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倒评年度人物
张志新
邓丽君
崔健
重新回到人，重新从人出发 作者: 南方周末评论员 笑蜀
纪念改革三十年，不仅仅是怀旧，更是为了寻找改革的原点，更是为了从原点重新吹响改革的集结号。
改革三十年是成就卓著的三十年。它不只是让国民告别饥寒交迫，不只是创造足以举办北京奥运会、足以抗击汶川地震的物质基础，本报发布的年度人物榜单和精神成就榜单，标明了改革三十年的精神海拔。
而无论物质的海拔还是精神的海拔，原点最终都是一个，那就是人的解放。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我们今天仍然耳熟能详的歌调，让我们神往改革之初的流金岁月，而那都是解放的岁月；那些欢快的歌调，流淌的都是解放的狂喜。
人的解放，正是改革之初的时代主题。单单是1979年1月《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就使千千万万普通人结束了“贱民”生涯，重获做人的尊严，重返社会公共生活。
弱者的权利状况才是丈量人的权利状况的最好尺度。千千万万“贱民”重获解放，这是改革之初人的权利状况的最好写照，也是中国社会重新走向现代文明的最好写照。
改革能够强势推进，靠的是当时的人，千千万万重获解放的普通人。改革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它勇敢地修正了过去时代的错误，那就是人的屈辱，人的锁链。锁链一旦砸破，人一旦从压抑和屈辱中解放出来，人的创造活力、进取激情就最大限度地爆发出来，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不难创造。
所以，那时我们穷，但我们照样创造出农村改革的神话，我们照样让特区崛起，我们穷的只是物质，在精神上我们是富足的，这给了我们希望、信心和力量。
作为历史主体的国民，到了改革之初，才真正开始回归历史主体的位置；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到了改革之初，才真正开始起作用。而这一切莫不得自人的解放，莫不得自权利结构的调整。这，不只让老干部受益，让知识分子受益，让社会精英受益，更让普通人尤其是过去时代的“贱民”受益。这才是三十年改革的原点。
改革的原点，原本是我们民族精神上的高地，它也应该是新一轮改革的起点，“最后三十年”的起点。
现代文明的演进，似乎以两百年为单位。法国革命播下自由、平等、博爱的种子，经过了整整两百年，才终于成为公认的价值。而从鸦片战争算起，如史学家唐德刚所说，中国要完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要通过历史的三峡，到2040年，也正好两百年。
两百年的苦斗能否开花结果，一个古老民族能否浴火重生，就取决于最后三十年。而这最后三十年，恰恰可能风险最高。全球金融风暴扑面而来，我们民族面临大考。
对任何社会体系的有效检验，都是看它如何渡过险关。改革三十年也需要通过这次大考来正名。改革三十年固然硕果累累，但权力扭曲改革，令改革蒙羞，令改革成为某种程度的争议话题，却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用改革的精神对待改革，就应该正视改革的某种异化，正视改革中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悲欢、血泪。
改革就是修正错误。新一轮改革必然意味着回到改革原点，回到人本身，重新出发。通过权利结构的调整，让国民在心中重建国家认同，使我们国家真正成为有道德感召力的国家。这样做去，就能像抗震救灾那样凝聚全国人心，就能以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击正在聚集的台风。我们也就能最终穿越历史三峡，扬帆直下，最终汇入浩瀚的太平洋。
【1978】中共元老：独领风骚者，唯一群白发老人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梁
人是历史的刻度。2000年始，南方周末推出年度人物评选，向推动历史进程的人物致敬，值此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我们溯史倒评年度人物，彰显三十年的艰辛与荣耀
这是从未有过的景象：一批老人扭转了一个十亿人口国家的政治走向，推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的80年代。他们的政治影响，在此后的权力格局与走向中，持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197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差点开成一次平淡务实的年度例会。这年11月5日，一架专机载着刚刚复出不久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前往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访问----他并不准备参加会议的开幕式。
按照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安排，会议将讨论农业问题以及明后年的国民经济安排等。议题相当重要。但革命元老们，却有更急迫的事情压在心里。
11月12日，大会进入分组讨论。陈云在东北组分组会上，作了一个与会议主题无关的发言：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平反，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批判康生。
陈云公开挑起了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话题，震动了整个会场----“文革”结束两年后，众多遗留问题无人过问，包括他在内的大批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仍没有任何说法。
这位共产党内老资格的经济专家，1958年中共“八大”时已位居党的副主席。当时毛泽东称他和邓小平为“少壮派”。20年光阴逝去，昔日“少壮派”已年逾古稀，他们的时代还未到来。
邓小平和陈云身后，是一大批中共革命元老：叶剑英、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徐向前、王震……1978年，叶剑英已经八十高龄，邓小平74岁，陈云73岁，李先念69岁，谭震林76岁，王震70岁。
熬过“文革”的幽暗岁月，中共元老中仅有叶剑英、李先念等少数人尚在台上。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的，是一批“文革”中走上高层领导位置的中共领导人。华国锋，57岁，中共中央主席；汪东兴，62岁，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纪登奎，65岁，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63岁，国务院副总理；吴德，65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此时的中国，虽然已把国家的大政方针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但在政治上仍追随“文革”路线。一大批老干部尚在等待，等待政治上刷洗清白，等待政治生命得以延续。等待背后，能量在慢慢积蓄。
这时的中国人厌倦了革命和暴力，希望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但政治方向的改变，意味着一批人政治生命的终结。就此而言，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今天的人已难以想象当年政治气氛的紧张和斗争的激烈。
冲在最前面的，是62岁的胡耀邦。这年5月，他以不同寻常的政治胆识，发起“真理标准”讨论，直接捅破了改革派元老和“凡是派”领导人政见分歧的窗户纸。
事实上，陈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与胡耀邦也不无关系。胡耀邦为会议准备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材料。他为何把这些与会议议题关系不大的材料送到会场，至今不得而知。
刚刚解除“政治监护”的老将军谭震林，第一个在会上“放炮”，点名道姓批评“凡是派”中央领导，要求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等问题平反。
聂荣臻、徐向前、康克清、萧克、马文瑞和万里、胡耀邦等人，要求澄清“文革”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
11月14日晚上，邓小平回京。他预备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讲话，最初由胡乔木起草，主要谈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没料到短短几天内，形势大变，胡乔木的讲话稿已不适用，最后改由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重新起草。
11月25日起，许多人在讲话中公开把矛头对准坚持“两个凡是”的干部。卫生部部长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王震、徐向前、胡乔木、邓颖超、万里、习仲勋等人，批评“两个凡是”。
斗争并不局限于会场内。谭震林在10月份写就一篇文章，批判“两个凡是”，但《红旗》杂志拒绝发表。邓小平直接批示支持：“我看这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12月文章得以发表，“凡是派”败退。
京西宾馆的大讨论引爆了社会压抑已久的情绪。会议期间，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随后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也被平反，西单“民主墙”热闹非凡。场内言论与场外民意，形成极有意味的互动。
这是一场漫长的政治辩论，前后持续36天，以革命元老的胜利而告终。在闭幕会上，华国锋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并要求“以后给党中央写报告写‘党中央’就行了，不需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叶剑英在讲话中一锤定音：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而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意气风发的报告，被后世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仅用5天时间便落下帷幕。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陈云六人，“改革派”中共元老已占绝对优势。
经过这场关键的政治角力，旧时代结束了。回想1978，谁能撬动中国？10亿众生中，独领风骚者，一群白发老人而已。
这是从未有过的景象：一批老人扭转了一个十亿人口国家的政治走向，推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的1980年代。他们的政治影响，在此后的权力格局与走向中，持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政见和思维，决定了此后30年改革的路径和框架。直到今天，中国的改革仍然没有超出他们的视线。
【1979】张志新／任仲夷：未竟的平反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在依然严峻的政治空气下，任仲夷果敢地绕过“禁区”，为张志新平反定调。张志新对常识的坚守、冲破思想奴役的勇气,强烈地撼动着一个盲从时代的麻木民族。
1979年春，中国人看到了现代社会以来最残酷的行刑方式。
“没等张志新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几个蹿上来的人按倒在水泥地上，头枕一块砖，强行切断了喉管。为了维持呼吸，就把一个三寸来长的小手指粗的不锈钢管插进气管里，再用线将连接着钢管的金属片缝在刀口两边的肉上。张志新奋力反抗，剧痛使她咬断舌尖，血水淌满了前胸。她脖颈上的伤口，不时地冒着带血的气泡，嘴里不时地呕吐着似血似水的唾液。”《辽宁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长篇报道，一步步试图还原这4年前的酷刑。这是个艰难的过程。至今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谁下达的虐杀命令，是哪些人具体执行了虐杀命令的----他们的姓名、年龄、身份、这么多年来他们如何做到让自己的良心安宁。
被披露部分的真相，使“张志新”三个字，一夜间在中国社会翻腾。愕然、愤懑、谴责、怜惜、喟叹、控诉、咏颂----各种情绪以累积了十年的惊人能量，在诗歌、连环画中持续发酵。
张志新生前是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她之所以被虐杀，是因为她指出“文革”走的是左倾政治路线，当时全国弥漫着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不对。她说：“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
她的话没有深刻的哲理和独到的洞见；然而，她对常识的坚守、冲破思想奴役的勇气却强烈地撼动着一个盲从时代的麻木民族。张志新之死，使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获得了对极权政治的初次启蒙，找到了独立思考、坚守真理的精神力量。“党啊，我的党，你要将我引向何方？”当张志新把孤绝的遗言留给她至死追随的政党时，她或许没有想到，自己能在4年后沉冤昭雪，并引起空前的回响和共鸣。
1979年的春天乍暖还寒。“文革”的阴霾还没散去。当年判处张志新死刑的原审法官，坚持他是“按照实事求是定罪的”。他对复审案件的法官说：“毛主席、毛主席著作，她（张志新）反了。你能翻案？”
任仲夷
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果敢地绕过“禁区”，为平反定调：张志新反对林彪、“四人帮 ”。他将张志新批评毛主席的言论，模糊笼统地列入神志不清时所讲，“把这些说成是她的，是不公平的”。3月，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与此同时，国内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极左思潮正在顽强逆流。
在依然严峻的政治空气下，任仲夷在各种场合，毫不讳言自己对张志新的赞赏和愧疚。
任仲夷说，张志新的惟一“罪名”就是公开说出并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而且这些观点是对组织讲的。对他个人来说，听了觉得心中有愧。在看望张志新的母亲郝玉芝时，任仲夷坦承：“我不如志新，我不如她敢想，更不如她敢说。”
更可贵的是，任仲夷将张志新悲剧的元凶指向专制制度。他坦言，张志新冤案绝非孤例，倘不健全民主法治，类似悲剧还将发生。依当时之政治情势，任仲夷所为所言承受的巨大风险，非今日我们所能想象。
这从后来戛然而止的宣传活动可得印证。三个月后，张志新突然从主流宣传渠道消失，一切归于沉寂。这一“急刹车”，曾留给外界诸多猜想。有人说，这是张志新的第二次死亡。直到今天，张志新的审判案卷仍然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绝密档案封存。张志新案件的全貌还未得到完整披露。
尽管如此，张志新之死给国人带来的震撼一直挥之不去，民间各种怀念她的文章、诗歌等时隐时现。人们为她建网上纪念馆、写墓志铭，祈愿这位30年前为冲破专制思想牢笼殉难的女性，能在另一个世界获得自由。
【1980】袁庚：何止“改革开放马前卒”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郭力
改革开放30年后回看袁庚的改革举措，不少已经成为简单的常识，但很多政治改革方面的尝试，至今仍是没有被逾越的高峰。
1980年3月的一天，袁庚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视察蛇口工业区，谷牧明确说：“蛇口工业区基本上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比如他们搞计件工资，超过定额后可以增加付酬……路数对头。”
那是袁庚创办蛇口工业区的第二个年头，“超额奖金”在蛇口带来了超高效率，却被指责是“奖金挂帅”，是“倒退”，所以来自副总理的肯定，令他兴奋不已。
然而他随后等来的，却是国家劳动总局和交通部相继发出的“红头文件”，为了纠正滥发奖金，文件规定职工每年奖金不得超过两个月的工资。
那年4月在袁庚心里不是暖春，没有了奖金的工人开始“磨洋工”，蛇口港的建设第一次没能完成计划。终于，在一次会议上，当着所有蛇口建设者的面，袁庚发了火：
“我年轻时，率领炮兵部队解放这个地方的时候，好像比现在还富，现在，怎么比那个时候还穷？”他大声说。
若干年后，人们给了袁庚一个“改革开放马前卒”的称号。“马前卒”者，是唯将军马首是瞻的工兵，是将军的战略的具体操作者。然而，“卒”足以概括袁庚吗？
他在全中国第一次挂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第一次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次实行工程招标，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谁能说，他仅仅就是一个“具体的操作者”？
1983年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理委员会成立，所有管委人选都是由民主投票决定，而且每年都由群众对管委会成员投信任票，不信任票过半数就下台，包括袁庚自己。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在中国，管委会和工厂经理第一次在干部和工人的监督下工作 ”。谁能说，他仅仅就是一个“具体的操作者”？
袁庚一力支持《蛇口通讯》的创办，而1985年该报发表直接批评袁庚的《该重视管理了----向袁庚先生进一言》一文前给袁庚送审，袁庚回答说：“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我们就是要在这块地方缔造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民主社会，否则，要我们一千多干部来干什么？”谁能说，他仅仅就是一个“具体的操作者”？
1980年的时候，袁庚64岁。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以自己最后的政治生命，去刺破传统体制的一隙，去刺破保守势力的一隙。
袁庚是一个先锋部队的指挥官，在前线，他必须自主判断战局，找到直插敌人要害的战术，他没有退路，因为战败的话，牺牲的绝不仅是自己的生命，而更是整场战争。
改革开放30年后回看袁庚的改革举措，不少已经成为简单的常识，但很多政治改革方面的尝试，至今仍是没有被逾越的高峰。改革需要智慧，但是勇气更有价值，因为，改革者往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1998年，改革开放20年时，袁庚曾经接受记者专访。他还有遗憾，其中之一就是“没能通过人大立法来保护开发区的许多制度创新”。不过，“蛇口的改革，10年之内没有一个人携款逃跑，干部作风廉洁。我们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暴露自己的弱点，因为如果不改善，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袁庚说。“我们评价历史，历史也会评价我们的。”袁庚说。
【1981】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过去30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而杜润生及麾下的研究组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者。
在北京一条衰败的胡同里，95岁的杜润生双耳失聪，虚弱迟缓，他为改善农民地位付出了一生气力。
27年前的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正在执笔起草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正式确立其合法性。
在此之前，高层争论激烈异常。一位亲历者回忆，“文革”虽已结束，路线斗争惯性仍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余地。
在这种势不两立的政治气氛下，杜润生试探性地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1955年，因为对农村合作化心存疑虑，杜润生曾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解除了他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文革”中杜润生成为右派，被喻为解散农业合作社的罪魁祸首。在一个破旧的小屋中暂住，被开除党籍的他，“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
或许这段政治遭遇帮助他练就了“道并行而不悖”的政治智慧。万里曾说，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
在贫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建言同时得到了两派的应允，很快证明成效显著。中央的态度发生变化，“包干到户”从此呈燎原之势。事后有人总结，正是农民的“闯一闯”，杜润生的“试一试”和邓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这个伟大的变革。
1981年，杜润生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振聋发聩。他说，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他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润生率调查组分赴各省实地考察，来自安徽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是中国的希望。
是年冬天，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一号文件”。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使更多的人不那么害怕“包产到户”。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后来评价，在波澜不惊中，时代的巨轮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二十余年后的2008年，百位中国知名经济学者向杜润生表达集体敬意。他们认为，过去30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而杜润生及麾下的研究组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者。
杜润生一生坚持田野调查。他和他的团队一年中有半年都在下乡，去了解农民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要求。师从杜润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为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坚，他们中有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这三位都曾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晚年的杜润生已倦于回顾自己对“包产到户”的作为，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在安静的个人世界里，他独自思考了更多，最终总结成一句话，中国的改革要过两关，一个市场关，一个民主关。没有了听力和交谈的能力，但“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忧患的目光始终投向远方。
【1982】邓丽君： 一代中国人的初恋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实习生 陈伊玮
在那个解放与压抑进行拉锯的时代，她的歌声象征了人们对私人生活解放的渴求。
1982年，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或许是“两邓”：“老邓”邓小平与“小邓”邓丽君。
这一年对邓丽君并不是多么特别的年份，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举办五场个人演唱会，“场场爆满 ”。这样的成绩，在邓丽君最火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属于正常，但是在大陆，她的影响在持续地扩散，并被赋予了超越流行音乐的时代内涵。在邓丽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她已经被西方媒体当成改革开放的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风向标。
对于许多寻常巷陌的百姓，刚刚告别沉重的样板戏年代，娓娓道来的小城故事带来的是一阵扑面的春风，一种小桥流水和生活化的真情实感。缓缓而起的旋律，低吟浅唱的音乐由此变得简单、轻松，不再出自庙堂红墙、故作神秘，不需穿凿附会、堆砌溢美，也不必声嘶力竭、大气磅礴。
伴随着邓丽君歌声的是那个年代的记忆：杂乱的黑市小店，翻录的磁带上邓丽君模糊的面容和身影，尘土飞扬的街道边的电线杆上的有线广播，时断时续的四方盒收音机，喜欢唱歌的姐姐对着镜子跟着收音机学唱《月亮代表我的心》，蒙上被子、在被窝里偷听 “敌台”，只为那首《何日君再来》。
有人说：当国人急于冲破“革命”伦理的道袍时,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才转化成了个体自由伦理的“我在”呢喃,具有了一种无坚不摧的颠覆性和哲性魅惑。
有人说，在那个解放与压抑进行拉锯的时代，她的歌声象征了人们对私人生活解放的渴求。
也有人在2005年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时发出感慨：尽管邓丽君由于政治原因终生未能踏足故土，却在一个冰火难容的时代统一了全球华人的中国情感。
与民间热度相对的是，官方一直保持沉默的姿态。直到1995年邓丽君去世，大陆的官方媒体才出现了“邓丽君”，之后才无禁区。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特别节目《喜爱邓丽君的那些人》开篇语是：如果说对于全球所有的华人来说，有一个声音能让所有的人安静下来，那可能就是邓丽君的歌声了。
前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卸职以后，也曾有过这样的感慨：没有能让邓丽君来大陆开演唱会是一个遗憾，相信这也是邓丽君的遗憾。
对于43岁的广州出租车司机旁秋妹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听到“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她想起的就是老式的收音机和那段在湛江农村的初恋。“初恋”，这也许是邓丽君给予一代中国人最真切、最入心入骨的感受。情窦打开，舒展自我，抛开沉重，发现了自己内心的所爱与所动。
许多年后的今天，那一代人在她的歌声中迈向中年、老年。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邓丽君的歌不经意从某家店铺飘进耳朵，也许你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恍若隔世地回想起自己青涩的初恋。
【1983】吴仁宝：江南士绅再出发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文平
1983年，吴仁宝领导的华西大队更名华西村，从发轫于斗争哲学的“大队”进化为起源于建设哲学的“村”，不仅标志着中国乡村治理方式的变迁，还标志着吴仁宝个人历史的转折。
吴仁宝的个人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代，1983年是他的第二个时代的开始。
1983年，吴仁宝领导的华西大队更名华西村，从发轫于斗争哲学的“大队”进化为起源于建设哲学的“村”，不仅标志着中国乡村治理方式的变迁，还标志着吴仁宝个人历史的转折。
华西大队成就了吴仁宝个人历史的第一个时代：农民政治家。22岁那年，时读时辍念过三年私塾的吴仁宝，从华西迈出政治生涯的第一步。紧随中国乡村政治步伐的吴仁宝，27岁由“村官”变身“乡官”。当如火如荼的“农业学大寨”席卷全国，吴仁宝将他领导下的华西大队，变成和山西大寨遥相呼应的“南大寨”。把握了政治挂帅的脉象，知天命的吴仁宝当上了中共江阴县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中共十一大代表。
1983年，吴仁宝尚未走出人生的低谷。华西大队的终结，意味着他在政治挂帅年代的风光一去不复返。中共十二大将阶级斗争的主旋律换成了经济建设，干部导向在单一的革命化之后加上了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于是，苏州地委农工部副部长的闲职，迎来等待黯然告退的吴仁宝。
吴仁宝之所以令人叹服，就在于他没有像大多数农民那样在闲职上养老。他返回了他始终兼任支书的华西，从55岁的“高龄”出发，在他的个人历史中，开始了农民企业家的第二个时代。吴仁宝从一个官员所应有的政治角色，转向一个农村社区领袖在改革开放时代所应有的经济角色。华西村也从农业学大寨时代的典型，转变为农村工业化市场化时代的典型。
1983年，决定在经济挂帅的年代再度崛起的吴仁宝，用华西集体所有的28万元，投产华西药械厂，生产华西牌背负手动塑料喷雾器。吴仁宝的胆识不是寻常农民可以比拟的。就在包产到户风光无限的年月，惯于跟风的吴仁宝没有选择政治正确，没有将华西集体资产分到每家每户，而是积攒集体资产，在别人分地做个体户的年代办他的集体工厂。
20年后，吴仁宝退休了。卸下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他，给中国乡村留下了“共同富裕”的政治佳话，给华西村民留下了轿车别墅30亿固定资产，给华西村留下了“天下第一村”的封号。“君临”华西村40余年的吴仁宝，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中的第一人。
尽管官方给了吴仁宝“建党80周年80人”的牌坊，以现代文明价值观念评价吴仁宝的少数知识分子仍然质疑他：是否在搞家族制？没有节假日是否损害了村民的自由？华西村的富裕是否都是国家政策性投入的结果？
抛却见仁见智的个人评价，综观吴仁宝的政治人生和经济人生，我们不妨将他看作一个江南士绅。1983年，是这个江南士绅的再出发。第二个时代的吴仁宝，其从城市到农村的路，极大地暗合了一个近代士绅的路，虽然那时候的士绅早被打翻在地，了无踪迹。
士绅，是官民之间的中间阶层。江南近代士绅是官场和乡村的桥梁。政治上，他们被官方所接受，道德上，他们被民间所认可。如果没有政治权威和民间道德的双重确认，吴仁宝的天分，很难有发挥的余地。前期是大队这个正规组织，给了他官方的合法身份；后期则是他的行为、品格和办事能力，让他赢得了社区中的道德权威。与科举制度血脉相连的士绅阶层，是循着由绅而商的路径，从政治角色化而为经济角色的。远离科举功名的吴仁宝，在1983年之后的华西村，与一个士绅何其相似。
吴仁宝的个人历史，折射出一个让农民企业家走向历史前台的社会制度环境。这一环境下，成功的农民企业家就应该具有如“士绅”般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在政治上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在道德上堪为楷模。
【1984】郎平：被时代巨手推向神话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沈颖
1984年，郎平率领中国女排勇夺奥运会冠军，女排神话攀至顶峰，国庆35周年游行时，郎平站在花车里，作为民族英雄接受山呼海啸式的欢呼----之后再无运动员享受过如此荣耀。
在美国没人叫郎平“铁榔头”，人们叫她珍妮，更有女人味。
巧合的是，在美国的家，距离1984年她和中国女排勇夺奥运会冠军的赛场----洛杉矶长滩体育馆，开车只需五十分钟，但24年来，她只回过一次。
也许根本不必刻意纪念，对于郎平，一切复杂的情感都根植于1984年。而她现在选择既为国家奉献，也兼顾自己的人生，回归体育与人性。
中国女排出征洛杉矶前，一位佩戴着“南京大学”校徽的姑娘找到郎平，她小心翼翼地把奶奶送的一块红纱手帕托在郎平面前。当年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个故事：“一块手帕充分表现出十亿人民对女排的关心和支持。”
她也记得当时特殊的国际气氛，奥运村铁丝网立着，机关枪架着，打决赛的路上，还有直升机掩护。她甚至还记得当时中国队进场的曲子，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郎平不会忘记，中国女排在小组赛中1比3惨败于美国女排，“我心里焦灼，无法控制，我的情绪一乱，其他队员的技术都不能稳定地发挥。”
她被自责和精神负担压得透不过气，进食堂吃饭，端着盘子坐到角落里发呆，后来干脆到外面的草坪上坐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郎平的焦灼是那个时代的焦灼。她甚至感觉当时连“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夺冠以后，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国家大事。”郎平回忆说。
中国正逢改革开放之初，那是一个在精神上需要救助、营养的年代，也是迫切寻求新的精神支柱的年代。
自1981年女排世界杯夺冠后，《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体育比赛的胜利，上升到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从此每逢女排比赛，整个国家都似乎停滞了下来----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各行各业掀起一股学习热潮。
她因此心神不宁。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满脑子想着比赛。我猜测着比赛中会出现哪几种情况，我能不能应付呢？越想越钻进了死胡同。”
女排最终夺冠，郎平精神也远远超越了运动场。四千多名北大学子涌出房门，有人甚至点燃自己的被子，做成火把，绕未名湖游行，并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国”的口号。
1984年国庆35周年游行时，郎平站在特意给女排姑娘们单独安排的一辆花车里，作为民族英雄接受山呼海啸式的欢呼----之后再无运动员享受过如此荣耀。
1984，时代巨手将郎平推向一个神话。此后多年，她的人生目的是以一己之力走出神话。
直到十年之后，尽管远隔重洋，她仍未走出人们期待1984神话复制的心理余波。1994年的中国女排，成绩下滑至世界第八的历史最低，郎平顺应国人的呼吁，从美国回来执教中国女排，“放弃合同，放弃家庭，放弃女儿，放弃朋友，为了拿冠军”。
彼时的她其实心有余悸，她感觉自己又绕回了1984，那个只有一种选择的心牢。一个东北老人在目睹中国女排在一场比赛中输给韩国后，一急之下，心脏病发作而死。老先生的朋友给郎平写了信，大概是想告诉她，女排输赢对于国人意味着什么。
此时的郎平已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软软地倚着栏杆，我突然感到一阵很无助的孤独，好像从山顶滚落到深深的峡谷，没有人知道我，没有人来拉我，……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在哪里？”
她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健康，渴望家庭，渴望爱情，并一度产生了深深的游移，“虽然有不少人羡慕我：郎平，你一个女人，要去世界上拿冠军，多么伟大。我伟大在哪里？我只是对国家肯付出罢了，把自己统统贡献出来。”
告别1984年的24年里，郎平先后执教于意大利职业联赛、美国女排。在异国，她体验到体育除了夺冠的多种选择性，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尽管郎平带领的已是美国队，但她的内心容量之大，已超越了国家荣辱，“其实，输赢算不了什么，我们打的是一种人类精神。”
24年前，中国太想在世界上以金牌证明自己，而24年后，刘翔即便退赛，依然得到国人的理解，“体育已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到原本的快乐与健康意义。”郎平说。
【1985】尧茂书：飘逝的生命，漂流的年代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当心灵解放的冲动恰好结合国家使命的时候，尧茂书命丧“长漂”的悲剧，成就了最完美的人生价值。他们的一腔热血，染红了太过平淡的历史。
当美国探险家扬言要来长江漂流时，这个中国青年寝食难安，他发誓要抢在美国人的前面----这是中国人的万里长江，中国人应该拥有首漂权。
他让妻子打掉了腹中的胎儿，独自一人来到长江源头，一个跨步将自己单薄的生命掷于浪中。这一刻，长江不是一条河，它是一个洗刷百年民族屈辱的战场。
1985年7月24日，在金沙江下游几公里，那个红色的“龙的传人号”橡皮船倒扣在江中乱石之上，涛声震天，人已远逝。尧茂书，32岁的西南交通大学职工，以生命的悲剧结束了他的理想。
尧茂书的遇难是那一年最令中国人悲伤的事件。报道说：“他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他的脊梁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
两个月后，四川地理学会发起成立长江科考漂流探险队，几千封报名信蜂拥而至。这些请战书上大多写着“为国争光”，有的父母还写着“老大不成功，老二再来”。
在“长漂精神”的感召下，来自各地的青年悲壮地告别了父母，在多数人不知漂流为何物的情况下，站在了滚滚长江边上。一位当年的队员今天毫不讳言：“那时候我们就是一群亡命之徒，看到江就不顾一切往下冲，想着美国人就要来了。”
这一年中国人终于实现了首漂成功的梦想。然而归来的队伍没有胜利的喜色，他们落寞感伤。这条维系着民族情感的大江吞噬了它的11个中国儿子。1987年，在另一条母亲河上又发生了同样悲壮的“黄漂”，7名队员遇难。他们的死值不值得？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还是高尚的爱国主义？在悲剧连着悲剧之后，社会开始反思。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争论今天依旧未见分晓。
当年那部著名的纪录片《河殇》有这么一段话，当美国探险家肯・沃伦得知，这些中国青年冒死是为了抢在自己前面捍卫母亲河时，他不解地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去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1986年，这位著名探险家的漂流船被长江激流打烂，他宣布放弃，此后也没有再漂过长江。
今天的青年已很难理解尧茂书式的悲壮，他们更加欣赏肯・沃伦的从容，漂流是一种个人探险运动，为什么要把整个民族背在身上？
这些漂流者大多是中国普通的工人，他们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在“文革”中度过了20岁之前的青春。“文革”使尧茂书失去了进入高中的机会，成为一名印刷工人。他热爱文学、喜好探险，想超越平庸的生活。换一种活法是1980年代青年的普遍骚动。一位参加过黄漂幸存下来的队员说，那时候的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需要一个发泄情绪的渠道，如果当年不去漂流长江，也会去登山或干别的。
一位28岁报名参加长漂的青年对父母说：你们不同意，我就和你们断绝关系。父母不再劝阻，对儿子说：如果你一定要死，那就为国家去死！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不仅年轻人，整个国家都处在一种高度狂热的爱国激情之下。改革开放刚刚到来，中国依然很穷，中国人都还沉浸在苦难深重的情感氛围当中，而美国探险家的即将到来强烈地刺激了这种情感。
于是，当心灵解放的冲动恰好结合国家使命的时候，长漂就变成了最完美的人生价值。
一位遇难者的女儿在父亲二十周年祭中说：7月27日是母亲一生永远难忘的日子，当时我才两周岁，金沙江的浪涛夺去了父亲年轻的生命，从此，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今天来看，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家庭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即便是悲剧，尧茂书们依然值得感怀。”《河殇》的编导夏骏说，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不会再作这样的选择。改革开放的成果，让我们有力量把自己从苦难深重的历史情感中切割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时代的中国青年已经拥有了各自独立的价值观，用一个民族的共同情感来维系一代人，让他们形成看似一体化的力量，这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发展。
然而，今天很多人仍旧怀念那个飘逝的年代。“他们的理想主义，就算寄托的对象在今天发生了种种扭曲变形，但是其意义也不容否定，反而可以拿来救济今天所谓理想主义的某些阙失之处。”有人这样评论。
在离虎跳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朴素的长江漂流纪念馆。一位偶然进入的青年看到一个个死去硬汉的照片，内心震动。他说，不论世界怎样评判，面对尧茂书他们的眼睛，我内心决不敢轻薄。我扪心自问，我哪里有他们那样的勇气！他们的一腔热血，染红了太过平淡的历史。
【1986】崔健：突然爆发的呐喊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李皖
牛鬼蛇神也好，过度阐释也罢，崔健的声音，是在一片沉默的憋闷中突然爆发出的那种喊叫，听听他有多憋，听听他有多激荡，正是中国人感受到的最切身的现实处境，更是“当时中国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有一件当时颇为寻常，现在被视为极不寻常的事件。
出于对上一年美国40位歌星援非义演的刺激，一些中国歌手好后悔没赶上，所以有好事者振臂一呼，串联了100多位歌手，在这里举行“1986国际和平年”纪念演唱会。
节目过半，一个大家叫不上名儿的男青年走上了舞台，穿着件半长褂，两裤脚一高一低，抱着把电吉他，不像来演出的，倒像位社会青年。寂静的、孤独的、有点低沉的键盘声过后，这青年突然爆发出：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现场观看到这一幕的不过上万人，不过是一次演出中的一个小花絮。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十几年，人们交口传说口耳相传中，这一幕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传奇，这一刻被追认为历史的时刻。
当年7月，载有《一无所有》的唱片和磁带上街，很多人其实是冲着封面上“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买的这盘带子，冲着田震、王虹、孙国庆、赵莉这几个大名去的，而崔健是谁？不知道，不认识。这崔健没有来历，从他的声音人们想象，这可能是一个来自陕北的农村青年。没人相信，有这么土的首都青年。
以平常心看去，《一无所有》歌词里好像也没有什么，但它从此不断地被引用，被放大，被过度阐释。
正在搞现代歌曲的刘索拉，听到了，激动了：这正是我要找的。跟崔健一起混过、一起玩琴的小青年儿听到了，刺激了：崔健这小子居然上了这么大的台面。于是他们也开始了，这就是后来的中国摇滚。《一无所有》进入了李陀等北京文化圈子的聚会，作为激动人的新声音，用录音机大声放出来。在他们看来，这与他们的思想解放、自由思考，是一致的。从文革走过来的老知青说，“文革”幻灭了，曾经相信的全成假的了，三十多年我们白活了，不就是一无所有吗？形形色色的人，主要是青年，说：过去讲理想，但那个理想靠不住了，现在讲知识，讲钱，可我们都没有，事实上我们正是一无所有。
1986年5月9日现场，在场观看演出的官方最高代表、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见到崔健这一幕，当时就愤然离场，他斥责演唱会组织负责人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牛鬼蛇神都上台了！
时隔4年，美学家高尔泰却从崔健的声音里听到了这样的信息：“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中国需要启蒙……”
最令人咋舌的是中国知识界具有权威地位的《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无”到“空”》的学术性文章，从精神层面分析崔健现象：“价值解体和悬置所留下的价值虚空是一部分中国城市青年关怀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歌手不再是一个流行歌星，而成为时代的一个文化现象……”
原来没有的东西，就这么变成了有；原来不明确的东西，就这么变成了明确。其实，1986年，要找崔健这首歌曲里所传达出的信息，更主要的不是从字面上找，而是从这种声音里找，从这种声音的方式里找。崔健的声音，是在一片沉默的憋闷中突然爆发出的那种喊叫，听听他有多憋，听听他有多激荡，正是中国人感受到的最切身的现实处境。
之后，你无法想象到，一个街巷大院里的小青年，可以在多么短的时间里飞快地长成，长成为艺术家，长成为现实的观察者和抒情诗人。仅仅3年，他拿出的就不再是2首歌，而是整整一辑更深刻的诗作，以歌唱的形式；同时，还拿出了“自信，自然，自由”这样强大的现实艺术观念。
崔健此时的力量，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而是如大雪崩般整个社会动荡赐予他的力量，是万马奔腾、千流竞汇的文化冲击共同汇集的力量。
此时，银幕上在上演《老井》、《芙蓉镇》、《盗马贼》……揭露着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其压抑、苦涩、无奈的展示，跟着电影一起渴望着挣脱。艺术界最重要的事件则是“八五新潮”，黄永?拿一本《现代美术史》、一本《中国美术史》，放在洗衣机里搅了2分钟，变成了两堆碎纸。《朦胧诗选》在大学校园里流行；台湾来了三毛和琼瑶；法国来了杜拉斯（《情人》）；柏杨于无声处暴得大名，《丑陋的中国人》人手一册……这些书，这些人，之前多有禁书或争议之名。
解冻的故事，从来不是在一处发生，潜台词无不是：冲入更多的禁区，看到更多的新鲜，偷尝到更多的禁果。但是人们心里，各种思想在胃里冲突，混乱，相互抵消，变得越来越不明白。而崔健，正是从废墟里走出来，出来歌唱，成为“告别的聚会”上最嘹亮的声音。
现在，那个过去年代的废墟彻底远去。也许，我们也的确到了告别崔健的时候。因为那个曾与之合谋的时代、曾与之合谋的我们，越来越离散，越来越远去，越来越没有力量。
从一个废墟里走出来，感受到“一无所有”，是一件多么痛苦、多么苦涩的事。但今天我们不再为这种“一无所有”痛苦、苦涩，而是感到幸运。能够走出来，是一件多好的事
【1987】王选：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叶伟民
两个时代正在他脚下延伸：一是技术意义上的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二是应用意义上的将这一成果最大化地推向市场，完成“惊世骇俗”的商业飞跃。
时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的王选在忐忑和焦虑中度过了他的1987年。
这一年的5月22日，王选率领研制的“华光Ⅲ型机”在《经济日报》印出了世界上第一张采用计算机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这标志着“汉字输入输出计算机”的技术难关被攻破，对加快中国追赶世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步伐意义非凡。
这一刻王选已等待了13年。自1974年接手“748”工程（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以来，疾病、偏见、技术空白如恶魔般缠绕着他。更关键的是，在优势明显的西方照排技术夹击下，国内出版界“要进口，不要国产”的呼声此起彼伏。“如果失败，将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王昌茂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可能会导致全行业倒退回铅字时代或被外国技术垄断市场。 ”
整个出版界乃至科技界都在注视着王选。此时报样虽出，但误时、版面错误、系统不稳定等问题仍频繁来袭。读者批评纷至沓来，报社也发出最后通牒----再不排除故障，就退回到铅排作业。
巨压下，王选率领他的团队在一次次胆战心惊和登报致歉中艰难推进着系统改良。
1987年10月，转机降临。时值中共十三大召开，长达三万四千余字的大会工作报告，《经济日报》用华光系统仅20分钟就排好版，而其他大报召集了最熟练的铅字工人，却花了三四个小时才完成任务。
激光照排大获全胜。《人民日报》发文称这是“一场新的印刷革命的开端”。王选也在当年获得中国首届毕升奖。次年，《经济日报》等大报纷纷卖掉铅作业设备。不久后，外国照排公司全面退出中国市场。
曾为世界贡献了活字印刷发明的中国，在经历了五百多年停滞不前的漫长岁月后，终于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
1987年，中国还发生着更为激烈和深远的社会变化。那一年，移动电话“大哥大”投入商用，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发出，新一代中国青年，则被当年登上春晚舞台的费翔铸造成第一代追星族，开始标榜反叛，跳霹雳舞，烫爆炸头。
50岁的王选在这一年更为认真地思考他的未来。这位思想开明的科学家，早在1980年代初就冒着“不务正业”的恶名致力于研究成果商品化。1985年春，由他提议的“北京大学科技开发公司”成立，即后来方正集团的前身。
两个时代正在他脚下延伸：一是技术意义上的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二是应用意义上的将这一成果最大化地推向市场，完成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一跃。
他所缔造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占领国内99%和国外80%的中文电子排版系统市场的事实，让他无愧于业界“精神领袖”的高位。而他一手缔造的北大方正，也已成为年收入四百多亿的著名高科技企业。
“他完成了从一个书生到一个企业家的转变。”王昌茂说。在功成名就的后半生，王选最大的贡献是为后人展示了理想主义和经世致用并非水火不容。
但上天忘了给王选一个好身体。2000年，他患上肺癌，6年后辞世。王选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中国第一波自主创新潮的退场，作为中国早期“创新”旗帜的坚实拥护者和践行者，王选具备了一名优秀科学家的所有气质，也拥有一个实用主义者该有的市场触觉和判断力，他更用宽广的胸怀发现并培养了无数的后起之秀。
但过于固化的知识分子兴趣和气质，又注定了他无法将一个企业领向更高的商业顶峰。王选曾坦言：“我不懂经营，对财务一窍不通……只是一个过时的科技工作者。”
像一个无意的预言，1998年，方正控股首次出现严重亏损，次年的“逼宫事件”又将方正不成熟的产学研合作体制和公司治理缺陷暴露无遗，王选也被贴上拉帮结派的标签而在晚年留下一抹阴影，其中是非，至今难以说清。
“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这样总结王选。他的意思是，在王选所在的时代，他已经尽到了应尽的责任，而且足够杰出。
【1988】张艺谋《红高粱》走向世界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红高粱》成为了“文革”后第一部在美国院线上映的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赢得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际荣誉，西方人对中国电影第一次刮目相看。
在中国电影史上，1988年是一个特定的年份。2月23日，张艺谋的《红高粱》为中国电影赢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际荣誉----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西方人对中国电影第一次刮目相看，在庆祝酒会上，拍《末代皇帝》拿奥斯卡奖的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竟向张艺谋请教问题。
那一天，首次出国的张艺谋一夜未眠：“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头上，我当时感到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红高粱》成为了“文革”后第一部在美国院线上映的中国电影，还被卖到欧洲一些国家。张艺谋因此成为了那一年的中国符号。
“这是中国电影拿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多年以后，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回忆说。《红高粱》给中国电影打开了一扇门，闯出了一条通往世界电影之路。此后数年，《香魂女》、《本命年》、《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盲井》、《三峡好人》、《孔雀》等作品纷纷揽获国际大奖，中国电影扬眉吐气，在世界上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地位。
张艺谋是在1988年3月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莫言的《红高粱》的。“对人的生命力和精神自由进行赞颂，呈现出一个自由张扬的民间世界，与以往农村乡土小说有很大不同。”按照当时的版税规定，他自掏了800元钱，坐着公共汽车到莫言家里，买下了电影改编权。
《红高粱》拍得很苦。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后，张艺谋把他穿破的一双鞋埋在了镇北堡的土中，还当众发誓：如果这部影片出不来，他永远不走电影这条路。后来，张贤亮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成立的时候，张贤亮挖出了那双鞋，把它陈列在影视城的展厅里。
从筹备到拍完戏，电影的名字一直是《九九青杀口》，在最后电影送审时，张艺谋才改了。其高举人性旗帜、淡化时代背景，让自由奔放、热血沸腾的生命跃到前台，拒绝任何政治说教，给人极强的震撼。
在这部电影里，绚烂的红色成为一种造型语言贯穿了全片：新娘用的红盖头和坐的红轿子，野合地点的红高粱，新酿出来的十八里红，以及日全食后弥漫于天地间的红色，成为张艺谋美学风格的象征和视觉符号。
张艺谋没有想到《红高粱》能够拿奖。本来，代表中国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是陈凯歌的《孩子王》。但不知何故，陈凯歌最后放弃柏林，带片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红高粱》临时顶替出征。谁也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孩子王》被评为那年戛纳的“最差电影”，《红高粱》却意外地拿到了柏林的金熊奖。
因为获奖，《红高粱》在国内受到观众追捧，在一些地区，电影票价由不到1元涨到10元，西影厂最后得到四百多万元的票房收入。在当时，这可是个天文数字。《红高粱》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为中国电影趟出了一条新路：先去国际获奖，再回国内赚票房。
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除了艺术上的争议外，还引发了意识形态的争议，成为《红高梁》难以承受之重。
导演吴天明后来回忆说，一个南京的老同志，写了信给西影和中央，要求禁演这个电影，认为“ 《红高粱》是反动电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不知名的势力影响下，拍摄地的高密农民也对此上访，抗议电影里的“剥皮”情节丑化中国老百姓。当时的北京《中国电影报》成为批判大本营，一位叫秋田草的批评者在文章里说：“《红高粱》只有‘辱华’二字。”一位D・W作者认为：“国产新片《红高粱》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它只能得到外国人的赏识”。
上海的《文汇报》则持相反意见，学者李泽厚也支持说：“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
官方的结论最后是，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认为，“《红高粱》的无畏探索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和中国形象日益走向世界相一致。”
就在这一年，香港出台了《1988年电影检查条例》，按照影片所涉及的暴力、色情、种族及宗族歧视等不良内容的程度，对电影实行三级分级制管理。电影《寡妇村》被列为大陆地区首部“少儿不宜”；人体艺术登台亮相，不用偷偷摸摸，首届《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排队购票的人从美术馆排成数列，到了两站地外。
而这年春天过后，作为原小说作者和编剧之一的莫言走在路上，深夜里也能听到许多人大声唱《红高粱》里的歌曲。一个开放的时代即将来临。
三十而立・倒评年度人物
【1989】海子：一个自由而痛苦的声音归于静默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1989年，海子死了。他的死似乎是在为那个时代注脚：理想主义的1980年代结束了。
但无论所身处的现实如何，海子仍在用他的诗句提醒，我们依然可以追寻这样一种可能：“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在那个黄昏，一个“自由而痛苦的声音归于静默”（西川语）。
“正是黄昏时分/无头英雄手指落日/手指落日和天空/眼含尘土和热血/扶着马头倒下”（《太阳》）。尽管仍有无数的年轻人诵读这些诗句，但一个满怀梦想的时代毕竟结束了。
海子，原名查海生，安徽怀宁查湾人。1979年，15岁的海子携带着一个村里木匠制作的旧木箱进入北大法律系。这一年，电视台开始出现商业广告，皮尔卡丹带着一打法国美女在北京举行了时装表演。海子在中国结束政治磨难的年代里，从边远农村进入了当时思想最活跃的地域。
海子在大学的4年里，中国正处于巨变之中。“全国喇叭到处播都放那首歌：‘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那女声颤巍巍的，比‘文革’腔调温柔多了，脑门子青春痘还是七十年代的，忽然就新一代了。”（陈丹青语）
1983年，海子从北大毕业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从1983年秋季到1989年春天7年多时间里，海子就居住在政法大学新校区。在学校分给他的、常年焚烧着印度香的小屋里，矮身量、红脸膛、头发凌乱的海子写下了《土地》、《大扎撒》、《太阳》、《弑》、《天堂弥赛亚》等一系列作品。“但海子生活在飞翔之中。”诗人欧阳江河说。
西川描述中的海子北京的最后居所洁净如坟墓。门厅里迎面贴着一幅梵高油画《阿尔疗养院庭院》的印刷品。左边房间里一张地铺摆在窗下。靠南墙的桌子上放着他从西藏背回来的两块喇嘛教石头浮雕和一本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册。右边房间里沿西墙一排三个放满了书的大书架。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主人生前珍爱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房间里没有电器。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把收入的大部分寄给父母购买种子、化肥、农药以及供三个弟弟上学。他不谙世事却知道昌平最便宜的誊印店是哪一家。
1980年代中后期，以北岛、舒婷为标志的朦胧诗时代已经过去，诗歌界，包括北岛本人开始重新审视《回答》这类诗，“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 ”（北岛语）正是在这样的语境里，一种歌唱的、张扬自我理想、弥散浪漫理想摈弃世俗生活的抒情诗开始兴起。海子是此类诗歌的佼佼者。
1980年代正从一个荒凉的漫漫长夜中醒来，是一个富有诗的冲动和精神诉求的时代，是一个在 “文革”的废墟上重新为生存寻找根基的时代。海子的诗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无论所身处的现实如何，海子在用他的诗句提醒，我们仍然可以追寻这样一种可能：“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那是一个以梦为马的年代。”欧阳江河说，“现在回想起来恍若隔世。”
欧阳江河是在1988年春天的一个夜晚认识海子的。那时流行“以诗会友”，而贫穷的海子会带着自己的诗稿漫游全国。欧阳江河忘记了海子那天晚上穿什么衣服，他喝得醉醺醺的，带着一些愤懑，朗诵了自己的长诗《土地》。
海子甚至会拿自己的诗到圈子以外的人群中去讨酒。诗人王家新回忆，有一次海子走进昌平一家饭馆，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饭馆老板的回答生硬却甚至也带有诗意，他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
海子死后，欧阳江河接到了西川发自北京的电报，那天下午他正和肖开愚在一家茶馆聊天，“我们都有一种末日感”。
从海子卧轨自杀开始，骆一禾病故、戈麦焚诗自沉、顾城杀妻自缢，人们说，海子启动了一个诗人死亡的多米诺骨牌。
诗人王家新的话代表了那个时代诗人们的“末日感”：1980年代（的诗），到海子为止了。
这种情绪一直纠缠着欧阳江河，直到1992年。一天晚上，欧阳江河到一个小酒馆，要了一桌子菜，对面的座位空着。“但我感到海子来了，他和我干杯。酒喝完后，我写了一首《晚餐》，说每一个死者，都会和我们告别两次。”
而第二次告别，欧阳江河的理解是对于以往那种“青春美少年式的写作”，而进入一种减速的、抑制的、巴洛克式的中年写作。
“而这样一种转变，海子是注定无法完成的。他永远是那种天才的、洋溢着少年精神式的写作。”欧阳江河说。
从1982年到1989年，海子创作了200万字的作品。海子死后三年，小平南方谈话，中国的经济改革推向深入。在此前后，诗和思想退出流行，大多数人轻快地拥抱一个新的时代，将1980年代的彷徨和沉重卸在身后。
海子在1980年代的最后一年自杀的。“他可能有预感，看到了一个消费时代的到来。”欧阳江河说，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散文化的、自我嘲讽的、反讽的、身体语言的写作。
而代价是，海子式的写作，以及海子式的时代梦想，必须结束。
【1990】王朔：有比他更流氓的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长平
更多的人没什么学问可做，或者也不想装，发现有一种姿态最合适，那就是不跟你玩正经的。但是，这些东西怎么能够满足对1980年代百家争鸣的情状心怀幻想的知识分子呢？学界深表忧虑，王朔则回以讥讽。其实他大可不必忿然，与其说是在说他，不如说他们是在担心自己，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感到焦虑。
第一次读王朔的小说是在1986年，《橡皮人》，故事是“从我的第一次遗精开始的”。那时候王朔大概还登不了《收获》这样的大雅之堂，小说都发在《啄木鸟》之类的通俗杂志上。作为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在读过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作品之后，我就没把王朔小说当通俗文学，我知道这是一种新写法。
相信很多人一开始都把王朔归类到先锋作家群中。到了1988年，王朔的四部作品，《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轮回》以及《橡皮人》齐刷刷地被改编为电影，弄了个“王朔电影年”。米家山、夏钢、黄建新和叶大鹰这四位导演，肯定不是把它当通俗作品来拍的。事实上，这些电影有很强的实验性，很多电影院都没打算放映。我已经是一个大学生，意识到它们在大学生中的商业价值，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和几家电影院谈，包场炒票，挣得了我大学时代最多的一笔外块。
当时，1980年代先锋文学也很畅销。不过，王朔真正进入大众市场，造成洛阳纸贵，是从 1990年开始的。从技术层面看，王朔提供了不少商业炒作的由头，比如中国第一个谈版税的作家，第一个年纪轻轻就出版文集数卷的作家，写出了国内第一部长篇电视室内剧《渴望》，第一部系列电视喜剧片《编辑部的故事》等等。同时，王朔也造就了，或者说幸运地遇到了葛优、冯小刚这些影视圈的“门下走狗”，忠心耿耿而又创造性地把王朔风格发扬光大，并且不可救药地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终身任务。
众所周知，技术只能谋事，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英雄要靠时势造就。王朔在骂港台“四大俗 ”（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时，说“我们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十年创作”。他说的正是1980年代，他自己只是属于这些支柱中一份子。但是在1990年代，王朔发现“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是在骂金庸，但是我借来想说，正是当年一起红火的别的玩意的萎缩，成全了大陆文学中王朔的一枝独秀，而且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经过1980年代的文化狂欢之后，1990年代初期社会空前压抑，知识分子苦闷彷徨。有些人跑去做学问了，或者假装做学问，出现后来所谓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更多的人没什么学问可做，或者也不想装，发现有一种姿态最合适，那就是反讽、调侃，不跟你玩正经的，我早把你看透了，少他妈跟我来那一套……大家发现王朔作品提供的正是这些东西。
边缘人生，民间话语，颓废气息，反叛精神，自我认同，拒绝崇高，道德虚无等等，评论家们从王朔作品中读出了很多精神内涵。但是，这些东西怎么能够满足对1980年代百家争鸣的情状心怀幻想的知识分子呢？于是，王朔的另外一些头衔，“痞子作家”、 “流氓文学”也被不断地重复，并且产生较大的回声，在1990年代中期，演变成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学者王晓明等人，以王朔作为靶子，对道德堕落、人格萎缩、批判精神缺失、艺术创造力贫乏等等深表忧虑。王朔本人对这场讨论不以为然，连讥带讽，其实他大可不必忿然，与其说这些人是在说他，不如说他们是在担心自己，为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感到焦虑。
2007年王朔复出之后，在媒体的恶炒中，他变成活脱脱一张愤怒的中年嘴脸，见人就骂，啥事都看不惯。不过这一下很多人都明白了，他其实并没有那么不正经，也没有那么“后现代”。跟那些真正堕落的文人相比，他甚至显得有点过分正经了。这时候再回头看去，年轻时的王朔是多么的纯情。从他的《我看金庸》、《我看鲁迅》等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乃至文字有一些执著到迂腐的梦想。至于他的为人，想必大家都已经放心了，我甚至觉得，迟早有一天他会成为慈善家的。
【1991】吴敬琏：“吴市场”从贬词变成美誉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柳红
“知我者谓我心忧”，在当年的坚持已成为今天的现实后，年近80岁的吴敬琏仍以知识分子的坚守进行反思。他呼吁政治改革要和经济改革同时推进，要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
1991年12月,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终于出版。之前气候之冷，连“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说法，也被批评为“用改革取代、否定革命”。
然而，书刚出版一个月，邓小平就在南方刮起了春风。《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脱销，开机第二次印刷。1992年该书获国家图书奖。
同年中共十四大宣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吴市场”，终于由贬词变成了美誉。
1989年6月政治风波之后，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变成了“姓社姓资”的问题。1990年的中国，改革搁浅。
1990年7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参会的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桂世镛、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人。李鹏和乔石在座。有人打头炮，认为改革有方向性错误，应该是计划取向，但是搞了市场取向，所以出了问题。吴敬琏则说：“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中央已经确定了的提法，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
主张“计划取向”者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吴敬琏和薛暮桥、刘国光则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口号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后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
双方在总书记面前争得面红耳赤。
座谈会后几天，一位老朋友告诉吴敬琏，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有计划（指有林）”、“吴市场（指吴敬琏）”、“杨承包（指杨培新）”。“吴市场”包含贬意，是说他“与中央不保持一致”。还有一种流传是说，吴市场取无市场谐音。
吴敬琏将两次会上讲话，写成《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一文。针对对方把问题归结为另一方主张搞“纯粹的市场经济”，他的答辩是：“事实上，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现代经济学早已观察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管理、政府干预或行政指导的市场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同时引入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计划和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
在当年的大胆预言早已成为现实的今天，吴敬琏却在进行反思。二十年前，吴敬琏以为只要建立了市场经济就能够经济昌盛、人民幸福。然而，公法不彰、社会失范、腐败蔓延的现实，促使他思考改革的前途。1998年，他发出了避免滑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警言；从2000年起，大力呼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
在他看来，今天的诸多社会问题，还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到位。近十年，吴敬琏越来越多地表达他的忧虑。一方面，在转型期握有特权的既得利益者阻碍和扭曲改革，腐败盛行，“权贵资本主义”日见成势；另一方面，旧体制的维护者利用这种情势影响大众，全面否定市场化改革。吴敬琏担心这两种力量相互为用，逆转改革方向。他呼吁政治改革要和经济改革同时推进，尤其是执政方式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要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且要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
如今，年近80岁的吴敬琏依然纯粹而执著地坚守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职责，忘我工作，正可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作者为吴敬琏长期助手）
【1992】特殊时刻的举重若轻
邓小平：我们庆幸他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海鹏
“南方谈话”并不是一趟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松惬意的旅行，它的目标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确保改革的持续。“南方谈话”讲话正是中国此后16年历史的基因。这就是88岁的邓小平做到的事情：改变历史。
就在1992年初邓小平出发南方谈话之前不久，前一年圣诞节的晚上，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宣告消亡。戈尔巴乔夫在傍晚的电视讲话中追思故国时说，他“对我国人民失去一个大国的国籍感到不安”。更早些时候，几乎旦夕之间共产党就已经在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纷纷丧失了政权。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之快令人目瞪口呆。“和平演变”看上去无往而不胜。1987年6月，当第 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前发表其著名的演说之时----“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谁曾料到，仅仅30个月之后，这道曾经看上去坚不可摧的有着15道防线的墙就真的塌掉？邓小平出发时，这个世界已经与他曾经为之奋斗的那一个完全不同了。冷战结束了，笼罩在人类头顶上的核战争的阴霾散去了大半，共产党的前途则遭遇到了空前强劲的挑战。
其时，不利于邓小平的是，他已经88岁了，远不如西方国家的领导者们年轻和朝气蓬勃，而且中国国内的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已经持续高涨了一段时间；有利于他的，则是他在党内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将认真思考他的指导，另外他本人仍旧头脑清醒、信心十足。
他决心让中国富强起来，同时捍卫他已经加入了66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为社会主义寻找前途。在政治上他不信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与中国独立自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邓小平最清醒的一点却恰恰表现在，他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西方的政治对手，而在于中国自己。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弥漫着紧张空气，经济活动则陷入到了死水微澜之中。一百年多以来，中国又一次面临“将向何处去”的问题。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柯文等人所观察到的那样，“西方的挑战”来临之日，往往也正是“中国内部的变革的动力的方向”确立之时。与1978年那一次不同，这一次中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有足够的权威替国家做出选择。
16年后的今天，无论中国仍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面临何种新问题，我们都应该庆幸这个人是邓小平。他做出的选择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积极的一面：灵活、敏锐、尊重常识。
这就是南方周末追溯性地把邓小平评选为1992年“年度人物”的原因。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之下，一个依赖明智的领袖的国家也许不够好，但是要比只有不明智的领袖可以依赖的国家好很多。
在南方的几次谈话里，邓小平都敦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杜绝犹豫和退缩，继续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他的信心则既来自于自己的见识和此前改革的成果，也来自于这次旅行中的实证式见闻。
“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他说。他在这次旅行中一再提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不要怕改革，而要怕不改革。他提醒说，制定政策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人民满意不满意”。他要求党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再因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而浪费时间。经历了这一生中诸多战乱和混乱之后，他认识到和平发展的机会弥足珍贵，要求党抓住时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像以往一样，他认为混乱是发展的敌人，因此要求国家和政权务必全力保持“稳定”。
邓小平的口吻是不容置疑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他的讲话最先被香港媒体传播开来，《大公报》文章称：“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是一个即便是黎民百姓也能看懂的信号。中国将任用支持改革的官员，改革开放将再次迈开步子。
“南方谈话”讲话留下了大量的政治格言，而对当年形势影响最深的一段话则是：“现在，有‘右 ’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政治上，这段话为此后16年的中国发展路径定下了调子，亦为今天的“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思路之滥觞。“南方谈话”并不是一趟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松惬意的旅行，它的目标并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确保改革的持续，而它令中国民众释放出的追求经济发展的澎湃力量则改变了世界。
旅行是秘密的，即便是在香港媒体已有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同意新华社发布消息。直到3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左”的力量因此而偃旗息鼓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长征在稍作停顿之后再次启程。
“南方谈话”讲话之前约一个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履行苏联终止存在的法律手续，会场中竟然只有不足百人，场面冷清令人唏嘘。其时又有几人曾经预见，“南方谈话”讲话之后16年，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呈现的是令世界惊叹的奢华壮丽？历史总是复杂的，但是关键人物在某些特殊时刻的一个举重若轻之举，却会因缘际会地扭转乾坤。“南方谈话”讲话正是中国此后16年历史的基因。这就是88岁的邓小平做到的事情：改变历史。
【1993】汪道涵：与对岸握手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郭力
对民族的认同，不同于对政党政府的认同。历史的限制，令汪道涵,以及他对岸的朋友辜振甫无法在政党政府的层面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在民族感情的层面上，他们已经达到了令后人仰视的高度。正是因为这份同文同种同历史同未来的感情，令两岸关系在经历了数次风雨后，依然能重新回到汪辜二老15年前共同铺就的轨道上。
1993年4月27日上午10时，汪道涵和辜振甫，隔着长方桌握手。他们刚放开手，现场的二百多名记者就喊起来，“再握一次再握一次”，汪辜相视而笑，再一次握手。最后两人一共握了4次手。
这是第一次“汪辜会谈”，是两岸第一次“相互尊重”的“平等协商”，是“炮击时代”的结束，是“谈判时代”的肇始。
如果说，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海峡两岸关系由对立走向对话的第一步，那么其实，包括1981年“叶九条”、1983年“邓六条”以及1987年蒋经国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在内，这些都还是两岸各自单方面的政策释放，而只有从1992年达成的“九二共识”，尤其是从汪辜1993年在新加坡的握手开始，两岸才继往开来地创立了面对面“求同存异”的沟通与合作的范式。
5年之后，第二次“汪辜会谈”，汪道涵在上海兰心大剧院请辜振甫看京剧，其中一出戏是《借东风》。事实上，1993年，这两位酷爱京剧的老人，已经为两岸中国人的和平发展，借了这阵东风。
两岸间的一切开创性工作，首先需要政治智慧。但是，如果认为依靠政治智慧就能解决两岸间的一切问题，那未免轻视了汪道涵和辜振甫的历史价值。
几十年的恩怨累积到了1993年，事实上，会谈伊始，汪道涵就“转达江泽民先生、李鹏先生向辜先生的问好，并请辜先生转达他们个人对李登辉先生、连战先生的问候”，但辜振甫甚至没有回礼，因为他未获授权向大陆领导人“问好”。
而时任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唐树备，在会场外接到的，是台湾民进党的施明德等人递交的一份“台湾独立建国宣言”。所以，当第一架两岸直航包机起飞，当第一批大陆游客站在日月潭前，当第一车台湾民众捐助的物资抵达四川震区时，我们应当感怀当年汪道涵“以宽阔的胸怀向前看”的心界，应当感怀汪道涵和辜振甫对“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的执著。
长期从事台湾研究的辛旗，曾经为汪道涵撰写面向台湾大学生的演讲稿。他记得汪道涵特别关照：演讲稿要充分地体谅台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特殊的历史遭遇，充分体谅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特定体验和看法。
“在汪老心中，与台湾的沟通与交流，不仅仅是与台湾各界、各派政治势力进行的‘政治对话’，更应该包括‘历史的对话’、‘民心的对话’和‘未来的对话’。”辛旗曾在本报撰文这样写道。
另一个细节同样令人感慨：在审阅一名学者的文稿时，汪道涵把对台“战略”改成了“方略”，这分明是他力求避免两岸兄弟相煎的拳拳之心。
对民族的认同，不同于对政党政府的认同。历史的限制，令汪道涵和辜振甫无法在政党政府的层面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在民族感情的层面上，他们已经达到了令后人仰视的高度。
处理两岸问题，政治智慧都可说是其次，真正值得后人感佩并以为典范的，乃是汪辜深沉、敦厚的民族感情。正是因为这份同文同种同历史同未来的感情，台湾人始终不以汪道涵为对手，而大陆人也真诚尊敬辜振甫为长辈。也正是因为这份同文同种同历史同未来的感情，令两岸关系在经历了数次风雨后，依然能重新回到汪辜二老15年前共同铺就的轨道上。
1998年的秋天，汪辜共赏京剧，辜振甫即兴登台唱了3折。台上辜老张弛唱念，一板一眼，台下汪老轻轻击节，款款应和。如今二老已逝，此景已成绝响。
10年后，汪道涵的继任者陈云林终于到访台湾，首先拜见辜振甫的夫人辜严倬云女士，而地点，就在辜老原准备请汪老来看戏的“台北戏楼”。
【1994】梁从诫：绿色中国推动者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沈亮
梁从诫1994年创办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精神源头。
他开展了保护滇西北原始森林、保护藏羚羊与可可西里的反盗猎行动。
他和自然之友的呼号最早引发了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注意。
1994年，环境恶化的阴影正从四面八方潜行而来。梁从诫是先知先觉者之一。80年代，一封写给《百科知识》杂志的来稿使他意识到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这一年，他和另外三位同仁创办了“绿色环境文化协会”，大家在私下将其简称为“自然之友”。这是中国最早的民间NGO之一，为打破政府垄断社会公益资源配置的格局迈出了第一步。
英国首相也被他打动
1998年，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之际，梁从诫给布莱尔写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布莱尔当天便回信表示支持并在第二天会见了他。
1998年底，“自然之友”为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筹款40万，以维持其运转的花销。梁从诫还以67岁的高龄登上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亲手焚烧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站在山口，他说：“我们像是回家了。”话刚出口，“野牦牛队”那帮剽悍的康巴小伙子竟然哇地哭成一片。
但是，在这些打动人心的故事背后，梁从诫与“自然之友”做得最多的却是琐碎而重复的事务。在筹集资金扶持项目外，他对环保知识与理念的普及更是身体力行。
日常外出，他坚持骑自行车。有一回他骑车去政协开会报到，门卫拦他：“你给谁报到？”“给我自己。”门卫不信，他掏出委员证才进了门。
梁从诫曾应邀到一国家机关演讲，那天，只有5位听众。梁从诫对他们说：“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昆明的会员王愉，在自己的大学里搞了个绿色社团，会员已达几百人。她写信给梁从诫：“当年你到我们学校演讲，在我心里播下了一粒种子，现在这粒种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小树林。”
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在“自然之友”看来，能不能、敢不敢真正监督政府，对后者提出实质性的批评和建议，是独立NGO和由党政机关衍生出来的NGO的一个重要区别。他们想在此开辟出一条可行之路。
但梁从诫也清楚在中国做NGO的局限，在监督之外，他还将“自然之友”定位为温和的合作者。
尽管如此，“自然之友”依然饱尝世事艰辛。“每一件事我们都是抱着不可能成功的心态去全力争取的，如果碰巧改变或者纠正了，那纯属例外。因为这注定是一场败多胜少的战斗。”梁从诫的一位同事说。
梁从诫常有无力之感。“我们是一群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他曾总结说。
梁从诫的祖父是梁启超，父亲是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母亲林徽因是一代才女。而梁从诫本人亦是全国政协委员。这样的特殊身份帮助了梁从诫和他的“自然之友”，尽管这并非他所愿。
“自然之友”的成就，已经很难说清这是梁从诫的个人贡献还是“自然之友”的集体成功。诸如关于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建议首钢部分迁出等等，都是通过他的政协委员提案渠道才得以递交。
这样的渠道，虽然为“自然之友”的工作提供了方便，但也成为梁从诫的隐忧：“我梁从诫也总有走的一天，‘自然之友’不能上演‘人亡政息’的悲剧。”一个健康的组织要依靠组织本身的感召力而非个人感召力。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自然之友”已受到更多的重视。一次，在人大有关环境方面立法的会议中，“自然之友”作为惟一一家NGO被邀请，邀请信上写的是“自然之友”，而非梁从诫。
而在更深远的时空中，“自然之友”激发了环保主义者的行动热情。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体制从一元化的计划经济向多元化的市场经济转型，政府从一部分社会领域逐步退出，NGO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逐渐成型。
现在，致力于环境保护的民间NGO已遍布各个省市。梁从诫曾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什么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多到得不了奖就好了。”他的愿望正在变为现实。
【1995】王海：唤醒中国消费者的权利意识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西弘
1995年，王海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国内开始购假索赔，随后带动了一批个人打假索赔者，掀起了“王海现象”。
王海的行为从一开始就颇具争议，并最终导致"王海现象"的终结。但在官方的鼓励下，在消费领域迅速唤醒了中国消费者的依法维权意识，进而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促成国人开始养成法治社会框架内的良性博弈习性。
1995年，国际风云动荡。东京地铁毒气案、卢旺达惨案、辛普森被判无罪、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
1995年的中国似乎比较平静，除了“刁民”王海搅起的“王海现象”。
这一年可以称之为“消费者维权元年”，正如2003年因为孙志刚事件被媒体称为“民权元年”。及至2007年，重庆钉子户事件与“周老虎”“虎照门”事件先后以恶搞的姿态在网络上闪亮登场，3个时代的座标似乎是如此的清晰：
从个人向商家主张自己的消费者权益，到个人向政府主张自己的作为公民的权利；
从依赖于官方机构与传统媒体维权，到个人自发地在网络上做出调查、判评，形成强大网络舆论。
然而，成名13年后，王海却说，现在比过去感觉“郁闷了”，“消费者维权越来越难了”。
“打假英雄王海杀到”
王海的成名，真可谓时势造英雄。
1995年3月，22岁的山东青岛青年王海在北京的商场购假索赔。8月，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办的《中国消费者报》率先报道此事。12月，王海成为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第一位获得者，奖金5000元。由此催生出了一批从事个人打假索赔工作的“王海”。
王海的风光持续到2000年。其间，他开办了从事打假调查的商务公司，同时为企业与消费者服务；并在全国范围内向水货手机与性病游医“宣战”。那几年，王海所到之处，媒体纷纷称之为“打假英雄王海杀到”！
然而，就如王海在其自传《我是“刁民”》里陈述的，购假索赔的成败，其实都来自对于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2个核心规定的不同理解。
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要加倍赔偿”。消法第2条则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进行消费受消法保护。
初中毕业自学法律的王海，一开始就发现消法这两处规定的矛盾之处：消费者如果主动购买假货然后向商家索取双倍赔偿，就应该不属于生活消费行为，那消法第49条岂不形同虚设？
此时，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消法起草人之一何山，支持消费者同假货做斗争。正是何山们与中国消费者协会的一手扶持，将一个“刁民”作为官方树立的典型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王海退场，消费者进步
然而，何山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里第一次嵌入了带有惩罚性的双倍赔偿机制，却无法相应地解决整个法律框架中有关民事侵权惩罚性赔偿的空白。当运动式的鼓励过去之后，法学专家与司法机构逐步退守到坚持购假索赔者不属于消费者的认定。多次的诉讼下来，王海们越来越成为法庭上的败诉者。光环褪却后，“打假牟利”，越来越成为他们头上的一个恶谥。
2003年的12月，王海的青岛同乡、同样以打假出名的臧家平，被判决敲诈勒索罪服刑3年。这是全国首例职业打假人因打假犯罪被判刑。“王海现象”由此正式从媒体和公众视野中宣告结束。
无疑，“王海现象”从消费层面上大大唤醒了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这为后来的孙志刚事件乃至近年的网上议政打下了坚实的地基，政府层面上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由此而大步前进：
----电信领域等垄断行业的暴利收费逐步被遏制，电话初装费取消了；
----医疗领域偏袒医疗机构的做法被纠正，后来的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对医疗事故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国人当初陌生的召回制度，从汽车到大众消费品，已经成为常态；
----精神赔偿纳入法律规定的赔偿框架……
作为立法建言者的王海
但现在的王海依然很不爽。在他看来，多年来的努力下，“没有变化的是公民的组织资源依然匮乏，依然是在以个体对各种利益组织进行博弈。这种博弈显然是不对等的”，“对消费品的舆论监督仍然受制于广告和其他利益部门”。
所以，欺诈行为越来越严重，三鹿事件即是明证。
部分强势媒体被房地产商与垄断企业影响甚至操纵仍然是潜规则，虚假广告的主力医药保健品广告始终是部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广告大户。
35岁的王海早已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在继续从事商业打假调查的同时，他参与了两个非营利项目，一个是已经正式注册的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一个是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
王海热线现在正在推3个立法建议。一是建议立法设定一个消费者维权的基准赔偿标准。例如以 1000元作为起步价，从而保证消费者维权成本得到充分补偿。二是建立罚款分利制度，政府执法获利，应该给举报人或者受害人分成。三是要立法赋予消费者组织代表不特定消费者提起诉讼的资格，从而解决消费者维权概率低的问题。
此时的王海，已从个人维权英雄转变成了维权立法的思考者与建言者了。
【1996】陈光：国企产权改革先驱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邓瑾
1996年，中央调查组调查颇受争议的山东诸城“卖光国企”事件，最后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后朱镕基亲也对这一做法表示肯定。至此，被冠上了“陈卖光”的诸城市长陈光才松了口气。
1992年开始，山东诸城市长陈光主导，对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15个月内，基本全“卖给”了内部职工。这一改革引起了广泛争论，直至国务院调查组给出定论方止。
此后，国企改制在国内全面展开。陈光的尝试，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现代化改革的征途。在一定意义上，陈光不失为国企产权改革的先驱。
起点公平的农村土地改革揭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而起点公平的国有小型企业的产权改革，同样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现代化改革的征途。.
不同的是，农民发起的村庄共同体内均分土地使用权的改革模式，在得到高层认可后迅速推广至全国农村。而把国有企业净资产几乎是平均地卖给所有员工，人人持股，平均持股，这一改革模式在中国国企改革中却是孤例，独1990年代初期的山东诸城。
1992年4月，就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不久，年仅35岁的诸城市长陈光启动了这项后被广泛传播为“卖光”的国企改革。
1996年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赴山东诸城处理“卖光国企”事件。最后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
一个月后，朱镕基亲抵诸城，对诸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探索搞活小企业的做法表示肯定。至此，被冠上了“陈卖光”的诸城市长陈光才松了口气。
被逼出来的“卖光”
当时那场石破天惊的改革，与其说是被设计的，更不如说是被逼的。
当年，该市近70%的市属国企亏损，很多企业常常发不出工资。企业发不出工资也上交不了利润，市财政捉襟见肘，连吃饭财政都难以保证。
市长难当啊。没办法的陈光想到了“卖”。
他最初的产权改革设想是把国有企业净资产中拿出一部分卖给职工，但仍由国家控股，或至少是国家以土地入股。然而这些方案在最初试点的企业中均遭否定，职工们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改革：100%的私有产权，且企业净资产几乎是平均出售给每一位员工，管理层和普通员工相差不大。他们要做企业的真正主人。
那时候，中共十四大----将南方谈话为中国改革指明的方向具体化----几个月后才召开。正是十四大，第一次提出了中国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彻底划清界限。也正是十四大，标志着中国改革正式从增量和外围改革进入存量和核心改革，拉开了包括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内的城市改革的大幕。
而党中央在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也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从1992年4月到1994年7月，只用了15个月，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将企业净资产卖给了内部职工。
当时陈光将这种改革策略性地称为“股份合作制”，在那个仍有人讨论姓“资”姓“社”问题的年代，试图用“合作”淡化“股份制”。但大众的解读就是“卖光”。陈“卖光”也一夜闻名，广受争议。
不进行产权改革不行，只讲产权改革也不行
由于诸城“人人持股，平均持股”的国企改革，是国企职工的自愿选择，且市政府同时做好了社保等配套体制的改革，整个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用后来中央派来的调查组的话说是“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
但是，当1997年陈光将诸城改革经验复制到他掌舵的菏泽市时，没想到麻烦和怨言却多了起来。
事后看来，菏泽与诸城有诸多不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是，以农业为主的菏泽当时是山东最穷的一个地级市，穷到企业职工都拿不出钱来购买国企股份。因此产权改革不得不转为“招商”----为那些市属的小型国企寻找新“东家”，甚至是白送。
一个是卖给自己人，人人都是主人，自然没有裁员一说。而另一个则是卖给外人，饭碗保不保得住是由别人说了算。诸城和菏泽国企改革最大的不同，就是原国企职工地位下降，因此改革的阻力加大。“送光”改革的成效不及诸城显著。
2004年，陈光又将产权改革推进到事业单位，将医院私有化。但一年后，由于整个医疗改革体系的不配套，以及医院职工们抵制等诸多原因，改革失败，医院回归国有。
也在此后一年，经济学家郎咸平和国企买家顾雏军，就顾雏军在入主科龙的过程中有否导致巨额国资流失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随着顾的经济问题引起司法介入，郎顾之争又演化成企业界与经济学界关于国企改革的得失之争。
这种困惑也是陈光的困惑。
陈光，这位中国国企产权改革的先驱，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国有企业不进行产权改革不行，但只讲产权改革也不行。产权改革的成功，需要整个国家体制和社会的转型来配合。
【1997】江泽民的春天、夏天和秋天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文平
1997年夏，春天里送别邓小平的江泽民，迎来了香港回归，兑现了不做李鸿章的誓言。接踵而至的秋天，他作完十五大政治报告，平息了邓小平之后的道路该怎么走的疑虑。
在此之前的1992年，江泽民已在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之后的几年，他又大力推动中国加入WTO，使中国历史性地迈入全球化。
春天的泪水
1997年春天，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的追悼会上，摄影师们拍下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反复拭泪的情景。神情哀伤的江泽民，在将近一个小时内，多次哽咽，掏出手帕，擦去悲痛的泪水。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江泽民为邓小平流出的泪水，表达了普通中国人共同的朴素情感。著名作家凌志军在他的《变化》中，将邓小平说成江泽民的“恩师”。用“恩师”这样的民间语文，描述邓小平和江泽民之间的传承关系，或许与政治词汇不够合拍，但民间社会却能广泛而轻松地接受它。
我们可以看见江泽民身后悬挂着一条四十余字的横幅，内有“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十个字。
继承伟人遗志是中国政治的传统。其时，江泽民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已没有任何争议。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着邓小平的录音剪辑，“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
中国共产党选择江泽民作为总书记始自1989年，邓小平在北京西山别墅接见了他。不久，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递交辞职信。嗣后，在全体中央委员同意他的请求后退休。中共历史上，党的领袖的终身制由此被打破，江泽民居于首席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出发。
15年之后，江泽民主动辞去法律没有规定任期的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和他的恩师邓小平一样，他的退休同样赢得世界的赞誉。观察人士评价说，他的辞职创下了以任期制为背景的和平交权的先例。他在权力交接准制度化层面的安排，将随着时光的推移，日渐彰显它的意义。
夏天的香港回归
1997年夏天，香港会展中心，香港主权交接仪式上，江泽民以他深沉而洪亮的嗓音称颂香港回归这一中华民族的盛事。几分钟过后，英国王子查尔斯告辞退场，乘坐“大不列颠号”皇家游艇返航，消失在南中国海。
多年后，江泽民在他的文选中说：“有人曾酝酿花数十亿英镑在1997年后继续租香港。我看，不要说十亿，就是一百亿、一千亿，我也不会出卖香港。我绝不做第二个李鸿章。”
多年前，邓小平曾经说，中国领导人如果不能如期收回香港，会被人民视为李鸿章。
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关联的江泽民，是个爱国主义者。
17岁那年，江泽民跟随共产党人发动的反毒品游行队伍，在日本宪兵尾随的刺刀下，在南京夫子庙，捣毁鸦片馆，焚烧鸦片和烟具。“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那天晚上，他们凭借学生运动中的热情、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唱起了《毕业歌》。后来他接受美国著名电视节目《60分钟》的采访，也唱过这首歌。理解这首歌，我们或许能够更为全面地理解江泽民的政治生涯。
早秋的政治报告
1997年早秋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江泽民字正腔圆地作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不分姓社姓资的新论断，混合所有制的新概念，没有因袭前人专属于“第三代”的新词语新说法，平息了邓小平之后的道路该怎么走的民间疑虑，消除了私营企业主们“会否在某一个早晨醒来时倾家荡产”的忐忑不安。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历史评价的高低往往牵连到中共传统理论的创新。江泽民在十五大之后的理论创新，令世人瞩目。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八十周年的演讲中，详述了“三个代表”理论。
次年，有若干私营企业主作为党代表出席的中共十六大上，“三个代表”写进了党章。又过了两年，“三个代表”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一起写进了宪法。
深秋的美国之旅
1997年深秋，美国白宫南草坪，江泽民与克林顿的高峰会谈拉开序幕。作为中国国家元首，江泽民在21响礼炮声中检阅仪仗队。江泽民对美国为期8天的访问，是“天安门事件”之后中美两国首次举行的正式首脑会晤。
江泽民在夜访白宫的行程中，见到克林顿递给他的林肯亲笔书写的《葛底斯堡演说》原稿，江泽民非常高兴地用英语大声朗读。
能用英文朗读《葛底斯堡演说》的江泽民赢得了美国人的普遍好感，但他仍然遭遇了难缠的抗议者、咄咄逼人的国会议员、步步紧逼的新闻媒体。所幸，他在外交舞台上的表现，他在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上的坦诚交流，帮助他的国事访问取得成功。几年后，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终于加入WTO，历史性地迈入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不归路。
遗憾的是，迅速发展的中美关系仅仅在一年之后，就降到冰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考克斯报告》攻击中国窃取美国军事秘密，相继发生的两件事，使得“战略伙伴”刹那间变成“头号大敌”。虽然民情激愤，观察家们注意到，江泽民一直没有就这些事公开发表他的评论。直到中美撞机事件的发生，观察家们开始惊奇于江泽民的强硬、分寸和原则。他在阿根廷宣布，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中国从未屈服于任何外界压力。
务实，有原则，不仅表现于江泽民的外交事务，他在处理内政时，亦大抵如此。他的务实，或许源自工程师的专业背景和思维方式，他相信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什么事都干不成，他强调“与时俱进”，认为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服务社会主义。他的原则，可能在于他的出身，他是共产党英烈的养子，并在国共对决时期成为共产党员，他信仰共产主义，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不能丢弃。
【1998】朱镕基的三张面孔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文平
1998年春天，朱镕基迎来了他的政府首脑时代，在中国改革的攻坚阶段，他率领新一届中央政府义无反顾地冲进改革的“深水区”。
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名被通过时躬身致谢的平和，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藐视“地雷阵”不惧“万丈深渊”的悲壮，已定格成一张时代的面孔。
平和的面孔
1998年3月17日10时40分，朱镕基被投票决定为国务院总理。
这一天上午，朱镕基给我们留下了一张沉静平和的面孔。
根据中国的宪法，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决定的方式是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当高音喇叭中传出“朱镕基被批准为国务院总理”的声音，亲临现场的人们说，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一再打断大会执行主席试图推进程序的努力。
掌声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团结的象征胜利的象征，是所有政治性集会中必不可少的礼仪。
没有人天真地认为国务院总理的提名与决定，是喜从天降的出乎意料。朱镕基亦非中国政坛的黑马。但人们还是以惊喜的心态，将掌声送给了他。自1993年出任副总理以来，他帮助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掌声是对他以往政绩的肯定，是对他未来政绩的期待。彼时，亚洲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国企密布下岗阴云，社会底层冲突不断，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
朱镕基就在这样的肯定这样的期待中，迎来了他的政府首脑时代。
此时此刻，请留意朱镕基的面孔。政论作家凌志军说：朱镕基低着头，面色沉静平和，眼睛里没有了往日那种咄咄逼人的光芒。当掌声停歇，他站起来，双手合十，向与会代表躬身致谢。
事后，这张面孔被人们长久地记住了。在一个见惯政治领袖昂首向前举手挥舞的国度，普通人已经不习惯于谦恭低调的面孔。朱镕基的面孔在中国政治的面孔中，犹如水墨画中的留白，给中国民众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悲壮的面孔
当选第二天的上午10时许，满面春风的朱镕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与等待他的中外记者见面。我们想说的是他的第二个面孔，不是春风拂面，而是严肃悲壮。
看到这里，我们相信读者们已经在心头和我们一起念诵起那句十年后依然振聋发聩的朱氏名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一刻，朱镕基的面孔是悲壮的，目光是深邃的。
鼓掌。中国记者在鼓掌。外国记者也在鼓掌。
西方社会面对朱镕基那个悲壮的面孔，放下了他们始终为中国政治家举起的大棒，予朱镕基的亮相以极高的评价。美国投资银行界的一位作家赞扬朱镕基勇于担当，从不担心个人失败的政治后果。
悲壮的面孔描绘了朱镕基的个人魅力，满足了中国社会对改革家的期待。出任总理之前，民间故事说，他在看话剧《商鞅》时曾为改革家的命运而落泪。在中国，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变法到戊戌变法，改革家的面孔总是悲壮的。
“失态”的面孔
当选总理第二天，朱镕基还阴沉着脸，给我们留下了一张“失态”的面孔。曾经戴过“右派”帽子的他，不愿意戴上外界送给他的“经济沙皇”或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帽子，对于这样的帽子，他说：“我都不高兴！”
呈现给中外记者的这一面孔和话语，被政论家评价为“失态”。需要说明的是，评论家所谓的“失态”，在这样的语境中并无贬义。相反，人们还能从这两个字中品味出率真、可爱、可敬的语感。
十年过去了，想起他的人们，有时还会议论他“失态”的面孔，猜测他的脸上为什么阴云密布。
“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顶西方媒体经常乱扣的帽子，的确不该戴在朱镕基的头上。戈尔巴乔夫葬送了共产党在苏联的执政地位，是共产党的败家子，而朱是忠诚于共产党的事业服务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
朱镕基在他总理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用他执政生涯中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开门见山地分享了他的九大施政“心得”，他不但细数了成绩，也开列了遗留问题清单。全国人大代表们一如既往地用热情的掌声，给了他无言的评价。海内外民间人士则匆匆给了他许多评价的言辞。机构改革成败几何？税费改革是成是败？国企改革能打几分？纷纭众说，褒贬不一。
今天，站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间纬度内，我们已不想纠缠于对他成败功过的议论。
还是让我们重温他在1998年的三张面孔吧。请相信，在谜样的不可思议的中国历史上，他留在1998年春天的三张面孔，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越发清晰，反复温暖我们敏感、脆弱的心灵。
【1999】刘丽英：反腐力量的精神象征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凌
1999年始发的沈阳“慕马”案震惊全国，主办者刘丽英也因此再显锋芒。
她坚决如铁的反腐表现，迎合了民间对腐败痛心疾首的情绪，刘丽英从此变成了“传奇”。同年案发的“远华案”尽管非刘丽英所办，但民间却把她误传为主办者。
因为在民众的感性认识上，“刘丽英”就是“反腐败”的代名词。
和所有不喜欢“女强人”称号的女强人一样，刘丽英拒绝一切钢铁般坚硬的称呼，什么“女包公”，什么“铁娘子”。这位76岁的前中纪委副书记如今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她负责查办的慕绥新、马向东、李真、丛福奎和马德等特大腐败案件的风云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1999年始发的沈阳“慕马”案震惊全国，刘丽英也因此再显锋芒。之前四年，她因查办无锡邓斌32亿元非法集资案而声名鹊起。刘丽英坚持要剥邓斌这颗洋葱，剥到第七层，将陈希同送上了审判席。
1999年6月，一份关于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人豪赌的报告送到北京。一个月后，刘丽英负责的中纪委专案组决定对其实行“双规”。
作为专案组组长的刘丽英三次亲赴辽宁督办，随着对马向东案的深入调查，历时两年，令人震惊的 “慕马”大案才告终结：2001年因巨额受贿，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被判处死缓，马向东被判处死刑。“慕马大案”引发了沈阳甚至整个中国官场的震动，案件牵出142起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4人，其中17人是党政部门的“一把手”，涉及金额高达两亿余元。
这是一个让民心大快的案件，然而，“慕马”案背后的曲折复杂并不为人所知。2002年，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刘丽英首次披露了其中的辛酸：“查处‘慕、马’案时，有人不仅诬告我包庇慕马二人，还告我儿子为慕绥新说情受贿400万元。这些卑劣的手法，无非是想达到中央不信任我、不再让我查案的目的。记得尉健行同志当时就对我说：‘正因为你查案坚决，有人才告你。你不能回避，要坚决查下去！’这是对我的最大支持和信任，我还能说什么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恳请组织上对涉及我儿子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经查证，涉及到我与我儿子的文章都属于捏造、诬告和诽谤。最终还了我和我儿子的清白。”
1949年前后，刘丽英从哈尔滨行政干部学校毕业后，分配至沈阳市公安局，后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1977年，林彪、“四人帮”专案组成立，刘丽英被抽调出任专案组办公室副主任，并成为江青的审判员。1979年，表现突出的刘丽英被选为中纪委委员，这个职务一直保留到她70岁退休。
人们说她天生有副硬骨头，但考察刘丽英不多的几次谈话会发现，1949年加入共产党的她，一直是以“党性”作为自己真诚的信念。她说，当一个纪检监察干部容易，做一名“党的忠诚卫士”则难。前者要求的是职业道德，后者需要的是事业精神。要反腐败、平公愤，就要承受“心灵痛苦”的煎熬，只有时时想到党和国家的利益，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心灵的痛苦才会得到平衡和化解。黄克诚曾经要求纪检干部做到“五不怕”，不怕杀头、坐牢、撤职、开除党籍、离婚。多年来，我铭记着这一教诲，内心始终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与决心。
在中纪委办案一线干了24年，这个几乎反了一辈子腐败的老党员，面对日渐复杂的人心变故，难免伤感。她曾讲起一件对她思想触动极大的事情：“一个与我相识已有40年的老同志，因接受了好处，想通过我替马向东说情，让我‘网开一面’、‘手下留情 ’，后来没有达到目的，他竟恼羞成怒向上级诬告我。我真是想不明白，一个老同志的灵魂和晚节，在一点既得利益面前竟然会扭曲成这样！”
因为九十年代以来查办的高官腐败案中，刘丽英都有过积极作用，她的名字开始从媒体的报道中不胫而走，从那个灰墙紧锁的中纪委里飞了出来。她坚决如铁的反腐表现，迎合了民间对腐败痛心疾首的社会情绪，刘丽英从此变成了“传奇”，变成了反腐的精神象征。有人说，她这么敢跟大人物叫板，一定背景非凡，猜测她是刘伯承的女儿；还有很多媒体广泛宣传是她查办了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案。刘丽英对此一一做了否定与澄清。
一位司法系统内人士说，纪检工作很多都是中央直接部署的，所以夸大一己之力不够真实。但刘丽英具体办案的能力和抗干预的能力应该比较强。与刘丽英接触过的一位老干部说，这个女人不简单，她对腐败表现出来的深恶痛绝让我印象深刻，她太强了，她应该被人记住。
2002年临退休前，刘丽英说，“我一向都认为自己不是什么特殊人物，更不是什么‘铁娘子 ’。我已经70岁的人了，身体不是太好，做过两次大手术。我在中纪委工作的时间相对长一些，所查办的案件就相对多一些，又因为处在查办案件一线的女领导干部相对少一点，因此，我就被一些媒体给注意上了，还把别人或集体的工作成果让我‘独享’了。这常常使我不安甚至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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