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峰／刚逝世的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不像他的好友基辛格及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那样仕途得意，成为高层政府官员，但他在政圈、学术圈及社会大众的影响力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人包括政治精英及一般公众都是透过他提出的理论来了解国际事务，来分析世界局势发展的。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亨廷顿在九三年提出的文明衝突论。当时冷战刚结束，不少人沉醉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中，认为西方文明包括自由市场及民主选举已取得最终胜利，西方再没有其他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对手，历史演进已基本上告一段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更写了一本名为《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来说明西方的价值观特别是政治与经济自由将席卷全球。
亨廷顿并没有被柏林围牆倒下或苏联解体而昏头脑。他在九三年提出了文明衝突论，指出冷战结束并不意味西方文明或价值将主导世界，更不意味国际间衝突会逐步消弭。相反，他认为冷战结束只是意识形态之争告一段落，继之而起的是不同文化体系、宗体系之争。不同文化圈或文化体系如西方基督文明、回文明及亚洲特别是中国文化圈将会互争长短，成为国际矛盾的根源。当中西方文明跟回文明之间的角力更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衝突热点。
文明衝突论面世后遇到不少批评与责难；有的人认为亨廷顿危言耸听，夸大美国及西方面对的威胁；有的人则认为亨廷顿在合理化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在为美国找寻不存在的敌人让美国可以维持超强军力。到○一年九一一恐怖袭击后，即使反对亨廷顿文明衝突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冷静观察及洞察力，《文明衝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书更一度位居纽约地区畅销的书榜的第五位！
毫无疑问，亨廷顿的文明衝突论有过份简化、过于笼统的毛病。以所谓回文明为例，它所包涵的国家本身就有极大的差别，由最世俗、最倾向现代化的土耳其、印尼、埃及到最讲求宗礼节的沙地阿拉伯、伊朗、阿富汗都有。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别甚至比它们跟西方国家还要大，例如土耳其是北约成员，也是美国在地中海最主要盟友，把它跟阿富汗划成一个集团就未免有点牵强。
亨廷顿的文明衝突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及漏洞，但它在解释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局势时仍然相当有用。更重要的是，亨廷顿运用他的著作不断提醒历任美国总统、主政的官员及美国民众，国际社会是一个複杂及多元的综合体，其他国家及民族对西方文明未必了解，未必认同，更不要说全盘接受。
即使全球化浪潮如何厉害，即使全球联繫比以前密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差异及矛盾也不会消除，一些国家或民族甚至会长期视美国及西方为敌人。美国不管是武力威吓、和平演变、好言相劝或利诱都改变不了这样的格局，美国的军事经济力量再强也不能隻手改变世界或解放所有人。若果美国当政者特别是候任总统奥巴马能好好看看亨廷顿的著作，美国的外交政策将有机会变得更务实，美国将会更重争取盟友及其他国家支持，美国将不会再走上单边主义的倔头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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