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差学生，这回说说差老师。差学生是如何形成的？是时代造就，父母造就，还是老师造就？这个很复杂。在我看来，相对父母和时代，老师的影响只能说若隐若现，主要表现在对学生三观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非知识的传授。
作为研究生阶段的老师，知识传授更为次要，研究生的三观也已基本定型，很难大的改变，所以研究生导师能做的只有治学态度方面的引导。然而，治学态度恰恰是一些导师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可想而知，自己最能够做出引导和表率的地方做不好，怎么可能带出来品学兼优的学生？有个老师从未真正指导过一个研究生，都是利用职权让别人代劳，却热衷于建立学生群，抢夺别人的贡献，给自己打造一个桃李遍天下的虚伪假象，聊慰内心的空虚！这样的老师就是差老师。
退一步讲，即使导师无力或无心做学术，也不想退出这个圈子，那么最好不要给学生施加负面影响。有些老师精于世故，往往会把自己在生意、社交方面的经验“巧妙”地融合到他的学术活动中，包括与学生的交流中，在茶余饭后的嬉笑怒骂中给学生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影响，这往往比耳提面命效果来得更快。有一位平时掩饰得很好的老师，曾经跟我谈及二战时法国的投降，他认为战争初期法国人向德国投降，保全了巴黎这座美丽的城市，而英国人拼死抵抗，结果伦敦被轰炸得面目全非，最后巴黎也是在盟军的帮助下得以解放，花的是美英的钱，多划算，这种观点立刻颠覆了我的价值观。在他的价值观里，汪精卫应该远比蒋介石精明，只是日本人不给力，没有挺到他曲线救国的那一天。对这位二级教授，我真的无法在符合我价值观的情况下给予认可。对于某些唯利是图的“聪明人”，这样做也许是最佳选择，当然在无所谓舆论的前提下。这种不符合人类常理的言论不应该跟学生讲，讲了，就是差老师。
鉴于人的天性，谁都不喜欢听利于行的逆耳直言，如果好的思想用和风细雨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最好不过，但重要的思想往往在原则性的冲突中体现，此时很难有温馨的气氛进行交流，那么考验的是受教者的悟性。也许只是一次学术原则方面的较量，学生可能对老师的批评产生“醍醐灌顶”式的醒悟，也可能产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怨恨，这确实无奈。好的老师就是不怕怨恨，坚持正确的原则。但好老师的正确做法往往需要学生用较长时间去体会，有的人一辈子也觉悟不了，那只能说师生缘浅了。
最好老师应该带给学生是非观、对事业的信心和对危机的判断能力。如果做不到，就把学生的文章改好，和学生握手再见，而不是跟学生胡说八道。李四光是新中国最重要的地质学家，可是也有人跟我讲李四光是个马屁精，是投机政治的学者。在我看来，很多人事方面的秘辛外人无从知晓，后人及外人不要轻易判断，更不能把自己的言论传递给学生。在我们的教育里，李四光的找矿理论指导了大庆油田的发现，我们不需要知道他是否是个马屁精。没有证据的颠覆性言论破坏力很强，因为这种言论暗合了人类猎奇心中阴暗的一面，有这种言论的老师也是差老师。
我在十年前就告诫过我的博士生，不要去高校工作，除非有海归帽子，但是至今劝说无效。我前几天突然想明白为啥有的学生很少联系我，不是他们不愿意，在高校里实在做不出什么成绩，联系也没啥可说的。作为导师，我至少早已给他们指出来哪里有坑，怎么走就悉听尊便了。做不了最好的老师，就尽量避免做最差的老师。
哲学家李泽厚在1986年给他博士生赵士林的书作序，提到他没有看过这本书，并不为这本书的内容负责。我觉得这种做法有点滑头，著作的序言基本上是一封专家推荐信，没有看过该著作就作序，还要免责，有点滑稽，有点像现在的危机公关或者炒作，我觉的这位老学者至少在当时还不够让人笃信其学术品质。不过，我认为李泽厚本人的学术著作还是很有价值的。
辩证地看，师生关系是个鸡和蛋的关系。假如在某一刻让社会活动清零，重新开始，肯定是年龄大的首先要教育年龄小的，所以还是要老师避免成为差老师，再营造可以避免学生成为差学生的环境。
师生关系大结局：师生各自守分，厘清责任，不要把坏思想互相传染，则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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