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题为《康有为“衣带诏”与晚清政局》，这里截选了文章一部分，接上一篇《慈禧光绪言辞冲突为哪般？密诏确有其事？》，介绍了光绪明发谕旨并降下口谕，揭秘了“衣带诏”详情。为方便订阅号排版，原文引注从略。
杨锐似乎没有意识到9月14日帝后冲突有多么严重，更没有预见到这份密诏会在后来政治发展中起到如此重要作用。所以，当他与皇上当面检讨政治改革得失时，似乎觉得皇太后的某些指责有道理，也同样以为皇上过于听信康有为等一派的馊主意，采取了一系列不应该实行的过激措施，诸如罢黜守旧大臣、提升政治新锐等，这样的事情在杨锐看来都属于过激措施，均非当务之急。基于这样的判断，杨锐在皇上发布密诏后，也只好应皇上要求提了三点建议：
一是建议皇上确实应该利用此次政治改革重建皇权中心权威，重建政治秩序。建议清廷正儿八经举行一次授权仪式，由皇太后亲挈天下以授皇上。相应的，皇上应该确认皇太后在王朝政治决策中的至上地位，同意皇太后拥有最终否决权。皇太后的意见就是最后意见，皇上不要在这些问题上固执己见，要充分理解皇太后的好意和用心。
第二，鉴于政治改革开始后秩序失范，杨锐建议皇上不要急躁，应该对所有将要进行的改革通盘考虑，宜有先后，宜有次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新政诏书联翩而下，臣民目不暇接，国内外的舆论虽然一致称赞，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
第三，杨锐认为王朝政治的本质就是人事，但是人事变动最为敏感，他建议皇上在推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不要在人事问题上大动干戈，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引起不必要纠纷与反弹。
杨锐坦诚以对，如果皇上能从这三个方面有所改善，那么皇上的困惑必将迎刃而解，与皇太后的关系一定不会成为问题，满洲贵族也不会对改革有那么大的抵触情绪。
至于先前政治变革中的一系列失误，或者被皇太后谈话中认为是失误的问题，杨锐以为这都是因为偏听偏信康有为等人激进主义误导的后果，因此，杨锐在这次面谈或书面建议中，郑重建议皇上一定要与康有为等人切割，脱离关系，不要因康有为一个人而贻误一个王朝。杨锐的这个建议简洁明快，一句话：“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康有为过于激进的政治主张在1898年政治变革中确实发挥过重大影响，根据后来的研究，康有为在那很短的时间里，用自己的上书特权，又使用别人的名义，确实为朝廷出了很多主意。这些主意仅就道理而言当然并无大错，许多问题也确实击中了王朝政治的要害。问题在于，政治毕竟是一门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康有为只顾着出风头，只顾着政治改革，几乎根本不愿考虑反对者的意见，于是将北京的官场搅得不得安宁，康有为已经成了“麻烦制造者”。朝野内外反对康有为的势力正在集结。如果皇上此时继续倾向于康有为，势必会因一人而丧失大多数人的支持。这在当时成为北京官场的秘密，只是没有人愿意直白告诉光绪帝而已。
在光绪帝的概念中，康有为只是一个具有新思想新主张的读书人而已，让康有为享有建言特权，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善良的光绪帝根本不知道康有为的活动能力，不知道朝野上下已有相当一部分官僚对康有为的学说、做派、人品很不以为然甚至很反感。现在一经杨锐坦诚点破，皇上固然有所尴尬有点震惊，但也毕竟由此猛醒由此觉悟。在与杨锐谈话或收到杨锐书面建议后，皇上依然驻跸颐和园，相信他应该就此理解与皇太后有所交流，他们应该谈及一些政治话题，甚至完全有可能谈及很具体的人事调整，比如怎样安置、处置康有为这样的人。
皇太后其实很早就知道康有为有问题，因为那些对政治变革不满的大臣在她面前哭诉，从来不敢直白指责皇上，不敢公开挑拨两宫关系。但是他们说说康有为的坏话并没有障碍，何况康有为并不是什么“南海康圣人”。根据李提摩太回忆录提示，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传闻都表明皇太后确认康有为“毒化”了皇上，挑拨了皇上与皇太后之间的关系，“紊乱朝政，诽君谤上”。由此，皇太后建议皇上对康有为采取措施，应该在情理之中。
杨锐的谋划与皇太后的建议不谋而合。这使光绪帝很容易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进行。只是，皇上此时还有一个顾虑，尽管大家都说康有为不好，但毕竟还没有抓到康有为有什么实质性问题，康有为是推动政治改革的有功之士，他虽然有一些活动引起大家反感，但毕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说他是坏人，没有办法将康有为抓起来。为了面子，也为了不动声色平息因康有为而引起的高层疑虑和不安，光绪帝于9月17日明发御旨，命康有为迅速出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
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应该说，这份明发御旨已经给康有为留下足够面子，可惜的是这份御旨在不同解读者那里却引起了不同回应。
康有为在多年之后回忆此事，依然以为皇上的这份明谕表明政变已发生或即将发生。他的理由是，皇上明降御旨敦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至于御旨中刻意强调“逗留促行”一事，更是违反常例的非常之举。按照康有为的理解，非将帅统分逼挠，无明降谕旨之理。何况康某人不过是不值得称说的微官，到上海办报更是一桩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何值得劳驾皇上明发上谕？既严责诧异，便当革职，何得谓欲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反而给予奖赏呢？又，皇上确实召见过我一次，朝廷有记录，无烦皇上自明，皇上在此处郑重声明只召见一次，这种反常举动难道不值得深思？
康有为的疑惑是有道理的，他的这些理由也都成立，但他不知道这一不同寻常重要决策的内幕，即便他知道皇太后的态度，知道皇上与皇太后的对谈，知道皇上他的迁就与爱护，他的偏见依然会让他无法正视这一违反常例的“明降谕旨”，不能作出正确判断，更不要说顺手牵羊顺势而为前往上海了。相反，康有为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还是不愿就此离开北京。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让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是杨锐面见皇上提出的建议，或在当天书面建议中表达的看法。在杨锐的政治感觉中，他比较认同张之洞稳健的改革方案。在张之洞影响下，杨锐早就对康有为等人政治激进主义表示反感，对于光绪帝偏听偏信将礼部六堂官集体革职不以为然，以为过分。杨锐也曾通过不同方式向高层表示过自己的看法；对于两宫关系，杨锐不愿偏袒任何一方，他以为两宫说到底是母子之间家务事，作为臣子应该为皇权中心服务，为皇上办事，但鉴于大清国的特殊性，皇太后也理应获得应有尊重。臣子无论如何应该设法消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假如真的存在误会的话，无论如何不能蓄意挑拨两宫关系，更不能利用两宫矛盾，假如真有什么矛盾的话。
稳健的杨锐原来并没有准备就这些事务发言，现在皇上既然问到了，自己既然说了，那么就应该按照说的这样做。大约就在当天（9月15日）下班以后，杨锐来到同僚林旭的寓所，将皇上的意见向林旭作了一个简单通报。
林旭与杨锐都是此次刚刚提拔起来的四小军机，家住绳匠胡同。林旭自幼聪明过人，是四军机章京中年龄最小的。但是林旭对康有为莫名崇拜，言听计从，康有为的许多主张，据说都是通过林旭影响了皇帝，因为小军机就是天子近臣，几乎每天见面。
康有为的激进主义影响了林旭，林旭又用这些东西影响了皇上，所以杨锐在得到皇上的决定后，从公从私都应该主动与林旭好好谈谈。杨锐在谈话过程中为了说服林旭，应该将皇上的密诏交给林旭过目，以加深信任，使林旭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足够重视。杨锐的目的，当然是希望林旭与康有为等人拉开距离，方便时劝劝康有为早点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不要在留在这儿惹是生非。
杨锐的批评与指责抓住了要害，尤其是皇上既然已经这样决定了，林旭也就没有什么可说可辨的了。林旭默然无声接受了杨锐的意见，同意最大限度协助杨锐协助朝廷做好这些事，早点劝走康有为，让北京官场的动荡早日结束。
按照计划，林旭将于9月17日谒见皇上。杨锐找林旭谈话，一方面劝告林旭不要再为皇上出那些激进主意的意思，另一方面劝告林旭最好与康有为保持一定距离。这可能也是杨锐急于找到林旭通报情况的原因之一。
林旭确实是康有为的铁杆，当他听了杨锐介绍的这些情形后也应该很震惊，他在当天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和时间去与康有为沟通。杨锐与林旭达成的共识应该是，尽管北京的政治局势相当危险，官场的动荡相当严重，但毕竟不会失控，时局正在转危为安。只要康有为接受皇上的命令离开北京，脱离政治漩涡，所有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或许是杨锐找林旭的另外一个目的，即希望林旭在与皇上交流时，务必坚定皇上让康有为离开的信心。
9月17日上午，光绪帝按计划在颐和园召见林旭。关于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况史料缺载，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但这次召见为后来康有为等人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助动力，那就是由林旭传出的光绪帝第二份密诏，此即康有为后来所说的所谓“衣带诏”。
真实情况可能是，由于杨锐已将相关情况向林旭作了通报，也由于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中曾提及请杨锐与林旭等四位新任军机章京协商怎样既能有效推动新政改革，而又不拂慈禧皇太后圣意。而且还因为杨锐已劝说光绪帝下令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而光绪帝可能还就此与慈禧皇太后有过一定程度沟通，达成了某些共识。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光绪帝召见林旭时，两人直面主题，很快就杨锐已有建议达成共识，那就是为了克服已经出现的政治危机，必须尽快摆脱康有为。于是在召见之后由光绪帝极端反常“明降谕旨”，责成康有为迅速出京，不得迁延观望。
明降谕旨毕竟只是一种官样文章，光绪帝与林旭似乎都意识到仅仅凭借这份官样文章，可能还不足以促使康有为迅速出京，因为委派康有为督办官报的谕旨早于7月26日就已经下达，可是固执的康有为却找到种种并不是理由的理由借故继续留在京师，介入新政。为了促使康有为这次必须尽快出京，他们自然想到由林旭在退朝后火速面见康有为，甚至设想不惜以夸大危机的冒险办法促使康有为必须如此。由此情理推断，光绪帝在召见林旭时，可能并无成文密诏交给林旭，即便从保护林旭的角度也不再需要如颁给杨锐那样的密诏了。否则真有这份密诏，那么经过百年沉淀，这份密诏也应该如光绪帝颁给杨锐的那份密诏一样由林旭家人或朋友传布出来。
关于光绪帝给林旭密诏的真伪与有无，学术界几十年来争论不已。即便承认有此密诏者，也以为必经过康有为改窜，以为康有为在道德上不诚实。其实，平心静气考虑康有为的心情与处境，他没有必要冒如此大的道德风险去伪造或改窜这么一份重要文件。更何况经历此事过程的人并没有全部被杀。所以，不必先以道德偏见遮蔽我们的眼睛，我们相信这些当事人所言都是事实，只是他们都有自己的视野局限，只看待了局部，而无法重建历史的全部真相而已。
林旭当天退朝后曾去找过康有为，但由于康有为没有在寓所，林旭也就没有继续等待，只是留有一个字条，称“来而不遇”，嘱康明日勿出，有要事相告。由此细节可反证林旭手中没有光绪帝成文谕旨，否则他应该于当天无论如何也必须找到康有为“宣旨”。而且还可证明，光绪帝及林旭虽然觉得康有为必须迅速出京，但也没有急迫到必须当天执行的程度。
因懋勤殿、裁撤衙门等事情连续发生，京城各种谣言满天飞，康有为或许已预感到局势正在出现某种危机，但对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如光绪帝颁给杨锐密诏以及林旭与光绪帝的谈话等，他肯定也不知道，否则他就不会外出不归，而是会在寓所等消息。
据康有为自定年谱，那天晚上他在宋伯鲁家喝酒，同席还有同道李端棻、徐致靖，唱昆曲极乐，而声带变徵，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具体事情，他们也只能在寻欢作乐之余发发感慨而已，并没有什么具体决策与举动。至深夜，康有为返回寓所，一是看到敦促他迅速出京的那份明降谕旨，他对此似乎久有心理准备，故而也没有太在意；二是看到林旭留下的字条，由于字条也没有说什么具体事情，他似乎也没有怎样介意，遂于醉醺醺中安然入睡。
第二天（9月18日，八月初三日）一大早，林旭如约前来拜见康有为，他先是向康有为转述了光绪帝9月15日给杨锐密诏的大致内容，劝说康有为遵旨尽快离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对于林旭的劝说以及林旭转述的密诏内容，康有为或许半信半疑，在这种情况下，林旭或许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光绪皇帝的情况，并概括口述光绪皇帝的口谕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从这份上谕用词与语气看，正如许多研究者已指出的那样，不像是成文朱谕，更像口谕，所以这段文字不仅在后来引用者那里出现不少文字差异，即便是当事人康有为本人在后来历次引用中，也有文字方面的不同。凡此，不能说都是康有为有意伪造。如果真的要伪造，康有为势必会在各个版本中保持一致，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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