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所概况的“第五个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但究竟什么才是现代化？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这是需要搞清楚的前提，不然一切讨论都可能南辕北辙。
现代化的含义中包含着一种正面意义（图源：新华社）
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内涵都存在争议，甚至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认为现代化就是把西方的制度文化搬到中国，坚持一种全盘西化的观点。不可否认，现代化与西方化存在很大的交叉和重叠，但二者并不完全等同。
什么是现代化？
根据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说法，现代的英文词Modern最早词源为拉丁文modo，大意是此时此刻（contemporary）。也就是说，当下的就是现代。而在文艺复兴以前，现代相比于古代其实具有一种负面的意味。而到19世纪及之后，现代一词才越来越具有了正面的含义，等同于“改善的”或“有效率的”、“令人满意的”。
众所周知，17-18世纪西欧发生了工业革命，诞生了近代实验科学，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运动，以及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等一系列改变了世界进程的“现代事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的西欧，现代一词，才具有了一种世界意义。
西欧的现代化其实就是走向工业化、民主化、自由化、个人化、世俗化、理性化的过程。因此，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思想、伦理、宗教、文化等方面，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
现代化等于西方化？
不同于西欧自发的现代化过程，其它国家的现代化，比如日本、中国、印度等国家，多是在西欧国家的冲击下，被动的开始现代化，因此，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总是把西方国家作为模仿目标，以至于逐渐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乃至全盘西化。
在西方，直到1970年代以前，都是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现代化理论”在上个世纪50-70年代比较流行，主要是受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影响，他的观点主要是一种社会演化论，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进化，西欧国家是其他国家发展的目标。
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也认为：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社会在步上工业化之路后，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走向相似的工业体系及相似的社会与文化形式。
直到1970年代，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地区崛起，西方才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修正，西方主流学术界开始承认“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
中国的全盘西化尝试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全盘西化，还是部分西化的问题，其实也是没有区分开现代化与西方化的表现。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知道，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从物质层面到制度、最后到文化精神层面向西方学习的发展历程。中国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武器、技术和工业的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维新变法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辛亥革命学习法国大革命实现民主共和制，他们都从不同的层面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同时也受到很多挫折，遭遇了失败。后来，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压力下，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更为彻底地反思中国的传统制度和文化，提出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提出用“科学”和“民主”来改造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希望通过再造新文化、“新青年”，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准备。这时起，中国才开始对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伦理、思想的内在区别有了认识，提出要对整个国民性进行改造。在这一背景下，新文化运动中出现“全盘西化”的主张。这就遇到了“西方化”还是“中国本土化”的矛盾。
从中国的近代思想史来看，自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以前，“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之间的争论一直是困扰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一个话题，其中1930年代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全盘西化派”和“中国本位派”展开了激烈交锋。
中国从清末民初开始的中西之争一直延续到现在（图源：VCG）
胡适和陈序经，就是“全盘西化”的领头人物。
胡适反对那种选择性现代化，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因为在他看来，“选择性现代化”必然会在惰性规律的影响下沦为“保守主义”的庇护所。由于民族文化的惰性，即便是提出100%的西化，最后得到的结果也不过20%。
陈序经同意胡适的观点，他也认为要想着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彻底西化的途径。
应当指出，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在面对传统社会中强大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对现代化进行抵抗时，现代化的推进举步维艰，有选择的现代化确实可能会沦为保守主义抵制改革的挡箭牌，以至于他们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进行改造，而无法对现代性的整体进行谦虚的学习和吸收。
但同时也要指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从策略上来说，由于没有考虑西化与本土化的较量中民族情感的因素，必然遭遇到本土意识的强烈反抗，在现实中推行受阻；从理论逻辑上来说，完全西化因为割断了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联系，导致任何现代化的努力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后来很多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包括胡适，又返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发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相通的地方，为现代化寻找传统民族文化的根基。
其实，后来中国共产党运用了整个政权的力量来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思路，并且更为彻底。当然，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一些封建专制旧观念，但同时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基础的毁灭性打击。即便如此激进的改造，传统的文化和伦理至今还在影响着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农村地区。
现代化不等于反传统
其实这种彻底反传统的态度，在西方启蒙时期也同样存在，尤其以法国反传统的态度最为激烈。因此，在中国遇到的问题，也西方启蒙历史中也表现出来。正如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的反传统进行批评时所说，西方启蒙虽然在用理性给世界祛魅的过程中意义重大，但也走向了对理性的迷信。这种启蒙理性以人的理性为标准，评估一切价值，这虽然让人的理性取代上帝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却也陷入了理性的狂妄，造成了对传统、对自然、对一切超越性、非理性的打压和破坏，最后使得理性沦为一种丧失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而这一理性的盲目扩张造成的世界灾难，正是对包括传统价值在内的人文精神的割裂造成的。
其实，在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中，人们越来越发现理性的局限性，传统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尊重，比如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以及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等，都指出了历史演进的连续性是无法打破的，任何国家的建构都不可能脱离本国传统的伦理风俗，现代化必然要扎根到民族文化中才能存活。
全盘西化在历史上很难成功（图源：AFP）
这种理论在历史实践中也得到了更多的证明。根据学者的研究，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虽然也与西方现代化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根据日本京都大学的棚濑孝雄的分析，日本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的三个主要领域，即“工业化”、“民主化”及“个人主义”，但日本的现代化却又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日本市场运作有政府严格的规制，民主制度渗透着权威主义，个人价值的承认却是放置进家庭主义（myhome-ism）来理解，而不是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因此，日本的现代性是有别于西方的现代性，它既有现代的“共性”，也出现了日本的“特性”。这种特点还体现在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都具有东亚文化的特性。
相反，彻底反传统的现代化往往造成很多弊端，全盘西化在历史上很难成功，即便强行西化，最终也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无论是墨西哥、巴西，还是其他实行了民主制的国家，虽然都实行了民主制在内的西方整体制度设计，但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经济停滞、社会动荡、贫富分化等等。
苏联和东欧在80年代的改革，因为接受了西方国家提出的全盘西化和休克疗法，结果导致了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的大崩溃，出现了长期的动荡，至今俄国都未曾恢复元气。西方在中东地区部分国家推行的全盘西化路线，对中东地区的动荡和恐怖主义恐怕负有直接责任。这些全面西化的教训不可谓不残酷。
跳出“西方中心论”
以为现代化就是反传统或等于西方化的观点，其实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误区。总的来说，对于现代化的理解，需要跳出西方中心论的误区，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需要根据自身的具体国情，来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
当然，这个过程需要借鉴西方国家在内的其它国家的经验，尤其是西方国家已经发展的相对成熟的经验，是需要虚心学习的，但这绝不是要照搬任何国家的经验或模式，而脱离本国的具体国情，丢弃其历史传统。当然也不能以本国特殊性为由，而据斥现代性。只有在更加理性的视角下，全面地审视、发掘本国的传统资源，才能开发出其现代性价值，从而为现代性在本土的扎根找到合适的土壤。只有如此，才不至于顾此失彼。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总体也存在着本身的问题，也需要不断进行自我调适。比如西方民主制度的设计各国都不同，如今普遍面临各种民粹主义的冲击，选举民主更是遭遇严峻危机。又比如，作为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的精神平庸化问题，以及西方现代化中普遍存在的物化异化问题。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西方工业化社会普遍存在对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的压制，导致人的生存的单向度。其实这些只是说明，现代性作为一种文明形态，不仅在各国表现形态不同，都面临不同的问题，不能一概照搬，而且作为整体的现代性原则也面临着内在的问题，需要寻求自我超越、自我改进，而其他民族文化中则可能蕴藏着解决现代性危机的良药，西方也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客观评价及借鉴。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的，现代并非是一个既成形态，它只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因此，也不存在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历史的终结”。现代性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原则和理念，是在不断改进、发展的过程中。不仅现代不应沦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且，中西方之间不能自我封闭、抱守残缺，都应放下成见，取长补短。对于这一切，中国在实现“第五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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