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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温州做调研。那时的温州因贩卖假冒伪劣产品而臭名昭著，杭州等城市公开焚烧温州皮鞋，北方的一些商店门口甚至贴出告示，“狗与温州货不得入内。”
然而，就在外界看来信用已经全面破产的温州，我却发现了一个十分让人意外的现象，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信用居然非常之好，两个同村人借钱是不用打借条的，几万元的现金，有借有还，仅凭口据。
为什么温州人敢于欺骗天下消费者，却不敢欺骗一个老乡？
道理是在信用成本：他把假货卖给一个杭州人或鞍山人，大不了从此永不再见，反正，中国那么大，一辈子也骗不完，信用违约的成本几乎为零。可是如果失信于一个同村人，那么，他可能此生在温州地区再也借不到一块钱了。
几乎相同的例子，几年前我在法国又遇到过一起。
一位法国汽配商宁愿以较高的价格从德国制造商那里进货，也不愿意跟价廉物美的中国供应商打交道。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的爷爷和我的爸爸都跟那家德国商人的爷爷和爸爸做生意，我的儿子也许也会同他的儿子打交道，可是，中国人呐，这笔生意之后，他又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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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公民社会，信用的效率决定了一切交易运转的效率。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论证说，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渡，就是人际关系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其抽象性建立在交换或合作之中。开放性的效率，就是人际信用关系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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