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欢送一批年轻学生奔赴抗日前线时的讲话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中心的团结。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写的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毛泽东将“统一战线”列入中共“三大法宝”，为中共的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奠定基础（图源：Getty/VCG）
回顾中共自成立之初至今的近百年的历程，毛泽东当年所提的“三大法宝”的确很有先见之明。而作为中共独有的法宝，统一战线既是革命年代中共逼退国民党最终夺取政权的力量保证，也是和平年代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人心所在。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是最大的政治，而统战不管是在毛邓时代，还是在已经开启的习近平时代，最本质的要求便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
只不过，因应于不同的时代特点与社会发展阶段，各个时代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尽相同。毛时代的统一战线主要着眼于政治斗争，组建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针对国民党政权的爱国统一战线；邓时代虽然沿袭了毛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名称，但其使命主要落在了经济建设上；而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国从未如此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故统一战线也必须服务于这一目标，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邓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超越。
毛时代——革命与斗争
目的决定手段。毛泽东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首要任务是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以问题为导向，中共的统战也根据革命需要不断在调整变化。
在刚刚诞生阶段，中共对于统战有很大的模糊性。作为当今世界的最大党，中共最初诞生于嘉兴南湖的一叶扁舟中。彼时，仅有的十几位共产党人代表着总数不足百人的共产党员，召开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工人阶级自身团结统一的问题。而“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力量薄弱到任何一方力量都可能将其扼杀在摇篮中。
可终究形式比人强，在内外局势的倒逼下，中共意识到单靠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应对强大的敌人，遂进入了与国民党的联合阶段，也即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是中共同其他党派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宣告中共的统战正式开启。
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走向破产，中共最终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并创造和发展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此期间，中共同时发展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可以看出，中共此时的统战工作更为细致，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也纷纷建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际，中国共产党适时地修正了统一战线策略，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此一战线，不仅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而且也将统一战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切爱国力量，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以及除汉奸、投降派以外的地主阶级和亲英美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此时的统一战线，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吸纳能力，可谓人心所向，既是面对“共同敌人”凝聚力的作用使然，也与当时中共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脱不开干系。比如在坚持中共领导的原则下，同民族资产阶级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两手策略；要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以及同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其中最为典型的策略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做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
统战，使得中国最终实现了独立解放，中共也因此夺取了政权。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作为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亟需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一进程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应势而出，以期最大限度团结致力于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士，比如资本家和民主党派，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此时的毛泽东，思路很清晰，问题意识很强烈。所以在1956年基本完成对社会主义的改造时，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第一次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的问题，并肯定地指出：“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且还说：“就是那些骂我们的……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但是随即而来的反右运动，以及文革十年浩劫，毛泽东不仅对那些“骂”自己的人进行了残酷镇压，而且中共统战也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曾经在革命年代被疯狂“抢夺”的知识分子，随之成为“黑五类”，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央统战部对时任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两次批斗，不仅使得李维汉本人蒙受不白之冤，而且导致一系列重大统战理论政策是非颠倒，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群体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邓时代——经济建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统战工作也逐渐恢复，形成了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只不过，邓时代虽然延续了毛时代的名称，重点却从政治斗争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因为此一阶段的社会矛盾，已经不再是毛时代的推翻“三座大山”，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尽可能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从改观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着手。
具体到爱国统一战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政治联盟。按照邓小平1979年听取统战工作汇报后的说法，“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甚至于，“现在可以提第三次国共合作。”
可经历过毛时代的“大清洗”，要想“联合”何其艰难！邓小平身体力行，复出后分管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工作，快速整顿与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此外，为了搞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团结，以及团结广大宗教界人士，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共也推动了民族工作机构与政策的恢复，以及开放宗教活动场所等，以便将被文革破坏的一切从泥潭中拉回正轨，实现彻底革新。
而在诸多的“恢复”中，最能体现邓小平务实特点的，当属对于歧视“海外关系”现象的纠正，以及对于工商业者政策的落实。因为邓小平接手的中国，刚从十年文革的浩劫中爬出，不仅面临着解放思想的抽象任务，也亟需解决资金短缺、技术匮乏、经验落后等具象问题。以问题为导向，邓小平遂将目光瞄向了海外华人华侨以及台、港、澳的企业家，透过灵活运用统一战线，包括与他们互动、建立信任关系，成功引进了第一批资金、技术和先进经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顺利破局。
智者时因而变，顺势而谋。随着“一国两制”的提出并优先用于香港、澳门，邓小平也进一步在坚守底线的同时，成功对港澳市民进行统战。而因汪辜会谈而达成的九二共识，也使得两岸关系从紧张对峙变得日益缓和。彼时的爱国统一战线，也发展壮大为包括十二亿大陆同胞和广泛团结几千万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两大范围的联盟。统一战线工作亦因此形成立足大陆、面向台湾、面向港澳、面向海内外的崭新格局。
习时代——民族复兴
经历过毛时代的血雨腥风，以及邓时代的经济建设，中国在习近平任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其中最为典型的变化，便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较于邓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时代新的矛盾，决定了其统战格局也必须是一个更大的同心圆。
从十九大报告来看，习近平已然认识到了统战的重要性，以及这一重要性背后的目标取向。只是形式上，仍延续了毛邓时代的爱国统一战线；内容上，已经从社会建设升华到了民族复兴。毕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从这个层面来看，习近平时代的统一战线应是民族复兴统一战线，这是对毛邓两个时代统一战线的超越，是统一战线的新生命力所在。民族复兴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国家统一的爱国者，还应该包括拥护民族复兴的所有人群，从而形成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民族复兴同心圆。
新生命力的塑造与实现，必然需要面对新的考验与挑战。尤其是随着所有制形式、思想观念、社会阶层更加多样，新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需要正在呈现几何级数般增长。这里的“美好生活”，全然不同于毛邓时代，不再仅仅停留在吃、穿、住、行等物质层面，而是开始逐渐过渡到对于多元价值观、言论自由、政治参与度以及公民社会等层面的精神追求。对于这些诉求，中共应该将其看作是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以平常心看待，而不应沿用过往的斗争思维，简单粗暴地将呼吁言论自由者认定为寻衅滋事，给公民社会者的诉求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帽子。如此作为，既是不够自信的表现，也偏离了民族复兴的统战大方向。
在毛时代，只要“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即便被骂了，也要“养起来”，也要“接受”。在邓时代，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对于习近平而言，也应该以新时代统战的最终目的——民族复兴为主体，因时因势地推进统战工作。尤其是对于新的社会群体，比如留学人员、港澳台青年一代及专业人士，以及为数之众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统战过程中更要讲求方式方法。用习近平的说法，在与党外人士交友时，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佛跳墙”这样的功夫菜。
所谓求大同、存大异。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统战工作的一致性与多样性尤为重要。习近平对此早有判断。“一方面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引导差异。找到最大公约数，只要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这一同心圆，在毛时代决定着中共能否推翻“三座大山”，能否取得合法政权，也即完成“站起来”的历史转变；在邓时代决定着中共能否从政治泥潭中爬出，以大联合大团结实现经济发展，使得中国“富起来”；而到了习近平时代，肩负着的历史使命丝毫不逊色与毛邓，也即到本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更为长远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一使命的完成，必须尽最大可能依靠和团结一切可能依靠和团结的对象。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划桨开大船。作为“船长”的习近平，正站在历史的潮头，为中共统一战线赋予新的时代意涵。而这，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共、中国以及世界，只有放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才能看得更真切、透彻。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世界进入不确定性之际，中国带来的确定性，正在变得越来越独树一帜，越来越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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