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于“卡里斯玛”式人物引发的“个人崇拜”这一话题。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给中国造成巨大伤害，然而毛泽东还是给中国留下了一些宝贵财富。本文将探讨这些话题。
习近平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一些宝贵经验（图源：Reuters）
从十八大到十九大，关于习近平更像毛泽东还是更像邓小平的讨论就未曾停止。五年前，在习近平上台伊始，认为习近平更像年轻版的邓小平。而如今，随着习近平个人权威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十九大报告三万余字交出的“答卷”，我们认为用“毛习”来断代可能更为恰当。此前在《从毛邓习到毛习 新时代的新坐标》一文中，已经解释了个中原委。
对此，记者专访了毛泽东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萧延中。在他看来，相较于中共的铁腕政治家邓小平，习近平更像毛泽东。萧延中称：“习执政以来其话语其足迹，都公开明确地遵循着毛泽东的声音和经历。这些现象表明，习很像毛已不是什么形式的问题了，而是涉及到是实质的层面。”
有不少人认为习直接继承了毛的许多遗产。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习在哪些具体方面对毛有所继承？你怎么看？
萧延中：
我原则上同意这个判断。习对毛遗产的继承，起码在两个方面给人以突出的印象。
第一是强力“整党”，自我清理。习近平强力反腐，别说省级的一把手，副国级、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都在清理之内，真的是破了“刑不上大夫”的老规矩，其力度是空前的，以至于当时有人说，这样反腐，共产党相当于自杀，建议还是“软着陆”，通过思想教育来整党。但是习近平没有这么做，相反，走了一条带有极大冒险性和挑战性的路，即通过从外部的强力打击，“急刹车”式的阻击腐败之风。连续五年的反腐，中共党风发生很大的变化，最起码不敢公开贪污，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从习近平对于苏联解体警示作用的不断强调来看，很有风险意识，担心再不强力整党会变色，担心亡党亡国。
萧延中：
这种意识跟毛泽东晚年“返修防修”的提法，甚至修辞方面都一模一样。当年毛泽东试图通过“文革”这种极端的政治运动形式去防止中共“变色”，成为“骑在老百姓头上拉屎”的“新贵族”、“特权阶层”，他甚至预测，今后在中国“文革”会“七、八年又来一次”。
但事实证明，毛泽东 “人治+阶级斗争”的办法不仅在当时大规模地伤害无辜，后果严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办法并没有由此根绝了党内腐败，特别是当权力遇到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时，党内腐败还不是变本加厉？！恕我直言，习十八大以来的这一次党内大整肃，明显走的是法家路线，依靠人治力量，依托严刑酷法的外在高压和震慑。
在一个短时期内，这样的方式的确会迅速凑效，但从长远角度看，它绝非谋求长治久安之治世大法。就我的知识结构而言，到现在至少没能看出，除了从“人性本质”和“权力结构”这种政治学的基本道理出发，去寻求制度上的设置以外，还会有什么新的出路和新的办法。
你认为习继承毛政治遗产的第二方面是？
萧延中：
第二是强化“领袖”个人在政治中地位。
这个问题必须从两方面讨论。一方面，领袖在政治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再搞“个人崇拜”。目前这两个问题非常容易混淆在一起，必须仔细厘清。
好多年前我就有个意见，就是中国政治学教科书中很少涉及政治领袖的内容，但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过程中，又是我感觉到这个问题或议题很重要。你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开篇就是“本纪”，就是讲帝王谱系和政治精英。在政治学的角度上，中国传统非常重视政治领袖在政治系统和过程中间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一直以美国政治体制为效仿的榜样，将很多美国教科书翻译出版，这在刚刚恢复政治学学科的时候是必要的。这么多年的实践使我们懂得，美国的政治学教科书所提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问题”，由于他们有比较完整成熟的政治体系，其中行政权力虽然很大，总统这种政治权威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它改变不了整个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政治学教科书中就没有“政治领袖”专门的一章。相较而言，欧洲的政治学教科书就不一样。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政治领袖在中国政治中往往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用毛泽东的诗词说，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雍正，这些中国历史上开国帝王，都立下了大功业。近代以来，这一状况也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改变的名号，冠之以“国民”、“人民”等定语而已。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一“国情”的深究值得重视。所以，“政治领袖”一章在教科书中是不应或缺的。
我是研究毛泽东的，具体而论，当年毛泽东会成为高人一头的领袖，是因为在延安时期，中共内部有很多山头派别，有很多大家认可的有能力的人，只是在毛泽东之前，没有一个被大家公认的领袖。更早的时候，陈独秀、瞿秋白这些人都是中共的领袖，但是都没有达到毛泽东在党中间绝对权威位置。当党在发展路线上有巨大分歧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人出来拍板。毕竟在战争环境，面对有几百万强大暴力工具的一种敌人，意志如果不集中就根本没办法和别人对抗。因此毛泽东脱颖而出，尤其是国共第三次战争中间，他节节胜利，大家就更觉得这个人了不得，就形成一个权威。
习近平这次面临的情况也一样，用刚才的话说，他面临着党内严重的危机，甚至濒临灭亡 。因为当年已经到了买官卖官的地步，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政党完全丧失意识形态信仰。所以习近平在此关键节点上，动用特殊的手段，把这个腐败风气给刹住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强调毛和习的关系，应当将他们权威地位的形成放到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当时他们面临问题的那个环境下去思考，不能脱离历史环境，抽象出来。
可以看出，要实现列宁主义政党内部的变革，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人物的出现，通过这样一种强大的权威力量，来贯彻他的意图，使列宁主义政党内部发生变化。毛泽东的延安整风是把共产党的性质脱离了第三国际的支部，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性质。
习近平期望回到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性质。
我认为，观察两者的视角要摆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把若干现象孤零零地提出来，加之一些本质主义的概念去生搬硬套地概况它，比如用“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概念去套，虽然这样的批判很解气，但不仅无助于把问题说清楚，而且还会对深入分析起麻痹或阻碍的作用。
当然并不是说毛泽东一辈子做的是对的，现在我们回看历史，他其实做了很多错事。同样我也看不出哪个人做每件事都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和避免克里斯玛式的领袖本身存在的风险。按照政治学的原理，应该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是如何把它关到笼子里，谁来把它关进笼子里，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中还有许多的缺位空间。然而不能期待克里斯玛式的人物永远完美无缺，事实上在西方的理论中，只有上帝有这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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