄弟设置的门槛越来越高。按照工业化的一般逻辑，农民先成为“蓝领”产业工人，再通过教育使自己或下一代成为“白领”工人。但问题是，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有几个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能够侥幸走完这个全过程？但农民不能被现代化所顺利接受，中国的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橄榄型”的中国也不会到来。
除了这些客观的难题以外，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层的精神存在同样是一个瓶颈。如果我们也只知道“独善其身”，只关注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就会失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精神意义。我承认，中国已经有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但是只要有一天，我们的中产生活是以另一大群人的非中产生活为代价的，这就仍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丰富起来之后，精神之花就一定会枯萎吗？
2008年12月，写于汉堡-布鲁塞尔-巴黎
专业
当北京律师张思之总结一生从业记录，平静地说，我接手的辩护案件几乎都以败诉告终，但不影响我继续为这样的被告辩护；河南医师高耀洁说，我也巴不得自己快点死，只是希望他们别再隐瞒艾滋病上游的真相----这就是活着的专业典范。也可以看另外一面：当律师、医师开始接受红包，记者接受封口费，教师或抄袭，或与学生肢体冲突，或被告密而去职，这就是当代职业操守的崩溃。四类职业都属中产阶层，但他们是与人而不是物打交道，专业操守直接社会之底线。即使出现后一类情况，我们还是可以平静地说，这仅仅标示一个社会正在发生一场“黑色的软崩溃”。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学勤
中国中产阶层精神应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产物。首先是衣食足，知荣辱，礼义廉耻，信善智贤；然后是求自由和真理，尚平等人权，守法制，讲民主，担责任；最后是先天而忧，后天而乐，护家爱国，胸怀四海。中产精神对社会的意义，如果用红白蓝来描述上中下阶层的话，精英是红色，下层是白色，中产阶级属蓝色。尤如黑夜中的月亮，虽没有光芒，但却照亮未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蔡定剑
中产阶层要由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观来定义。理性、宽容、勇敢、节制，是人类最尊崇的生活态度，我也希望它们是中产阶层的精神规范。这是高标准的规范，不是做人的底线。一个人，一个阶层，可以很浪漫，可以睚眦必报，也可以临危露怯，还可以玩物失志，但中产阶层不可以这样。塑造中产阶层的社会条件在中国正逐步显现，所以，中产阶层作为精神世界与物质条件的共同产物，也终究会破壳羽化而出。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
刘姝威：“皇帝没穿衣”
在她的字典里，没有“假话”这两个字。
记者/杨中旭
“他又进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当初写那篇文章，也只是学术研究而已。”刘姝威语速飞快，“说实话，我已经不关注蓝田公司了，如果不是你来采访，我都不知道他‘二进宫’”。
刘姝威，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姝威口中的“他”，是瞿兆玉，他麾下的蓝田公司，一度开创中国股市长盛不衰的绩优神话。7年前，刘姝威无意间一篇600字的短文，揭开了蓝田公司财务危机的冰山一角，几乎扳倒了这个庞然大物，瞿兆玉因此锒铛入狱。
2008年10月20日，重获自由的瞿兆玉“二进宫”。他十数年前行贿农业部原财务司司长孙鹤龄“包装上市”的丑闻东窗事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单位行贿罪，判处瞿兆玉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只会说真话
在和讯网这个财经专业网站上，“刘姝威毁蓝田”，业已成为中国股市传奇连载中的第13篇。
在“毁蓝田”7年之后，刘姝威的声名之盛，还能在中央财经大学本科生的课堂上窥豹一斑。
2008年11月27日18时30分，海淀区上庄镇的中央财经大学分校主教学楼518教室，梳着一头齐耳短发的刘姝威准时出现。等待她的，是选修了模拟投资银行这门课程的998名大一新生。作为分校最大的教室，也只有300个座位，更多的学生，挤满了过道、讲台甚至教室外的走廊。好在刘姝威手中拿着话筒，即使身在教室外的学生，透过敞开着的两扇大门，也能听见她讲话。
“对这门课感兴趣是一方面。”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白春明说，“另一方面是因为刘老师曾经是CCTV年度经济人物。”
获选年度经济人物，当然还是因为“毁蓝田”。2003年初CCTV2的上一年度十大经济人物颁奖晚会上，主办方对刘姝威的评价是：“她是那个在童话里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一句真话险些给她惹来杀身之祸。她对社会的关爱与坚持真理的风骨，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本分、独立、良知与韧性。”
获得CCTV2002年度经济人物的那一年，刘姝威整50岁。但对她来说，似乎仍未进入知天命之年。在她的字典里，没有“假话”这两个字。在那之后，刘姝威的名字，业已成为一种符号：曾经有人痛感另一家上市公司的内部造假愚弄股民，在博客上发文：谁来做揭露××阴谋的刘姝威？
一个人的战斗
获选年度经济人物时，她还只是中央财经大学某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作为78级北大经济系本科生，陈岱孙和厉以宁的亲传弟子，刘姝威的学术功底不能说不扎实，学术论文也写了一大堆，但就是很难发表。
她的助手把原因归结为体制，但知情人说，刘姝威不懂人情世故，“领导要在你的论文上露个名儿，你说不行，没有一点回旋余地，就算有了机会领导也不会想到你”。
7年前，她接受多家媒体访问，直言与蓝田公司的争斗，是“一个人的战斗”。
此言非虚。“毁蓝田”的文章发表在2001年底的一份金融界内部刊物上，刘姝威的文章也因此可以直达银行行长案头。在那篇《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中，刘姝威用数据及财务分析方法证明，蓝田公司几乎已经丧失还款能力。但就在银行纷纷中止给蓝田贷款之时，保密级刊物却落在了瞿兆玉手里，以至于他当着刘姝威的面大吼：“蓝田已经被你搞死了！”
除了内部刊物外流，刊物负责人还顶不住压力，公开发表声明称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而当刘姝威独自面对死亡威胁时，领导却在一旁袖手旁观。
即使在一年之后刘姝威获得年度经济人物殊荣之时，袖手旁观的局面仍未有丝毫改观。与其他9位获奖者前呼后拥不同，她在那个冬日的夜晚，一个人打车到了央视。
2008年初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联络刘姝威7年前成为新闻人物时所供职的研究所，一位女教师在电话那边冷冰冰地告知：“刘姝威早不在我们所了，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在不在中财大，我也不知道！”
2003年，中央财经大学成立中国企业研究中心，刘姝威任主任。但中心只有两名员工，另一名是她的助手。
在给2008级新生上模拟投资银行课时，刘姝威要求998名学生各自分组，每组5到8人，各自选择一个金融题目进行模拟实战演习，三元收购三鹿、中信并购摩根斯坦利等话题让课堂上始终充满热烈的气氛。
课堂上，她告诉学生们：“将来你们要步入社会，不能总靠一个人，必须从现在起就学会团结合作。”
另类的中产生活
在最风光的那两年，刘姝威头上的光环还有两个：CCTV2003感动中国人物，2003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声明远播，也给她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刘姝威给银行上课时，课外收入不菲。至今单身的她，开得起“奥迪A4”，房子也有两套，仅以资产论，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产。
但人们从她的衣着上却又很难看出这一点。一到秋天，她就换上一套山寨品牌的休闲西服西裤，西裤是从上海的商场里淘来的，只有20元。脚下的休闲便鞋，鞋底更是已经裂了纹，好久了她也不补。2008年秋天，她去美国考察金融危机，就穿着这套行头出入各种场合。唯一不同的是，临行前，她去鞋店粘了一下鞋底。
她博客上有一张穿着这身装束在美国一家破产法庭前的留影，笑容灿烂。“我受到陈岱孙、厉以宁两位导师的影响，在这方面不肯投入精力。”刘姝威说。
2007年暑假之前，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校区保安员李哲追上正准备离开的刘姝威，说：我认识您，您是CCTV年度经济人物。
做了7年名人的刘姝威对这样的事情已然司空见惯，但李哲接下来的话却让刘姝威陷入另外一种情绪。李哲说，刘老师，我们有事求您。
那一年的年初，11个血气方刚的沙河高教园区保安员因为咽不下一口气，群殴了一个“挑衅”的男青年，并砸坏了男青年的一块车窗，就此失去自由。2008年春天，案子审结，保安员7人劳教，4人获刑，挑衅的男青年亦获刑两年。
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刘姝威已经和高教园区的全体保安员成为了朋友。她了解到，11名保安员全部来自偏僻贫困的农村，大多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或唯一的男孩，“他们被抓捕，对于各自的家庭来说，就是天塌了”。
她亲自跑检察院，跑法院。一进门，说起这事，检察官和法官都觉得奇怪：你是干什么的？这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年度经济人物”的身份也没能影响到法院判决。但刘姝威坚持认为：对这样一个社会后果并不严重的事件，应该采取教育疏导的方式。自己是教师，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很快，保安员中专班成立，刘姝威亲自授课，狠狠敲打因为害羞不肯张口说英语的大男孩。同时，她还在“新浪”上给小伙子们建立了一个名为“保安员”的博客，让每个保安员都能一吐心声。
课堂上，刘姝威告诉小伙子们：出身固然重要，但后天努力也可以改变命运！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刘姝威很不情愿谈及私生活，但谈起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时却滔滔不绝。她刚从太行山麓的南就水村回来，为的是查看一下正在施工的南就水村生态卫生设施的进度。
这个投资15万的农村公共浴池，由刘姝威、王健林、黄鸣、郭广昌4位年度经济人物捐赠。除了刘姝威，其他3人都是老板，负责了其中的大部分款项，只需刘姝威这个“中产”出区区1万。2008年底，刘姝威谈起这个生态卫生设施的时候两眼炯炯放光：“全国64万个行政村，要是每村都建上一个，就会拉动960个亿的内需！”
陈晓兰：一个医生的职业尊严
作为从2003年就关注陈晓兰----这位打假医生的记者，我一直琢磨，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这位不寻常的医生走上这条“不归之路”。
陈晓兰“打假”的缘起，是医院进了一种新的、很赚钱的假设备，院长要求医生们将其发出的紫外光说成激光。陈晓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紫外光不是激光。她由此成为院长的敌人，继而成为全院的公敌。
某种意义上，陈晓兰说这句话，是在维护一名医生的职业尊严：医生不能撒谎。因为医生是与生命打交道，而生命只有一次。
从此，她便一发不可收拾
特约撰稿/柴会群
著名作家柏杨在临终前与一位年轻人合作，将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改编成一本漫画。值得一提的是，在漫画的最后，柏杨先生写到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
这个人是上海的“打假医生”陈晓兰。柏杨在书中这样定义她： 一位勇敢的女性，率先跃出酱缸，与发黑的医疗腐败现象搏斗，她以自己的职业为荣，为腐败的现象注入一股清流，留下一道尊严的表率。
一
比较王海而言，陈晓兰在医疗领域内的打假更为艰难，付出的代价更大，而且至今还不能算是成功。
作为一个从2003年开始关注陈晓兰的记者，我一直琢磨，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这位不寻常的医生走上打假这条“不归之路”。究竟有什么，值得一个医生愿意付出失去工作、社保、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
但现在，我大概找到了答案，这便是柏杨所提的“尊严”，一个医生的“尊严”。
我的老家，印象中一直民风淳朴。这些年，乡亲们都富起来，几乎家家都盖了新房，不少人还买了车。但母亲跟我讲过一件事：有一个外村的农民，到我们村去卖西瓜。村里一个品行不良的人偷瓜，结果被瓜农抓住。然而在争吵中，更多人乘乱过来，瞬间把瓜抢光了。
为此，我曾经问过我的母亲：如果你和父亲当时在场，会不会也是参与者呢？母亲笑笑说，那也有可能，因为当时那种情况下，不拿瓜的人反被讥笑为是傻瓜。
我感叹母亲的率真，却悲伤于那个时代的荒唐。
在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在人们日渐富足时，传统价值观却在崩溃。
柏杨说，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
而在这种可怕的不自知中，我们失去的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
二
除了写过陈晓兰，关于陈晓兰的几乎所有报道我都看过。我的一个感觉是，记者们似乎都想把她写成一个横空出世的英雄，一个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孤独者。因此有的记者极力将陈晓兰的生活境遇往“惨”处写。我记得第一次采访陈时，她女儿就曾向我抱怨，说有一家报纸把她们家写得太惨了，“你看我们家有那么差么？”
陈晓兰的家是一个60平米左右的三居室。虽然不大，却干净整洁。她家中雇有钟点工，养了一只京巴狗，衣服多是亲戚从香港寄来----按一般标准而言，这恐怕是“中产”阶层的典型特征。陈晓兰生活简单，我曾多次见她嚼一根黄瓜就饭吃----有媒体曾经以此说她“艰苦”。但我知道，其实她是不想在做饭上浪费太多时间，而且作为医生，她认为黄瓜中的部分维生素足以维持她的身体必需。
我曾一度不解于陈晓兰为医疗打假付出的巨大牺牲。而现在我认为，她的坚守是值得的。这不是因为她入选了“感动中国”，也不是因为她受到政府官员的肯定，而是因为一些更具体而微妙的细节。陈晓兰曾跟我提过这样一件事：她当年去北京某信访部门反映问题时，发现门前排成了长队，结果听说她是医生，来反映医院问题的时候，有素不相识的“访民”将排了一天的位子让给了她。此外，她在复印资料、刻录光盘甚至在找旅馆住宿的时候，都碰上了类似的人和事。这些普通人、小事情给陈晓兰带来的力量和勇气，远比媒体和政府赋予的光环大得多。
几天前看过另一位与陈晓兰齐名的上海药品打假人士被打的报道。才发现“打假”十多年来，陈晓兰从未被打过。而无论是所冒风险还是所取得的成就，她皆比那位挨打的打假人士大得多。我还记得在那次举报上海协和医院时，她坐在药监部门的执法车里，结果院方知道了，一时间有无数个脑袋试图从车窗探进去，想看看这位著名打假医生的真面目。之后她便被一个戴墨镜的人久久跟踪。她打110，竟发现拨不通；找交警求助，被告知不是其分内事。最后，是一位举报协和医院的病人打车来将她“救走”。
但是，不论如何凶险，陈晓兰毕竟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打过。据说，这也让国家药监局信访部门的接待人员感到好奇，因为他们曾接待过的医药界举报人，几乎都有被打的经历，惟独陈晓兰没有。不仅如此，在几次暗访中，在背后暗中保护陈晓兰的往往是她的打假对象----那些良知尚存的问题医疗器械经营商。在举报静舒氧期间，她被一家媒体骗到南京，要其跟静舒氧生产企业“对质”，结果得知此事后，另一位医疗器械商大惊，竟让自己当警察的妻子从东北赶赴南京保护陈晓兰。静舒氧被查处后，这位医疗器械商的产品也受到冲击，他的儿子因此埋怨父亲不该多事，但这位商人大发脾气，以陈晓兰为例教育儿子如何做人。
同样在静舒氧事件中，陈晓兰到某地调查，结果她的行踪被当地一位经销商摸得一清二楚，甚至在电话中准确地报出她入住哪家宾馆、在几号房间。但这位经销商最终选择站在陈晓兰一边。因为他不久前发现，静舒氧竟被用在了他住院的母亲身上。
三
陈晓兰“打假”的缘起，是医院进了一种新的、很赚钱的假设备，为了推广这种假设备，院长要求医生们将其发出的紫外光说成激光。陈晓兰认为这违背了物理学常识，便在一个公开场合说：紫外光不是激光。她由此成为院长的敌人，继而成为全院公敌。
某种意义上，陈晓兰说这句话，是在维护一名医生的职业尊严：医生不能撒谎。陈晓兰的逻辑就是：就算人人撒谎，医生也不能。因为医生是与生命打交道，生命属于人，且只有一次。
对医疗领域内根植于制度层面的一些丑陋现象，感同身受的绝不只一个陈晓兰。从事了多年的医疗报道，我发现，对医院乱象最为恐惧的，其实恰恰是医务人员。不只一位医务人员对我绝望地说，他们担心将来有一天死在假药、假医疗器械以及自己那些不负责任的同行手中。
但是，他们虽有此担心，却鲜有像陈晓兰那样挺身而出者。
实际上，陈晓兰在单位原本是一个习惯沉默的人，她将女儿的名字取为“沉默”的谐音。
在陈晓兰看来，医生的职业尊严，其实包含了生命的尊严。当年她举报的所谓“光量子”，不仅谋财，而且害命。前者她尚能容忍，但后者却突破了她的底线。所以她终于不再沉默。
11年来，陈晓兰先后举报了光量子氧透射治疗仪、氦氖激光血管内治疗仪、高压静电治疗膜、恒频磁共振等十几种问题医疗器械，此外还有上海长江医院、上海协和医院、上海浦南医院等多家问题医院，皆被有关部门查实处理。
与王海不同，陈晓兰走上“打假”之路，很大程度上是被“逼上梁山”。比如，她最初举报的是本人所在医院的“光量子”，结果被查处后，发现全市只有其所在医院被禁用，其他医院照用不误，结果导致本院职工奖金比其他医院少了一大截。她不甘成为“全院公敌”，不得不举报其他医院；然而举报其他医院时却被药监官员告知，她只能举报本医院，不能举报其他医院，除非成为受害者。她不得不“以身试针”，将自己变成“受害者”；在被调到另一所医院重新安排工作后，她曾想按政府官员提醒的那样“珍惜这次工作机会”，却发现新医院的问题更多、更严重，于是不得不举报，终于被再次扫地出门；二次下岗之后，即使是在一些曾支持她的官员心目中，她也被定格为一个喜欢惹是生非的人。
陈晓兰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错，不得不继续举报。于是她不可避免地陷于一个悖论中：越是证明自己没错，说她错了的人就越多。
四
在陈晓兰眼中，尊严是具体的而清晰的。它有时候体现为对真理的追求，有时候为对生命的尊重，有时亦体现为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珍惜。在2006年底，我曾写过一篇《你投选票了吗》的文章，文中所提那次与陈晓兰谈选举的经历，让我重新认识我曾自以为了解的陈晓兰。
正如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陈晓兰对历次选举都很重视。每到投票这一天，她总是换上正装，吹好头发，认真地向有关部门索取候选人的情况介绍仔细阅读，然后郑重地去投上自己的一票。这一票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弃权票。她这么解释这种做法的动机：第一，我参加了本次选举，认真负责地履行了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二，我虽然参加了选举，但我从你们提供的材料里无法看到候选人将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所以我只能投弃权票。
写这篇文章时我在想，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高学历、高智商的精英，对民主的认识和实践能达到这个只有中专学历的地段医院医生的水平？我们大多数人，一边抱怨现实的不公和黑暗，另一边却完全放弃了抵御这种不公和黑暗的任何权利。而在放弃这些权利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悄悄放弃我们的尊严。
在坚守尊严的道路上，陈晓兰是孤独的。我想起5年前，当时的领导派我采访陈晓兰之前，曾特意用手指着自己脑袋叮嘱我一句：看她这里有没有问题。
事实上，在陈晓兰医生举报期间，卫生行政部门确曾私下里安排了一次精神病检查，只不过检查的精神病医院的专家恰好与陈医生相识，并秉承良心下了结论，陈晓兰从而避免被送进精神病院。
当一个人没有按“潜规则”去做或者不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她(他)是不是对，而是她(他)是不是傻。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他是不是拿人钱了。
2007年，陈晓兰在接到一位患者对上海协和医院的投诉后，和我以及新华社一位记者一起调查，最终证实该医院的诸多医疗黑幕。后来，迫于媒体压力，上海协和医院被卫生行政部门摘牌，开1949年以来有住院病人的医院被关闭之先河。
但我发现，直到现在，圈内不少人仍坚信，这是上海协和医院竞争对手背后捣的鬼，而举报人和媒体不过是被利用。当时上海一报纸还登出文章，煞有介事地质疑举报人的动机。这可能说明，至少在这个圈子里，很多人已经从心底里不相信公理和正义的存在。
好在还有一个陈晓兰。她就在我们身边，她仍在努力。她的存在提醒我们，生活中确实有一种不能轻易放弃的东西，叫尊严。
直面艾滋病，“关妈”的选择
2007年6月，关宝英从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处长任上退休。
与大多数安享天年的“老干部”不同，55岁的她选择了更富挑战性的职业----领导一家非政府组织(NGO)，继续艾滋病的防治。
从参与处理国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开始，关宝英与这种敏感的绝症打了23年交道。其间，这位被HIV感染者称为“关妈”的女性，直面多次挑战与选择
本刊记者/ 蔡如鹏
年过花甲的关宝英身材高挑，衣着考究。一头大波浪卷的披肩发和淡淡的口红，在同龄人中并不多见。
“我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用发卷做头发，然后才开始洗漱。”她说，“这样，不仅能给别人一个好印象，也会让自己感到更自信。”
家境的富足让关宝英在生活中没有太多烦恼。虽然青春不再，但她还是和年轻人一样，喜欢逛街，定期美容。约人谈事时，也爱把地点选在咖啡厅，要上一壶价格不菲的普洱茶。
但当谈到中国艾滋病患者的现状时，这位平日里一脸笑容的退休官员，便忧虑加自责地说，“我们失去了最佳的控制时机”。
从1985年参与处理国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开始，关宝英已经和这种绝症打了23年交道。HIV感染者们亲切地称她为“关妈”；西方媒体称，“中国阻止艾滋病，需要来自关宝英这类人士的努力”。
第一次接触患者：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
1975年，在结束7年插队生活后，23岁的关宝英回到北京，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医学院学习。
但毕业时，她被分配到北京市卫生防疫站，从事疾病预防工作。一年半后，又借调到市卫生局负责筹备组建防疫处，直到正式调入。
这一去就是26年，直至退休。
这让她有机会接触艾滋病。1987年，北京市成立了首个性病防治专业机构----皮肤病防治研究中心，关宝英负责分管性病艾滋病工作。不久，她接触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触动太大了！那是1990年，佑安医院收治了一名援非(洲)的医务人员，被确诊为艾滋病。我去病房看过一次，就跟国外宣传画上的一样，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仿佛一个大骷髅。”
尽管作为医务人员，关宝英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她仍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回家后，把全身上下的衣服脱在门外清洗后，才进家门。这在当时并不奇怪。佑安医院在这名患者死后，将他病房内的所有物件全部焚毁，床、板凳、桌子、被褥⋯⋯连他交费时给的美元，也放在微波炉里烤了又烤。
1995年的一次考察，让关宝英对艾滋病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考察的目的地是大洋彼岸、最早发现艾滋病的美国。
“在那儿，艾滋病患者并不像国内隔离治疗，而是与其他普通病人混住在一起。一些社会工作者还自发地帮助感染者争取合法的权益，比如救济、医治、工作等。”
在半个月的考察过程中，给关宝英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挂在一个艾滋病患者床头的照片。照片上这位患者与一名好莱坞当红影星相拥而笑。看完，关宝英觉得很惭愧。
回国后，关宝英改变以往站得老远和感染者交谈的工作方式，试着与对方握手。第一次握手，没想到对方的反应比她还强烈。
也正是这个简单的举动，让关宝英开始走近他们。之前，她去病房了解情况，他们甚至不愿让她看见自己的脸。
直面男同性恋人群
1996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北京成立了办事处。在它的影响下，北京市开始对吸毒人员、男同性恋和性工作者这三大艾滋病高危人群实施干预。
但那个时代，政府的防治政策仍以“堵”为主，措施也仅限于教育宣传。“这三类人群都属于违法人员，行踪非常隐蔽。别说教育了，想见一面都难。”关宝英最初的工作开展得异常艰难。
有一次，经过反复沟通，一个男同性恋组织终于同意疾控人员参加他们的聚会。这让关宝英兴奋不已。聚会地点约在西单附近的一个书屋，可当关宝英和另一位男同事快走到时，她却站在路边不动了。
男同事问，“怎么了？”她不好意思地说，“我有些害怕，不想去了。”男同事逗趣地说，“你害怕什么，他们对你没兴趣。”
关宝英听完笑了。这时，她才意识到刚才由于紧张，自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是关宝英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男同性恋人群。虽然这群人说话、举止有点怪，但她发现，他们并没有敌意，甚至还有些可爱。
上世纪后半叶，由于防治措施脱离现实，艾滋病在中国由传入期演变为扩散期，在高危人群中迅速蔓延。
由于社会的普遍歧视，当时感染者根本不敢暴露身份，不敢通知单位，也不敢告诉家人，独来独往，深居简出，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
关宝英记得，那时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很清秀”，因为高烧不退，住进同仁医院，被确诊为艾滋病。当时需要转院治疗，但患者担心单位知道后会开除他，希望院方不要透露病因，但转院又必须征得单位同意。于是，关宝英和医院商量，最后让他以肝炎的名义转院。事后，小伙子感激不尽。但他还是没有挺多久，就去世了。
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相当昂贵，家境普通的都承担不起。为了让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关宝英和几位感染者一道，花费数月时间，完成了《北京市艾滋病机会性感染免费治疗方案》的调研报告。
不久，方案获得北京市政府同意。自此，北京的艾滋病患者开始享受相应的免费治疗待遇。一位当时曾和关宝英一起撰写报告的感染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笔钱解决了我们很多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感到政府没有抛弃我们。”
安全套推广中的博弈
2004年初，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亲自出任主任。在关宝英看来，这是中国艾滋病政策转变的重要信号，“国家开始真正重视了”。
此后，她不失时机地向上级提出，在北京市实施预防艾滋病的“三大工程”：在公共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开设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减少吸毒人员对毒品的依赖；在静脉吸毒人群中，开展免费清洁针具交换。
这些在其他国家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却招来反对声，“这是预防艾滋病，还是纵容卖淫和吸毒？”好在当时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牛有成和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表示支持，关宝英才得以在争议声中开始了她的“出格”干预。
“那是我最难的一年。”时隔几年后，回忆起那段经历，关宝英仍唏嘘不已。
为了在宾馆、夜总会、社区和大型建筑工地安装安全套售套机，关宝英和同事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跑。对方常常是一听来意，就婉拒或推委，“觉得这有伤风化、有损形象”。这时，关宝英就会拿出政府的红头文件给对方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即使这样，最终配合的也还是少数。
2004年，关宝英本计划在全市安3000台售套机，可一年跑下来，还不足1000台。
美沙酮维持治疗是针对海洛因等毒品依赖者采取的一种替代治疗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吸毒人员每天到指定门诊，在工作人员监督下口服一定剂量的美沙酮，从而减少非法毒品的使用。这也是目前国际上最有效的防治艾滋病传染的方法之一。
但在门诊选点上，各个区县都不愿意承接，担心被认为是禁毒工作没做好。最后，由于阻力太大，关宝英当年只设立了一个点。
2004年年底，那家硕果仅存的美沙酮门诊建好后，关宝英希望搞一个大的启动仪式，让更多人了解它。为扩大影响，事先通知多家媒体。可当一切准备就绪，区里的一位领导却不同意了，认为这影响不好。关宝英赶紧跑去做工作，还拿出给市领导准备好的讲话稿，说上面都同意了。但对方却并不领情，告诉她“你就是说破大天，也不行”。
就这样，一场精心筹备的艾滋病宣传活动流产了。
事后，一家国外媒体这样报道：位于中国首都北京市的第一家美沙酮门诊在没有任何的启动仪式中，静悄悄地开业了⋯⋯
“三大工程”中落实情况最糟的是清洁针具交换。这项工程是为静脉吸毒人员提供注射器，以免他们交叉使用，传染艾滋病。但在当时，吸毒属于违法行为，吸毒人群是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这与关宝英的工作完全冲突。
尽管卖淫嫖娼也属于公安局打击的行为，但在安装售套机上，他们采取了默许的做法。“虽然不愿提供正式支持，但也不阻止我们开展工作。”关宝英说这是一种默契，“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不过，对于提供吸毒用的注射器，公安机关无法熟视无睹。他们告诉关宝英，绝对不能建这类门诊，否则“来一个，抓一个”。
关宝英没有办法，只好放弃。就这样，第一年她一个清洁针具交换点也没有建成。直到后来，吴仪副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吸毒人员是病人，贩毒才属于犯罪，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
到退休前，关宝英经过不懈地努力，已在北京陆陆续续建了8个美沙酮门诊和11个清洁针具交换点。2006年3月，国务院颁布条例，要求在政府指定的公共场所安装售套机。今年5月，北京市采取进一步措施，要求在所有公共场所配备安全套，包括卫生间、卡拉OK厅和大型建筑工地。现在，即使是在五星级酒店，安全套也已成为房间里的标准配置品之一。
“我能认您做妈妈吗？”
2007年6月，关宝英从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处长任上退休。与大多数安享天年的“老干部”不同，她选择了更富挑战性的职业----担任第六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北京项目办负责人，继续从事防治工作。
关宝英开始频繁地穿梭于各个草根组织之间。这使得她对底层感染者和高危人群的生存状况有了更多体会。
一次，她陪同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考察一处“家庭会所”(为男同性恋提供性服务的场所)。他们正准备下楼离开时，一个不满20岁的小伙子，突然从背后抱住她说，“阿姨，您真好！我能认您做妈妈吗？”回过头，看着这个相貌清秀、稚气未脱的大男孩，关宝英的眼泪夺眶而出，一把揽住他不住地点头。
“他只有19岁，母亲刚去世，家在辽宁农村，到北京后没有办法，干上了这行。”此后，隔一段时间，关宝英就会和这个男孩通次电话。挂电话前，她反复叮嘱的总是同一句：服务时，一定要把安全套戴好。
但不幸还是发生了。在最近一次通话中，男孩告诉关宝英，他被查出感染上了艾滋病，非常绝望。此后男孩再也不接她的电话了。
在她的努力下，现在北京市政府每年拿出30万元，用于资助草根组织。“爱之方舟”是国内成立较早的一个艾滋病组织。它的创办者孟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草根组织的出现都不是为了钱，但最后往往都是因为钱出问题。”
爱心
中产阶级是慈善事业重要的捐赠力量。捐赠财富、奉献爱心、承担社会责任，必将成为中产阶级人士重要的精神追求和心灵慰藉。社会应当给中产阶级以更多的宽容和尊重，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越稳定、越和谐。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 王汝鹏
1500万志愿者奔赴汶川大地震现场，是中国人爱心复苏登上新高峰的标志。利己与利他同在，是与生俱来的人性。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
孟子曾经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觉得，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仁爱、道德和廉耻之心。人若没有这些，就没有被称为“人”的资格。现在还有成千上万个艾滋病人特别是艾滋孤儿这样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就是最大的爱心。
----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教授 高耀洁
汶川志愿者罗永浩：献出最“牛”的爱心
对于大地震中的受灾者，志愿者们这样说：“现实之于他们如此坚硬，我们可能没什么办法帮他们什么，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世界还有人性的、柔软的另一面。”
于是，志愿者们可能会经历“四个境界”：第一，不计回报地付出；第二，接受可能被误解；第三，接受你的付出无济于事；第四，接受你的付出让世界变得“更糟糕”。
但以罗永浩为代表的志愿者，仍在坚持着。
本刊记者 / 周华蕾
2008年，36岁的罗永浩成为一名汶川志愿者。
四川省官方统计：这场地震中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大约20万人，但远远不能说明这个群体的数量。有人倡议把2008年定为“中国志愿者元年”。
在一切“利润最大化”的今天，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孤独和异类的代名词。如果说，“知青”是在毛泽东号召下的一代特殊“志愿者”，汶川地震中的志愿者们几乎完全脱离了政治色彩。
他们几乎涵盖了中国各个阶层，其中有一支队伍引人注目----往往有相对稳定的高收入和学养，广泛的朋友圈，是圈内的“舆论领袖”，在媒体面前有更强的感召力。他们通常被称为“中产阶层”。
这群人，在地震的第一时间自发地行动起来，形成一股浩大的力量；现在，在地震阴影似乎过去、不再为媒体聚焦的时候，他们仍然在默默守望和行动。
人生追求的是“牛×”
罗永浩，绰号“老罗”“罗胖子”。高二辍学的他摆过地摊、卖过羊肉串、倒过走私车，没成为诗人，倒是奇迹般地进入新东方学校，当起了英语教师。
作为“70后”，老罗见证了理想主义者们高歌和湮没的1980年代，也经历了犬儒主义抬头的 1990年代，他选择了“老愤青”的道路。老罗常常在GRE课上义愤填膺，批犬儒主义、揶揄户籍制度。这受到了学生的热捧----据说，很多人报名新东方不是为了学英语，而是听老罗调侃。
老罗以“学术水平一般的知识分子”自居，同时鄙视那些“读了那么多圣贤书，却完全不关心民间疾苦、冷漠麻木还觉得自己特超脱”的人。
2006年，他从学校辞职。理由很抽象，“人生追求的是‘牛×’，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是年，他办起“牛博网”，取了“牛×”的近音词，拉拢一大帮文化科学作者写专栏博客。
在中国网民数量已跃居全球第一的2008年，网络成全了那些无法四面八方传递的声音。牛博网也成为老罗们抗震救灾信息交流的大本营。
老罗曾在“98抗洪救灾”时往街道办捐过钱，也在今年年初利用牛博网发起了一场为黑砖窑母亲的募捐。而在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凌晨，他又和以媒体人士、作家为主的牛博作者在牛博网上发起了一场捐款行动，“现实之于他们如此坚硬，我们可能没什么办法帮到他们什么忙，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世界还有人性的柔软的另一面”。
令世人惊讶的是，如同老罗一样想法的人好像一夜之间从地里冒出来，打算为灾区“做点什么”。上百万人涌向饥饿的灾民和溃不成军的房屋，涌向每一个安置点、红十字会、草根NGO组织⋯⋯他们喊着同一句嘹亮的口号，“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
“雷锋附体”的感觉真好
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们容易一脚踏空。有的志愿者到了灾区，因为散尽物资而沦为被救助者；而缺乏专业技能的志愿者又多得难以置信，一度堵塞了交通。灾区的救援工作就像打仗，吃不好睡不了是常态。
5月14日，罗永浩和几位朋友自费坐着飞机从北京来到成都，利用集资在当地采购物资发放灾区。“刚来成都的时候，隔三岔五地有各种地震‘预测’，就躲到车里睡，蚊子奇多，没法睡，一个晚上睡了一小时不到，第二天根本没法干活。”最后老罗和他的朋友决定：“震死拉倒，还是得睡觉！”
生理上的折磨对自诩“剽悍”的老罗来说不算什么。他深谙，“越是纯粹激烈的理想主义者，如果他不是足够坚强的话，就越容易蜕变成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而他作为一个“坚强的理想主义者”，即使在收入由年薪50万锐减为零，而牛博网一直只赚吆喝不赚买卖的两年里，依然积极向上，“有钱打车，没钱就骑自行车，还可以减肥”。
市场经济年代，老罗所推崇的“理想主义”早已被忙碌的人群淡忘，尽管它在近代中国曾经极度辉煌。随着物质主义、犬儒主义不断抬头，纯粹信仰的天空重重遮蔽，物质利益几乎成为一切。但遗忘之中，在中国西部，总有一些默默无闻的志愿者。有人对他们投以敬佩的目光，也有人给他们贴一个不痛不痒的“理想主义”标签，好像他们身在空中楼阁。
资深志愿者安猪在32岁那年辞去月薪过万的行政工作，专心投入NGO组织“多背一公斤”的公益创业中，“我不希望到老了，只比年轻时多了豪宅名车，却从来没有为梦想追逐过。”
有时有朋友问安猪，做这个事是为了名还是为了利？他只能傻笑。
安猪从来不强调奉献，相反，他认为人是自私的，“一件事必须有意义同时有趣”，这也是许多志愿者坚持的理由。他喜欢孩子，在乡村小学里送书送铅笔的时候，孩子们会说：“我想去广州读书，星期天的时候去找安猪哥哥一起玩。”他觉得很开心。
每个从灾区返回成都的晚上，老罗也体验着一名志愿者的幸福。他一面脚底踩着棉花似的恍惚，一面感叹：“雷锋附体”的感觉真好。
“做好事跟做贼一样”
也有感觉不好的时候，比如他在震区看到灾民拿着矿泉水，高价卖给口干舌燥的解放军，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救援热情，这位“老愤青”咬住了舌头；还比如做账，因为老罗看到数字就犯晕。
牛博网募捐活动的所有账目全部公开，各县各村各镇提供的所有发票、收据和收条都拍照上网。很多时候，忙到半夜三点，怎么算就差50块钱，所有人都急了，说：“妈的，我出这点钱，赶紧睡觉去！”但又担心其实账目没错，是自己算错了，怕躲不过网友的火眼金睛，不得不从头再来。
即便如此，老罗也常常感受到“舆论”的压力。
“矿泉水是什么牌子的，多少毫升的？卫生巾是什么牌子的？”一位细心的网友提出这样的质疑。
被怀疑，这是志愿者的家常便饭。人们本能地会怀疑志愿者们不计回报的动机，害怕自己的善心被利用。
一位西部计划志愿者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过志愿者的四个境界：“第一，不计回报的付出；第二，接受被误解；第三，接受你的付出无济于事；第四，接受你的付出让世界更糟糕。”
老罗在第二重境界挣扎了一阵，开始还骂骂咧咧的，很快也就习惯了。牛博网募捐的资金在一个月内达到230万，高出新浪和网易，单笔没有特别大的数额，他对牛博网网友挂出大横幅：“你们牛×”，同时不得不更兢兢业业地感受信任带给他的压力。
志愿者的挑战不仅是孤立和被怀疑，还有体制的碰撞。
在老罗为牛博网的募捐成果欢欣鼓舞的背后，也有一些不愉快----5月19日，牛博网在建设银行的募捐账号一度被冻结，相关负责人被带去成都市公安局问话，理由：怀疑诈骗。
于是，只计划“玩票”的牛博网尝到了苦涩：“做好事跟做贼一样，反正很多方面感觉被怀疑被盯着。做一个好事不一定希望被人认可或者赞扬，至少希望没有阻挠。”
这并非老罗一个人面临的问题，也不仅仅发生在四川----研究生毕业的李丹在河南创办艾滋学校，就不断遭到人们的误解质疑，最后被有关部门冻结银行账号。
在中国，私人募捐是不被许可的。志愿者们的NGO组织往往面临着双重困境：集资困难，随时可能违法。由此，许多NGO组织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活动很难开展。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认识的“中产阶层”志愿者中，大多是较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有的已成为居士多年，笃信佛教，有的受西方文化影响，在西方留学、供职，有的还参加过一些国际知名的志愿者协会。公民意识，或者宗教信仰支撑着他们。
公民老罗的论调是，“教育理想、社会责任感这些东西，在我身上从来都不缺”。他打算用牛博网友的捐款在灾区建一所希望小学，他做好了随时“作贼”的心理准备。
“地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把人心善的一面给发挥出来，这个善要持续地运营下去，它必须有制度文化保障。”牛博网作者冉云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谓“‘地震震出一个新中国’，那是美丽的单相思。”
蜗牛
救援第一时间过后，乌托邦式的志愿体系解散。没有激情的支持，后地震时期的志愿工作被流水一般的日子慢慢冲淡。一位绵阳志愿者坚守北川180天，被评为“最牛志愿者”，也有网友质疑，他在作秀吧？
回到北京以后，老罗全身心扑到英语培训学校的创办中。先前在四川赈灾的11天，好多工作计划都耽搁了，他不得不把缺觉当作生活的常态，最近每周有三天时间都会睡在办公室里。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跟前，也一副迷迷登登的样子。
媒体的聚光灯褪去后，大面积的灾区依然是断壁颓垣，最初尖锐的痛楚似乎在重复中渐渐麻木，只是偶尔传来消息，又有人自杀了。这里已经有了简单的商业，最畅销的是两样商品：花圈，和赭红色的砖。
半年过去。过冬。四川的冬天徘徊在零度，潮湿而阴冷，没有取暖工具，那些高寒地区的、住在板房里的、甚至还留在帐篷里的灾民怎样捱过去？
有人表态：“这是政府的事。”
但也有一群人，在这样那样的压力下，还在朴素地行动着守望着。
身在成都的冉云飞认为，“灾后重建，比的是耐心，真正要恢复过来，起码要五到八年，这些年里边，有多少人心会冰凉会麻木，等待帮助？你如果给他送去一点微弱的光，他就会活下去。”6月3日开始，冉云飞创办了《四川信息掮客周刊》，专门发布与地震相关的、灾后重建的信息。他对自己“信息掮客”身份的暂定时间为五年。也许直到死。
“多背一公斤”的负责人安猪则计划在灾区建立50所帐篷图书馆，但他担心，没有人手，图书馆很难真正地“活”起来。面对已然到来的金融危机，安猪偶尔产生危机感，怀疑明年的“多背一公斤”会不会消失。但他很快打起精神：“就像蜗牛，就算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却也不用忧虑，慢慢爬就对了。”
“热爱金钱，也热爱理想”的老罗曾经想过发起一场募捐，但年底了，行程依然忙得一塌糊涂。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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