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参加的最后一次政府活动是奥巴马主办的宴会。出席宴会的都是美国制造业巨头，总统的目的是动员他们把制造业搬回美国。席间各巨头纷纷陈述意见和建议，唯有乔布斯一言不发。奥巴马忍不住问他：究竟需要什么条件你才肯回来？乔布斯一句话把他呛住：回不来了。
乔布斯参加的最后一次政府活动是奥巴马主办的宴会。出席宴会的都是美国制造业巨头，总统的目的是动员他们把制造业搬回美国。席间各巨头纷纷陈述意见和建议，唯有乔布斯一言不发。奥巴马忍不住问他：究竟需要什么条件你才肯回来？乔布斯一句话把他呛住：回不来了。
乔布斯讲了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是当年建苹果生产基地，为争取时间，需在一个月内招满1.2万名工程师，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做到。而在中国，仅两周时间就全部招聘完毕。
第二个是乔布斯把样机和钥匙、硬币一起放在裤袋里四处转悠，回到办公室发现屏幕上有了划痕。乔布斯雷霆大怒，将手机朝桌上一拍，咆哮道：你们知道人们最习惯将手机放在哪里？裤袋里！裤袋里最容易放什么？硬币！钥匙！副手们马上打电话，分头联系，有哪家企业能解决这个问题。询问结果不是时间太长，就是要价高昂。一位副总想到中国碰碰运气，中国企业告诉他：这个问题已快解决了。
第三个故事是距产品上市还有几天，突然发现屏幕尺寸设计稍大一点，装上去有些难看。在紧急办公会议上，挑剔的乔布斯坚持要改，但时间只剩三天，全球没有一家企业能在三天内赶出200万部手机屏幕。还是中国企业，深更半夜一个紧急通知，半小时后，8000名员工一人一瓶矿泉水，一包饼干，坐在流水线上。12小时后，另外8000名员工替换上场。结果只用了两天半就全部完成。
讲完这三个故事后，乔布斯问奥巴马：你说我还回得来吗？
许多人以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仅在成本低廉，认为随着人口红利下降，中国制造业将不再有竞争优势，对中国经济前景非常悲观。这是没在企业干过或缺乏产业组织常识的缘故。商场如战场，除了足够的劳动力、相对低廉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时间和效率，以及“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的企业精神。这些中国都有，而在别的国家不是缺这就是缺那。
就以第三个故事来说，如果这家企业没有这种精神、这种效率，或孤零零地吊在某个地方，当遇到这种急事时，哪怕它有心且有足够的人手、设备，也无法在三天内完成。因为它还需要各种材料，包括屏幕玻璃和其他辅助材料。如果这些东西都需从外地采购，即使空运，至少也要一两天时间。反之，如果你的周边有许多相关的制造商、供应商或同类工厂，那么左邻右舍，一个电话就立马可将问题全部解决。甚至，遇到人手不足、设备不够时，还可互相调剂。这就是产业集群效应。
集群效应是中国台湾企业家创造的，正是这种效应，使他们分开来都是高度专业的小公司，充满活力，高效且保持低管理成本。但聚集在一起，其效力却超过任何一家大而全的跨国公司。这样的集群效应在美国与欧洲是没有的，而在海峡两岸却成了最基本的产业组织模式。这是一种后发优势。凭借这种后发优势，加上中国本身是个地区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型经济体，从低端到高端能够吸收的层次极为丰富，在低端制造业部分向落后国家转移的同时，一些中高端的制造业将陆续向中国转移。中国制造业至少还可保持10年以上的好光景。
所以，我们也不用悲观，甚至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在新的产业转移中，中国制造业依旧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不过，换种方式和花样而已。
对中国制造来说，正在迅速地填补由美日等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所留出的空白。
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或已经丧失。众多消费类轻纺和电子产品的制造商正在沿袭近几十年来形成的全球化规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每次出国，我都喜欢在商场里翻检商品的标签，寻找“MADE IN CHINA”这几个亲切的字母，近几年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商场里，我找到的产品产地标签，发现越来越多很少听说过的国家名字----孟加拉国、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摩尔多瓦。
另一个方面的威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制造业的重要价值，鼓励和支持本国制造业的发展，部分制造业开始回流本土。
在普通消费品领域，中国制造早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但在非消费品制造领域，除了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如汽车配件、工程机械、造船等行业，中国制造的亮点乏善可陈，仅高铁等少数领域有了一些竞争力。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标志，中国在高精度工作母机制造、精密仪器制造、高精度零件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设备制造等领域上才刚刚开始发力。
中国制造的上半场比赛打得很漂亮，但下半场比赛的难度要大得多。把经济转型的期望都放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带来的新业态上，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就业等各种因素都要求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有所作为，这是一场硬仗，是中国从肥大到强大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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