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忘名默悟。只解分门别户。一朝合眼见前程。悔恨不圆成。”众所周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早在几年前就在中共党、政、军内举起反腐大旗,将诸如谷俊山、徐才厚、郭伯雄以及周永康等中央政治局级别的“大老虎”及落马下时,就曾有反对意见称,“习近平的反腐是有选择的反腐,只针对草根出生的贪腐官员”。但是及至今年初被传太子党“白手套”的“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被带走,以及安邦掌门人、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晖被调查,这种观点已经自动消声。

中共中央原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罗援认为,“红二代”只是一个时代符号,将留下历史的痕迹,但也将成为历史的过去(:朱嘉磊/摄)
不过,出生红二代的习近平与其他红二代关系如何,确实外界一直关注的话题。“曾经有一个红二代,给习近平递条子办事,最后是由中办主任(栗战书,笔者注)客客气气地盖章回了一封信,但是事情也没有给办,碰了一鼻子灰。”“所以以后大家就算有事也不敢找老大(习近平),他真的是六亲不认”。——中共十九大前夕,有港媒援引红二代的话如此描述习近平。

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称,有极少数红二代,腐化堕落,利用父辈的权力捞好处、挣大钱,背离了人民群众,破坏了革命后代的形象。(图源:新京报)
中国政治中的特殊群体
在中国的语境下,“红二代”特指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子女,也就是文革前所谓的“高干子弟”。中共党媒人民网曾在2014年12月22日发布《盘点解放军现役高级将领中的“红二代” 》, 列出以张又侠为首的共27名有所谓“红色背景”的军方将领,每位将领的出身,其父革命业绩均列得清清楚楚。其时正是习近平整军集中力量打击郭徐势力之时。
不可否认,相对于其他群体,红二代集中了更多的精英意识、贵族精神和积极的政治抱负。2015年4月20日《新京报》题为《将军后代再相聚为父辈理想而“战”》的文章,曾报道了中共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陈人康讲到贪腐时曾讲,“真是深恶痛绝。我们父辈流血牺牲绝不是为了让一小撮利益集团得利。这就是理想信念问题,我们要的是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资源。”
另外,中共十八大之后,“红二代”出生的刘少奇之子刘源、耿飚之女耿莹、陶铸之女陶斯亮等,均在不同场合力挺中共反腐 “打虎”。胡乔木之女胡木英曾在有数百名 “红二代”参加的新年团拜会上,呼吁“‘红二代’认清形势,在这场(反腐)斗争中,支持习近平,不打横炮、不帮倒忙……”
为此外界普遍承认关于“红二代”这个因中共革命成功的历史产物,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过、也正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集体角色,且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历史印记。
与此同时,有关红色家族敛财的故事,一直是中国坊间流传的时代故事,但因为话题敏感,中国大陆媒体轻易不会涉猎。这也是早期为何会出现“‘红二代’置身于反腐之外”这种猜测的一个缘由。
反腐有禁区还是无禁区?
中共党、政、军中位列高层的红二代人数并不庞大,但是在商界,据称红色后代占据了“半壁江山”。曾有香港媒体称,中共红二、三代家属八成已经通过经商成为亿万富豪。“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旗下)也曾在2010年第4期的《中国新富家族》一文中提及,在2009年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中,“红色家族”是构成新富豪的主体。
《央企高管中的红色后代:保利名誉董事长系邓小平女婿》(《中国新闻周刊网》2013年6月3日)一文曾经列举了一批包括毛泽东侄子毛远建,李鹏女儿李小琳在内的特殊身份央管国企的高管。不过信息见报之时邓榕夫婿贺平早已退休,李小琳也在2015年5、6月份的中国电力和国家核电重组成立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的过程中被出局。
今年6月,被指邓小平外孙女婿的安邦集团董事长吴小晖传出被抓消息。外界分析,习近平开始剑指红色后代。其实,关于中共反腐“剑指红色后代”的说法,从2015年底中共开始整顿“金融大鳄”就已经出现。2015年12月底,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常小兵于被中纪委调查,其红二代身份备受外界所关注。

董必武之女董良翬(右二)、郭沫若之女郭庶英(右三)、吴玉章孙女吴本立(左二)、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左一)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1周年活动现场(图源:中红网)
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2016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后,有部分红二代、红三代联署致信中共政治局和习近平,就各项国策提意见,并要求允许他们成立有政治背景的民间组织,举办可邀请高官站台的公开活动,成立基金会筹集活动经费。但所有申请几乎全部未获批准。
与此同时,中共多管齐下控制这些红后代的活动,中共元老宋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和中组部、中国国务院分别对红后代们提出警告。传闻称,宋平2016年初秋在香山与曾任政治局常委、委员的退休红二代谈话,叮嘱他们校正自身利益,约束子女和亲属在经济、金融领域的活动。
还有坊间消息称,2016年12月和新年前夕,王岐山、中组部长赵乐际和中办主任栗战书先后分批与红二代及其子女座谈,要求他们自律,“不要得意忘形、走得太远、陷得太深而身败名裂”。栗战书还提到“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的下场”,警告“中央不会心慈手软”。
今年6月19日,中组部、中国国务院办公厅转批离退休党政军干部对红后代的要求和期待简报,递送给一千余名红二代、红三代。此后,包括安邦在内,被传言牵扯红色利益的万达集团、复星集团、海航集团遭官方持续施压,被迫“减负债、去杠杆”,并放缓甚至停止海外并购的步伐。
2017年4月23日,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主办的纪念叶剑英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有传闻称,中共红二代聚集北京万寿宾馆,以“纪念叶剑英诞辰120周年”为名,发泄对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高层的不满。
可见,在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红色后代们并非“铁板一块”。既有红色主流派——紧跟中共权力中心、高举红色旗帜;也有不认同现行体制,主张更大程度的变革。而然不管持有那种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群体,中共的红色后代们终将逐渐远离中国的政治焦点,直至“泯然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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