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老狼在成都的小学同班同学十多人聚会了。聚会的起因是原小学同班同学郑发明从昆明到成都，想见当年的小学同学。于是近五十年没见面的小学同学在成都的三圣乡李家花园走到了一起。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当年刚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和我的同学们突然“停课闹革命”。十一岁的我和我的小学同学们就再也没有一起走进教室。成了社会上的流浪儿。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来往和音信。从一九六六年开始，我每天手拿镰刀，身背着背篼上山打猪草，再以八厘一斤的价格卖给荣昌县种猪站。每天有三毛左右的收入。直到一九六九年秋我进新建的荣昌煤矿子弟校读初中为止。
昨日聚会的同学有：王维素、郭必珍、王义琼、周雪容、吕莉玲、张中华、王帮会、郑发明、和平、邱国权（本人）。总计七女三男。同学中年龄较大的是和平、郑发明，一九五二年生。邱国权、王义琼较小，一九五五年生。在我的记忆中，周雪蓉当年成绩很好。王义琼漂亮，踢得好键子。吕莉玲当年是我的邻居，常一起玩。和平当年因年龄大我两岁多，很少与我有交往。郑发明印象不多。其他的同学都印象一般吧。
十名同学中，造化好的只有郑发明同学。据他说：他工作后，被领导看中，送到党校学习三年。回来做了官。他说了一句实话：当官也不好，得天天说假话。
十名同学中，除我后来读过电大外，其他同学最多初中毕业。大多是小学“停课闹革命”后，再也没进过学校了。一生只读了四年多的小学，就再没有学习的机会了！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
在同学之间的交谈中，谈到了当年同班的同学黄名伦。当提到他时，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幕：
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家中玩耍。突然黄名伦带着十多个男同学（其中很多是与我同班的）到我住的地方找刚从老家回到宿舍的我的小学老师苏克木。（苏老师宿舍在我的楼上）要苏老师“跟我们走。”苏老师随着黄名伦等人到了当时的办公楼。（我也跟着人群去看热闹）。苏老师进楼后，被黄名伦及一群学生用布蒙住眼睛就打。也可能是我的记忆有误：蒙苏老师眼睛的就是昨天一起聚会的和平同学！我的母亲急忙把我拉回家，不准我看。第二天下午。我看苏老师一个人出宿舍上厕所。步子特缓慢。肯定是打得很严重的。
学生毒打老师，在文革期间是司空见惯的事。当年打苏老师的学生们也只有十四到十五岁的年龄。昨天的聚会中，我与同学们提到当年黄名伦带一群学生毒打苏老师的事。并当面问和平：你当时是不是也打了苏老师？满头白发的和平同学只说了一句：“我不记得了。”就再也不提及此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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