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28日前后，当中国各界仍在因“低端人口”之类的话题争论不已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越南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论。只不过和北京的情况不同，越南的警察、教师等公职人员正在争相辞职，前往大城市务工并争做货运卡车司机之类的低端产业人群。
中国模式造成的阵痛，正出现在APEC峰会后的越南身上（图源：VCG）
就当前局面来说，亚太经合组织（APEC）岘港峰会后的越南正在加速其城乡一体化进程，河内当局已经在11月上旬宣布修改户籍制度并全部数字化。这种局面固然有助于人口流动，更有助越共当局加速其刚刚通过的加速开发胡志明市等大城市的决策的实施。但大量涌入“低端人口”，基层公务员出现空缺而大城市环境恶化的现状终究还是令河内难以接受的。
越南的下海大潮
作为“中国模式”的好学生，越南舆论也呈现出一种“南方敢言”的状态。譬如报社位于胡志明市的越南《青年报》（Thanh Nien）就是其中代表。该报受越共及越南“胡志明青年团”管理。其影响力不亚于正统官媒。
也就在11月的最后几天里，该报披露出的一系列新闻让外界重新认识到了这个APEC峰会后看似冉冉升起的东南亚新星的不堪现状：一名来自中部革命老区乂安省的公安局长竟甘愿辞职，前往胡志明市去做一名大货车司机以填补家用。
对不熟悉越南生态的外界人士来说，这种公务员甘心成为大城市“低端人口”的情况有些令人瞠目结舌。但对了解当地现状后，这种局面就完全可以理解。
资料显示，这一新闻的主人公长期以来收入低微。虽身为局长，月薪就仅有300万越南盾（约合132美元）。加之此人所在的乂安地区是越共中央长期瞩目的革命老区，导致并无油水可捞。他辞去公职，前往胡志明市开大货车后就可以拿到1,500万越南盾（约合660美元）的工资。在经济利益刺激之下，此人辞去公职下海就显得合情合理。
目前，越南中部、南部偏远地区正普遍出现基层公务人员流失现象。《青年报》曾长期追踪部分案例，发现很多辞职的教师、警察等公职人员大都因为薪资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纷纷背井离乡前往大城市，投身运输、服务业等“低端人口”。
中国模式的阵痛
越南当局很欢迎人口向城市集中，为此不惜改革户籍制度，以数字化户籍替代城乡户口，进而改变乡镇户口进城后的“二等公民”状态。此外，越南刚刚结束的第十四届国会第四次会议还确定了要在中央领导下深入建设胡志明市的方案。
但问题在于，容纳了1,200万人口的胡志明市和760万人口的河内未必能留有足够的空间来接纳全越南源源不断的“低端人口”。就在2017年下半年，胡志明市只新增了13.9万个工作岗位，即便是在用工旺季12月，也只增加了2.3万个岗位，其中的40%还是销售、服务类。鉴于基层公务人员的流失已经造成了地方秩序的失衡。相关当局开始感觉局势并不乐观。
很快，在2017年APEC峰会前后，河内、胡志明市等地就抢劫、火并频发。美国驻胡志明市领馆的外交官曾在9月被劫，意大利大使也在河内市中心被扒窃。就在11月下旬，胡志明市甚至还发生枪战。此外，胡志明市基层组织的协警又因为工资过低，导致其不得不接受精神病人等不合格人员加入。在一名曾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协警在11月26日突然刺死路边幼儿后，越南各界终于对大城市的乱象感到震惊了。
相比之下，越南地方省份也呈现一片混乱。也就在11月下旬，越南多家媒体已经反映红河三角洲下游有“黑社会”性质企业涉及土地强买强卖。边境省份的“假警察”诈骗也相当猖獗。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追随中国模式的越南可能也在面对中国90年代城市化加速，公务员大批下海，城市环境恶化的困境。至于越南如何从能这种阵痛中摆脱出来，这一点恐怕需要越南自己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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