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锋／过去改革开放是摸著石头过河，如今须造桥甚至用飞机过河，这意谓更有方向性的国家建造工程必须展开。拉动内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关键，而零八宪章更反映民间的时代紧迫感，要制衡权力滥用与权贵资本主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这个划时代的新方向。长期沉睡的中国醒了，并展开了被世人视为奇蹟的三十年发展旅程！一九七八年，中国国内生产毛额为人民币三千六百四十五点二亿元（约合二千一百六十亿美元），人均生产毛额仅为二百二十四美元。当年进出口总值仅二百零六点四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也只有一点六七亿美元。
由数字即可充分显露出它的封闭与贫穷。改革开放前，「老大三件」----即缝纫机、自行车和手表就已让人羡慕，必须「凭票供应」。至于「新大三件」----即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则是改革开放初期难得的物件，必须动员到海外关系才可用配额方式取得。
而今，那个贫穷、入夜即大小城镇一片漆黑的中国早已退入到历史的幕布之后。改革开放三十年，到了二零零七年，国内生产毛额已增至人民币二十四万六千六百一十九亿元，增幅为整整六十七倍。而人均生产毛额则于二零零一年破一千美元（一千零四十五美元），正式达到「小康水平」。二零零六年破二千美元（二千零五十五美元）；估计到二零二零年到三千美元，可达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至于进出口贸易，二零零四年破一万亿美元（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五点五亿美元），二零零七年更达二万一千七百三十八亿美元。至于外汇存底，二零零六年首破万亿美元（一万零六百六十三点四亿美元），二零零八年已破二万亿美元。
数字不会说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平均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成长，这种长期快速成长在历史上仅见于十九世纪掘起之初的美国。由于经济发展和开放，过去三十年，中国赴海外留学人数已达一百二十一万一千七百人，学成返国者也有近三十二万人。由于综合国力提升，在这三十年里，中国其实还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进步：
例如，在科技上，二零零三年，「神舟五号」太空船首度完成载人飞行，使中国成为继俄美之后第三个载人飞行的国家。今年「神舟七号」更进入出舱漫步阶段。例如，在工程上，中国已在二零零八年完成世界最长（三十六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同年的火车提速计划，已达平均时速二百五十公里，最高擧动速度三百九十四点三公里的水准。例如，在通讯上，中国手机用户已达六亿，互联网用户二点五亿，登记设立的网址则达一百五十万个。例如，在体育成就上，甫落幕未久的京奥，中国代表团计获金牌五十一面，银牌二十一面，铜牌二十八面。金牌数为全球第一，总奖牌数则为第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由「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的地位，这种发展的景象为二十世纪所仅见。而总结这些成就，中国领导人及政府展现开放改革的魄力，替国家与人民创造机会，无可怀疑的应最受肯定。当这种机会之窗被打开，中国社会长期及一直存在的商业基因即有了发挥的出路。中国的改革开放速度快，而且相当有全面性、有层次性。这和中国社会的教育尚称普及，经济权力尚称分散，有著密切的关系。
其他原因则是当今世界儘管在许多地区动乱仍频，但在亚洲却三十年相当稳定，而全球经济体系在中心国家已经过热，资金和技术要找出路，商品则要找新的来源及出口，这种条件的相互配合，中国遂掌握了这百年仅见的契机。而我们不能疏忽的，乃是海外华人社会对中国始终念兹在兹，一旦中国改革开放，那种爆发式的参与热情即格外强烈。海外华商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做出的贡献，不是简单的追随利益这种观点所能涵盖的。
因此，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改变了中国近两百年的下坠历史，甚至可以追溯至千年。根据西方学者如麦狄逊（Angus Maddison）等人的研究，中国在宋代，其国民所得水准尚与西欧相同，而后中国即长期下坠。文革后达到最低点，中国国民所得只有西欧水平的百分之七点五，连十分之一都没到。而自改革开放后这种落差即快速缩小，估计到二零五零年，可到西欧水平的二分之一。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催生出包括印度在内的新型经济体亦步亦趋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三十年发展，不但改善了自己，也相当程度的改善了亚洲和世界。这也是随著中国发展，各式各样「中国威胁论」始终无法停息的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成，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奥运得到全球瞩目，中国多数人也视之为「百年盛事」，及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肯定。对此，我们也愿分享喜悦之情。只是我们也必须指出，人类永远不会有完善的改革，在改革了旧问题时，它同时也创造出了新问题，这也是改革事业永远不可能停止，必须用更大的改革来改革上次改革所留下的新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二零零八年所出现的全球大衰退，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它显露出过去三十年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那个资本主义体系大扩张的阶段已告暂时结束，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动力，已不单是外因而必须依靠内力。这意味著创造内需已成了未来三十年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所谓「内需」，不是通俗所说的「出口转内销」的那种「内部消费」而已。它必须国家有更完整的产业链及公共建设网，来支持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就业；它必须进行更大的社会建设，缩短城乡、地区、贫富之间的差距，只有越均衡的社会也才会有越庞大的内部需求；内需除了是消费物质外，更重要的乃是创造服务性的内需，包括教育服务、医疗健康服务、社会福利服务、法律服务、知识学术和文化艺术服务等。这些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必须有更大的社会甚至政治改革始克臻之，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的弱项，下一个三十年已不能再偏废！
从二零零八年起，全球由次贷危机而金融海啸，进而实体经济衰退，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的确匪夷所思。欧美日等国已斥资近十兆美元，仍毫无起色。关键在于美国的金融放任主义，早已吹出了一个估计高达百兆美元的超级泡沫，当泡沫破裂，经济紧缩的规模当然超乎想像。所幸中国金融一向谨慎保守，因而曝险程度甚低。只是当全球大幅紧缩，过度仰赖出口的中国当然难脱事外。这也是从十月、十一月起，中国成长力度大幅下滑的原因。由于中国本身的内部消费仅佔国内生产的毛额百分之三十八，它对缓衝衰退的力度不足。这也是中国快速推出两年四万亿经济方案的原因。
对于这项计划，我们当然乐观其成。中国由于公共建设仍然不足，扩大投资的效益自然比欧美日高；中国扩大平价住宅的供给和贷款条件放鬆，这也有利中产家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嘉惠乡村和农民，我们也极为赞成。只是我们仍必须指出，藉著社会改革而提高服务性的内需部分，仍未受到明显重视。
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再提京奥时我们曾表示过的态度和预判了。当时我们即指出，京奥的举办在满足了中国人民情感需求的同时，也将会点燃人们更高期望的火种。在学理上这叫做「期望升高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一九八八年韩国汉城（首尔）奥运后的政治社会发展即是前例。而到了今天，在中国则有了「零八宪章」的出现。
对于「零八宪章」，观其内容，与当年捷克的「七七宪章」甚为接近。当年由捷克两位教授----巴脱卡（Jan Patuka）、哈吉克（Jiri Hajek），以及后来成为总统的哈维尔（Vaclav Havel）担任发言人的该宪章有三百馀人签署。由于中国并非捷克，而且时代处境完全不同，一个是挫折时代的产物，一个是走向繁荣时代要求更大的改革的心声，两者难以同比。但无论如何，中国知识分子充满救赎渴望的心声仍然必须被用心倾听。举国上下必须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近百年来，中国内忧外患，知识分子的救赎理念始终未曾断绝，由「五四」、「九一八」，后来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走向左翼，解放后又有新的发展，上次则是「八九民运」。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角色里浓缩著中国国家的悲剧。
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成，展望下一个三十年，改革开放之路不能停，也不可能停。而进行更大社会及政治改革，终结当今颇为普遍的「权贵资本主义」，扩大各种社会及人权性质的服务，则是眼前已不能迴避的目标。下一个三十年，中国如何走出一条新的改革之路，必须要更多现代知识的探讨与准备，中国已必须对此开始上手了。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除了内部必须深化改革外，我们亦可发现，由于中国的成长，它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增，这意谓著中国已必须在国际社会上扮演起更有正面意义的角色。当今世界，各种支配性的单边意识形态挂帅，咨意的侵略好战仍然盛行，未来的世界必须要有更和平多元的新秩序来终结弱肉强食的强权逻辑。
而除了理念对国际新秩序有所贡献外，由于中国改革有成，加上时间因素，在过去三十年里，港澳与台湾问题也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两岸大三通的擧动，已替将来的整合做了开始。目前久已不受人注意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这种想法已逐渐走上台面，进入了时间表。如何重振「中华民族」的共和精神，如何透过重新诠释「中华文化」而建造中国的现代性，这些涉及价值与精神层面的课题，其实才是未来三十年可能更必须著力的问题，这也是将来中国立足世界的软实力之所繫！
中国近两百年衰败，被列强欺凌，沦为次殖民地。这些沉淀著哀痛的历史，现在终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逐渐淡出，历史的钟摆也往希望的方向摆动。但我们不能否认过去的改革开放乃是「摸著石头过河」，且摸且走。但下一个三十年，已不能再这样过河了。它必须造桥通汽车火车，必须用飞机来过河，这也意谓著更有方向性、更有价值性的国家建造工程已必须展开。而中国，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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