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加大土地供应能够对抑制房价起到明显效果，但是，增加土地供应在现阶段却面临很多困难。
据平安证券分析，除了全国范围的“18亿亩耕地红线”政策限制之外，还有土地资源分配效率较低、土地红利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城中村治理困境和城市规划政策引导与实际落地差异性等原因。
首先，是全国的耕地红线引发的政策限制。
2001年我国耕地面积开始呈明显的下滑趋势，2008年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2009年耕地面积数据出现突然抬升，官方表示“这主要是由于调查标准、技术方法的改进和农村税费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调查数据更加全面、客观、准确” 所致， 此后几年该指标基本平稳，2013年数据显示耕地面积为20.27亿亩。耕地保有量和我国基本的粮食安全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与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 其对土地供给的约束力短期难以改变。
除此之外，平安证券还认为，如下四个因素也是让增加土地供给变得困难的重要因素。
第一，我国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中央集权控制土地总量和土地用途的特征，导致我国土地制度下资源分配效率较低。
我国土地管制相对严苛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用途转变，以保护耕地总量不被侵蚀。 但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却会导致农村与城市两部门之间、地域之间出现初始分配缺乏效率的弊病，一方面，由于人民公社时代的福利式分配建设用地，加上近年农民大规模向城镇移民，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存在用地规模大但产业发展不足、利用分散等一系列问题； 另一方面，地域间经济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部分发展过快的城市存在建设用地指标相对紧缺的现象，土地指标一定程度限制了发达经济地区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由于改革推进的阻碍较大，当前土地制度所隐含的低效性仍将继续存在。
第二， 土地红利影响地方政府供地行为。
从实际上看，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偿债依赖，若以土地偿债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占比（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各级地方政府债务/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程度，从既得的2012年数据来看， 有6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50%，而最低的山西省也有21%之高。
总的来看土地红利对于地方政府收入、进一步对地方政府供地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从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地方政府具有压缩土地（住宅土地）供给规模以最大化土地财政收益的倾向已经出现。
第三，城中村治理困境。
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是城中村形成的直接原因，城中村形成的根本原因则是城乡事元结构。 一方面是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公民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部分，形成了两个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和地位上有着重大差别的社会等级，限制了公民对居住地点和劳动地点进行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 是城市在扩张时“只占地、不管人” 的倾向导致村镇人口仍然停留在松散的农村状态，没有同步实现“村民”的城市化，仍而形成对峙局面。
城中村村民凭借各种优越条件，尤其是土地房屋的升值带来丰厚的租金收益以及发展第二、三产业的便利，获得了远远高于外界市民的收益和内部福利，而城中村改造必然会打破原有的秩序和格局，甚至还有可能侵害到村集体利益和村民个人利益，因此，村民对政府征地持抵制心态，极力要维护他们的利益。由于所涉及的相关利益巨大，目前城中村的改造已经牵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综合来看， 随着地价的不断上涨， 城市扩张阻力已经相较以前显著攀升， 其中隐含的社会问题和经济成本问题都是重要的负面牵制。
第四，城市规划政策引导与实际落地具有较强差异性。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市病等问题愈収严重， 我国的城市规划理念、城镇化战略方针均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注重城市资源的承载能力、发展城市区域的共同协作、建立城市群、严控特大城市规模，扩大卫星城、中小城市规模是当前城镇化的重要方向，但由于地域间经济发展、公共资源差距悬殊、 产业调整尚未完成等多重理由，我国的城市群建设进程缓慢， 中心城市对于周边城市仍然存在强大的吸引力。 如此政策引导与现实落地的差异性进一步恶化了当前特大城市人口密集程度加剧、新增供地不足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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