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5月，清政府设立了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以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三人兼充宪政编查馆大臣。
徐世昌随即便对那桐说：“此席予居不称，唯慰廷才足胜任，而以朋党嫌疑，不便论列，奈何！”
那桐随后便上奏折保举袁任协理之职。其上书道：
“方今国歩迚遭，正我皇上侧席求才之日。臣固当敬避贤路，窃愿以臣事君。查有开缺军机大臣尚书臣袁世凯，智勇深沉，谋求宏远，罢归田里，以疾去官，现己积有岁时，当早医调就愈，故此臣当为国宣力，著有劳勋，其才具故胜臣十倍，其誉望亦众口交推，合无仰肯圣恩悉予起用，必足以赞襄胜治，干济时艰。”
此荐书虽没有得到摄政王载沣的认可，但那桐也并未如之前推荐袁氏的官员一样受到载沣的严斥。
次日，奕劻、那桐、徐世昌三人均向清政府辞职，但均遭拒。但世昌在折中以自己衰病孱弱为由请辞，并籲恳中央政府另简贤能，以肩重任，实际上是暗中央，袁世凯是扶危济变之才，故“愿我皇上破除常格，以发挥袁转弱为强之效”。
但最终清政府只是对徐世昌予以慰留，对于起用袁氏却未置一词。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事起。清政府派兵赴前线镇压革命军，匆忙中命荫昌赴鄂负责剿办事宜。荫昌督师其实可谓勉强为之。
荫虽曾留学德国，但从未经历过战争，并且其所编调的军队均为北洋袁氏旧部，本来经过袁氏常年统帅，心中只有袁宫保，加上宣统期间经常受满人统制的排挤、克扣，由上至下心中早已不满，这次赴鄂成为一个爆发点。
所以荫昌感觉运调军队为难亦属正常。两天后的14日，清政府无奈之下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取代荫昌督办剿抚事宜。
但袁世凯却以足疾未愈为由，回敬载沣，以要挟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给予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
18日，清政府再次促袁就道，但袁世凯仍旧以老借口回绝。无奈之下，清政府于日再次下诏，命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
这样的状况，给了袁氏待价而沽的信心和底气。
袁世凯几日的按兵不动，使清中央政府大小官员惶惶不安。庆亲王奕劻于暗中派袁世凯的亲信老友徐世昌微服至彰德再次劝袁出山。于是，徐氏有了可以参谋袁氏机密的公然借口。
这一事件，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她的回忆录中也曾记下：
“在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时候，他和各方面的信、电往返，更加频繁了。电报房中嗒嗒之声终日不断。朝野要人来看望他的也就更多了，我父亲几乎整天都在办公和会客，这时候，听说他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也来劝他出山了。”
经过袁、徐的商议，二人借奕動之口提出了袁出山的六大要求：
明年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总理自然非袁莫属）；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等。
这六项条件，前四项主要是收买立宪派、革命党的人心，真正的目的则集中在后两条，意在总揽军政大权。
这样，袁氏借奕劻、徐世昌之口，向摄政王载沣传达了自己的出山条件。
27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海陆各军及长江水师均归袁节制调遣，并且军珞府陆军部不为遥制，同时拨给北洋军内帑100万两白银为军费。
这样一来，袁世凯借辛亥革命之机重新接管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集团，大权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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