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之于中国，意义非比寻常；2009年之于中国，抉择尤为关键。2008年的意义在于，中国经历了大喜与大悲，暴露了最好与最坏。
一方面，原来中国只要愿意，确能把高难度的事情做好做妥，从主办奥运到飞船升空，中国都展现了强劲的国家能量，以至于两岸直航和交流沟通，只要中国愿意，她确可以把和平善良的一面呈现于世人眼前。
然而另一面，她的「豆腐渣」学校工程，她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以至于她对西藏人民的打压和对《08宪章》连署者的威吓，在在使人震惊于这个国家的败坏差劣和无法无天，她看起来是富强了，但在富强背后，原来处处哭声，原来是以许多人的思想自由和生命安全为隐藏代价。
踏在大喜与大悲的土地上，中国滑进了2009年，具有非常浓烈「历史感」的一年。
2009年之「历史感」在于，好些关键的历史事件皆曾在「9」字这年发生，故在网上网下皆必备受讨论、广引反思。
1919，是五四运动的一年，2009便是90周年纪念了，热血世代对自主自强的爱国热情，理想世代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热切追求，到了今年今日，到了此时此刻，仍然有覑值得怀缅与接续的历史牵连。
1949，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一年，2009便是60周年庆贺了，然而六十年来家国，几家欢喜几家悲，当年跟国民党旧政权打生打死，所为何事，就是为了追求正义平等自由独立，但结果，一眨眼，60年下来，比诸当日，官商贪腐有过之无不及，高压禁制于今尤烈，贫富悬殊与日俱增，革命革命革命，到头来，一切归于原点甚至差于原点，白忙一场，中国人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值此日子，反思前事，自有一番充满感性的理性意义。
1989，是天安门广场抗争与镇压的一年，2009便是20周年纪念了，「六四」那夜的枪声渐远，可是「六四」那晚的噩梦犹存，反贪腐，争自由，拓民主，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确被砰砰隆隆的枪炮打得灰飞烟灭，但广场上的呐喊理想并不会由此绝舻，它或许只是隐藏、只是压抑，到了某时某日某个适当的时机，它必再生再现，如同五四年代的中国人呐喊过、不惜流血牺牲以推翻蒋氏政权的中国人也呐喊过，呐喊像一根神秘的火棒，总能以一种隐秘的方式隔世流传，如同清末才子杨度的自輓所述，「帝道真如，如今尽成过去事；医民济世，继起自有后来人」。
今不如昔两例子﹕组党不自由新闻不自由
如果把上述3项跟「9」有关的历史事件贯穿察看，自当明白「现代文明」之于中国，仍然是、依然是一个unfinished business，已然开展，但未完成，甚至进两步退三步，除了飞机大炮日新月异，其他涉及「理性秩序」的文明工程根本距离目标极远极远，中国人彷彿在历史的浓雾里迷了路，待雾气稍散，停头一看，竟然发现自己在逆向行走。
太夸张？要不要谈些例子？民初军阀割据，够混乱了吧，但那时候的中国人是可以自由结社组党的，大党小党，正党怪党，都可以，张玉法教授在《中国初年的政党》书内便考据过，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过政团600馀家，当时的政论家黄远庸曾说，「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崇拜政党论，或眦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而不管如何怪如何争，至少，结社的自由是有的，你组了一个党，不会有警察上门找你麻烦，比之于今日中国，当年的中国人在组党自由上实在太有享受了。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对于组党，严厉禁制，戴晴在近着《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内引过一段苏联解密档案，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曾发电报给史大林，清楚说明他的政党思路﹕「随覑民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不复存在。民盟中有同情我们党的人，虽然它的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迫于国民党的压力解散了民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毛泽东已逝，但毛式政党思路60年未变，革命一场，中国人失去了组党自由。
组党以外，办报亦是。蒋介石政权够霸道了吧？但再霸道，当时的中国人仍是可以自由办报的，共产党便是透过办报和编书来普及马克思主义，亦是透过办报和编书来勐烈批判为政者的不公不义，蒋介石派人查禁，查了禁了，改个报名，换个出版社，异议分子仍可继续有话直说，执笔指覑独裁者的鼻子大骂，比之于今日中国，当年的中国人的办报自由实在太奢侈了。戴晴在前述书内又曾引过一段有趣材料，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南京电报局不准外国记者发新闻，毛泽东亲笔下令阻止，他说﹕「南京方面应重新开放，让外国记者发电，并且不要检查。待他们发一个时期看其情况如何，再由中央决定或全部停止外国记者发电，或准许好记者发电，停止坏记者发电。」今天的外国记者在中国基本上已享有发电自由，反倒是中国记者依然处处受制，谁是「好记者」，谁是「坏记者」，中宣部说了算，连周有光教授最近一本稍微谈及人权民主的书亦遭禁制，可见审查之深提防之重。
2008年是开放改革30年，中国官方组织了无数活动大谈特谈中国的大变特变，但问题是，30年来、60年来，中国亦有许多方面根本没变呀，为什麽不也谈谈呢？30年的时间不可谓不长，地球上产生了剧变的国家，绝对不止中国一个，连柏林围牆亦于20年前倒下了，连苏联也解体消散了，连美国亦选出一个黑人总统了，中国之变，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变，固有特色，却非独特；反而中国之不变，确深有国际政治的独特意义，尤其在2009年及以后，举世期待中国将在国际政治和金融上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若其在许多根本不符合「理性秩序」的领域上固执不变，又如何让国际社会有信心接受她领导呢？她的领导，又怎有认受性和尊严呢？
60年了，中国人向来讲究「甲子气象」，经历一个甲子，犹如春天重临，宜上路，忌怠惰，中国实在应该值此找寻变之方向，继续变身，变了的要持续，未变的请快变，当「中国2.0」出现的时候，才真正是让中国人感到光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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