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显德三年 (公元957年）起，赵匡胤历任殿前都指挥使、殿前都点检等职。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卒，年仅七岁的恭帝柴宗训继位。赵匡胤效法郭威，在赵光义、赵普、石守信、王审琦诸将的支持下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权柄，成为北宋创业垂统的开国皇帝。
赵匡胤篡周一事，史称「陈桥兵变「。关于此一历史事件，各种官修史书的记载如下。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周恭帝本纪》载：「（显德）七年 (公元960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进名奉贺，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寇，河东贼军自土门东下，与蕃寇合势，诏今上（指赵匡 胤）率兵北征。癸卯，发京师，是夕宿于陈桥驿。未曙，军变， 将士大噪呼万岁，擐甲将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马，拥迫 南行」。于是，周恭帝下诏禅位。
《新五代史》卷十二《周恭帝本纪》载「（显德）七年春正 月甲辰，（周恭帝）逊于位，宋兴」。
《宋史》卷一《太祖本纪》载：「（显德）七年春，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 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诸将皆载拜，肃队以入。副都指挥使韩 通谋御之，王彦升遽杀通于其第。太祖进登明德门，令甲士归营，乃退居公署。有顷，诸将拥宰相范质等至，太祖见之，呜咽流涕曰：「违负天地，今至于此！」质等未及对，列校罗彦瑰按剑 厉声谓质等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质等相顾，计无从出，乃降阶列拜，召文武百僚，至哺，班定。翰林承旨陶谷出周恭帝禅位制书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迁恭帝及符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而尊符后为周太后。」
上述史书记载虽然略有出入，然皆将赵匡胤黄袍加身，说成是因其部下持刃威胁，赵是被黄袍加身，拥迫南行的，甚至是顺天应人的正义之举。其实，「陈桥兵变」显然是赵匡胤与赵匡义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一次军事政变，《续资治通鉴》卷一的《考异}称：「据《辽史・穆宗记》，应历十年（公元960年)正月无用兵事。又，《辽史・萧思温传》云：周师陷易、瀛、莫等州，人皆震骇，往往遁入西山。是年闻周丧，燕民始安。以事势度之，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师取三关，辽人败衄之余，群情震恐，断不能甫逾月即举兵南下也。《辽史》不载此事，得其实矣）。
从这则史料可知，其实并无「北汉结契丹入寇」之事。纵然镇、定二州确有此警报，也是赵匡胤等人自导自演的产物。
在五代十国之时，天下大乱，纲维横决，将领拥兵自重，乃至篡夺政权之事屡见不鲜。「陈桥兵变」只不过是这种篡夺政权的翻版而已。实际上，对于武将拥兵自重，谋朝篡位之事，周世宗并非全无防备。当时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张氏立有军功，他掌握的殿前诸班，乃是最精锐的禁军。由于有「点检作天子」之传言，周世宗遂削去张永德之军职，改任其为宰相，以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然而在礼崩乐坏之乱世，无论何人掌握军权，都有可能谋朝篡位。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要保持忠诚实属不易。张永德靠不住，难道赵匡胤就靠得住吗？周世宗实在无法预料，即使他试图防微杜渐，采取预防措施，他死后过了半年，新换的殿前都点检还是篡周自立，建立宋朝，做了皇帝。
「陈桥兵变」发生后，后周大臣之反应各异。有的试图反抗，旋即遭到镇压。如《宋史》卷一《太祖本纪》中提到的副都指挥使韩通，得悉此事后，慌忙赶回家中，准备率众抵抗。结果，赵匡胤的部将王彦升骑马赶入其家，将韩通及其妻子一并杀害。有的大臣对此事深感悲痛。如宰相范质，退朝后知道发生了兵变，抓着另一个宰相王溥的手说：「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 几乎抓出血。虽然范质和其它大部分官僚一样，最后都向赵匡胤俯首称臣，但并非因为他们认为赵氏黄袍加身「应天顺人」，而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当时赵匡胤手握重兵，周恭帝与太后不过是孤儿寡母，根本无法平息兵变，保卫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欲保住身家性命，除了接受现实，效忠新帝，实在别无选择，他们这样做，根本不是因为赵匡胤称帝一事「应天顺人」。
其实，赵匡胤发动兵变，是蓄谋已久，精心部署的。在赵普与赵匡义的策划下，北征军回师开封。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在城内事先得到密报，早已有所准备。唯有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才感到兵变突如其来，一时束手无策，他们纵然心有不服，也只能接受现实，归顺新朝。据《宋史・杜太后传》记载，当赵匡胤的母亲杜氏听到兵变成功的消息，欣喜地说：「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由此可见兵变是经过周密部署的，而决非仓卒而成之事。
于是，赵匡胤在一夜之间由后周的臣子，变成黄袍加身的天子。赵匡胤是五代时期继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王从珂、周太祖郭威之后，由军士拥立的第四个皇帝。赵匡胤的陈桥兵变与李嗣源的邺城兵变、王从珂的凤翔兵变、 郭威的澶州兵变的性质并无不同，其夺取政权的手段简直如出一辙。如果说陈桥兵变与之前数次兵变有何不同的话，陈桥兵变的发动者的手段更为高明，计划更为周密而已。如澶州兵变一时找不到黄袍，遂代之以黄旗，而陈桥兵变则事先早就准备黄袍，故预谋之迹更为明显。至于军队的纪律，与从前截然不同。以前数次兵变，军队进入京城后，无不大肆纵火抢掠，人民深受其害。时人将此种破坏行为称为「夯市」。由此可见，即使是正史的记载也不可尽信，因为历代史官大都遵循「为尊者讳」的原则编撰史书，凡是前朝的君主均有意加以贬抑，凡是本朝的君主都要维护其形象，遂出现隐恶扬善的情况。人们总是希望史书能够反映历史真相，但写历史的人又有几个不食人间烟火，不顾安危利害秉笔直书呢？
据说赵匡胤尝言「誓不杀士大夫」。但是细考史实，他并未能完全实践自己的誓言。在《宋史，太祖本纪》里，就记载了不少杀士大夫的事例。如干德四年（966)五月甲戌，「光禄少卿郭圮坐赃弃市」。八月庚戌，「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会赦，流沙门岛，逢恩不还」。郭圮为光禄少卿，职掌皇室的酒宴膳事，显系文官，但却因贪污而被斩首示众。 其它三人也是担任文职，冯瓒还屡受赵匡胤表彰。惟因赵普嫉恨，本来也要处死，后来虽被赦免死罪，但三人仍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沙门岛，即使皇帝推恩时也不能还，其实质与判处死刑无甚区别。因此，宋太祖虽然优礼文士，但却并非完全不杀士大夫。在皇权专制的时代，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是尊卑分明，皇帝需要士大夫协助其治理天下，士大夫需要迎合皇帝获得功名利禄。皇帝对士大夫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需要利用其才智时，皇帝可以对士大夫优礼有加，一旦皇帝认为该士大夫拂逆圣意，或功高震主，或出于维护政权利益的需要，皇帝可以随时将其弃如敝屣，甚至将其诛杀。因此，人们之间乃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双方属主从关系，并无平等可言，皇帝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随时牺牲文士的性命，宋太祖为了笼络赵普而牺牲上述三位文臣就是典型的例子。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