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查良铺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
1967年，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香港也受到影响。发生于1967年夏天的暴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的产物。查良镛在这次暴动中，面临危难，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考验。
香港“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它起源于当时一连串的劳资纠纷，包括渣华邮船公司、南丰纱厂、四间的士公司、香港人造花厂、红?青洲水泥厂等。在这些劳资纠纷中，最初都是工人自发采取行动，后来“左派”工会介入其事，行动变得非常激烈。特别是新蒲岗人造花厂的纠纷，最后发展至街头静坐、张贴大字报，以及每日川流不息的各业工人慰问等行动。香港政府为此采取了强硬的镇压行动，出动大批警察，用武力驱散工人，并逮捕了部分工人。
港府这一激烈的镇压行动，更加引起了“左派”人士的不满。“左派”人士因而组织“斗委会”，统一领导这场运动，与港英政府对抗。他们每天都排队到港督府抗议、张贴大字报。到了5月22日，警察采取了另外一次更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在中环花园道以暴力对付示威人士，酿成流血事件。
之后，港府和“左派”势力展开了长期的对抗，“左派”“斗委会”组织工人大罢工，全港交通一度陷于瘫痪；最后，双方的冲突发展到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满地真假炸弹。有一次，警方出动1000多名警察，动用直升飞机，携带现代化武器，进攻北角的华丰国货公司。
香港社会出现了空前的混战，经济陷于低潮，人心惶惶，市民和资金大量外流，香港岌岌可危。
对于这场暴动，查良镛和“左派”一开始就站在对立面上。他反对“左派”势力采取过激的行动，支持港府严厉镇压“暴动”。
在6月6日社评《本港‘左派’拥刘少奇》中，《明报》把矛头直接指向“左派”：“关于香港的5月事件，现在已可看得很清楚，那完全是本地“左派”人士所主动进行的，并非北京有命令来叫他们采取行动。”
那为什么“左派”要采取这样过激的行动呢？社评列举一些实例分析说，这是因为“左派”近年来有一连串拥护、支持“刘邓陶”的行为，而当时北京正大举清算“ 刘邓陶”，“白纸黑字，对‘刘邓陶’的拥护早已发表出来了，如何能够抹去？惟一的办法，只有将功赎罪，即刻立一件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大功。那是迫不及待，只争朝夕的急事，如果迟了一刻，大功未竟而十二金牌已到，那如何得了？”
《明报》这篇社评的最后说：
“对于香港‘左派’报纸同业的拥护刘少奇，基本上我们是表示同情的，从这一点上攻击他们，是不公平的。……我们只希望他们自己扪心自问：‘为了少数人自私自利的打算，因而危及香港400万人的和平自由生活，妨碍到中共对香港的基本国策，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的威望，是否应该？’”
查良镛对“暴动”的态度，使他与“左派”的对立更加尖锐起来，“左派”痛骂查良镛为“豺狼镛”、“汉奸”、“走狗”。
由于《明报》支持港府、反对“左派”，6月5日，在澳门当权的“左派”势力宣布不准《明报》和《明报月刊》进入澳门，至此，已有十份香港报章被禁行销澳门。
6月9日的《明报》社评《本报被禁行销澳门》，表明了《明报》不畏强权，决定与“左派”斗争到底的决心：
“你们禁止明报销入澳门，我们在经济上当然受到损失，但你们想压迫我们投降屈服，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你们在香港不能取得胜利，明报当然继续出版，跟你们斗争到底。”
查良镛很清楚，与“左派”对抗，后果难以想象，因为当时“左派”已经对一些支持港府、反对“左派”的报社采取过激的袭击行动。对抗“左派”，使《明报》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明报》当时在北角英皇道561号。形势危急，为防意外，查良镛指示员工把《明报》所在的标记都拆了下来。此外，编辑部大门装上了铁闸，字房工人把铸字用的铅熔成铅液，以备暴徒来犯时防卫。
有一天，几百名“左派”分子浩浩荡荡地冲到英皇大道之561号大厦，要砸《明报》。他们找了近半个小时还是找不到《明报》编辑部，后来找到时，《明报》编辑部已拉上大闸，而警方也在此时赶到。《明报》得以免遭砸烧之灾。
“左派”分子烧不到《明报》报馆，他们当然不会罢休。他们买通了印刷《明报》的建明印刷公司机房的一名员工，于6月23日凌晨，以“偷偷摸摸”的手法，撬换《明报》版面，并印行发售。
结果，23日的《明报》一出版，全城哗然。原来，在《明报》第四版上，刊有一篇署名为“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的声明，题目是“敬告同业，行动起来”。声明说，《明报》机房工人已成立“斗委会”，呼吁同业“行动起来”，不可承印《明报》，等等。
这段文字的排印和字体十分粗糙，完全不同于《明报》的其他字体，明眼人一看就发现这乃临时偷梁换柱而造成的。
一连几天，数以千计的读者给《明报》来电、来信，除了个别不明真相者对《明报》提出批评和指责外，绝大多数读者都对《明报》表示支持和同情。
“六二三”事件发生后，建明印刷公司机房中即没有工人上班，一时间给《明报》的印刷出版造成困难。《明报》不得不采取权宜措施，暂时减少版面，只出一大张。几天之后，在其他一些印刷同业的支持下，《明报》克服了困难，恢复了原来的报纸张数，运作恢复正常。
对于“左派”分子“偷梁换柱”的手段，《明报》发表一系列文章，对此严辞痛斥：
“……事实上，明报系统的工作单位，根本没有什么‘斗委会’的存在，我们对于维护广大市民安全的措施，基本上表示赞同，对于‘左倾’盲动主义表示厌恶。”
“……利用祖国人民的血汗钱来收买一小撮‘牛鬼蛇神’，实现破坏《明报》的本于‘自由、理性、和平”的崇高立场，一小撮不是左派的‘假左派’，他们所耍弄的这种见不得光的大阴谋，又说明了什么？一句话，他们对明报‘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六二三明报事件”，只有让人更加清楚一小撮“左翼”教条主义捣乱分于，是如何的卑鄙无耻，如何的见不得人。他们把‘爱国’这一名词窃为己有，成了他们的‘专利品’；凡拥护他们的，就叫做‘爱国’，反对他们的，就叫做‘卖国’，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而另一方面，“左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局、用定时炸弹爆炸大埔乡事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香港几乎变成一个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而《明报》及其员工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左派 ”分子袭击的重点目标，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时，查良镛已离开香港，远在瑞士。对于查良镛远赴瑞士避风头，当时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原是到瑞士开国际性的新闻会议的，后来听说“左派”要对他下毒手，于是延迟回港，滞留瑞士；另外一种说法是，在“左派”放出风声要置他于死地后，查良镛于是带着一家大小离港到瑞士暂避。又有一种说法是，他和总编辑潘粤生在新加坡办《新明日报》。
无论哪种说法也好，查良镛滞留海外，都是因为被“左派”威胁所致。
那段时间，查良镛每晚都打长途电话回报馆询问情况，叮嘱大家出出入入要小心；另外，据说，查良镛还写信给当时的《明报》总编辑梁小中，要他与当时任采访主任的龙国云主持大局，如形势恶劣，他们两人可以自行先把《明报》暂时结束。
8月24日，在电台里报道“暴动”事实、抨击“左派”的香港商业电台著名播音员林彬，惨遭“左派”分子行凶暗害，被淋电油，活活被烧死。此事惊动一时。
林彬被烧死后，当时有一种气氛，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查良镛。但他仍然不畏“左派”的威胁，还要求《明报》对林彬不幸逝世表示敬悼。《明报》一连刊出《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敬悼林彬这位“大丈夫”，痛斥“左派”分子的暴行，并表明对“左派”分子决不退缩、决不妥协、斗争到底的决心。
最后，中国政府表态，认为香港应该保持现状，这次“暴动”，才逐渐平息。在这一次“暴动”中，有 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
从那以后，到70年代，查良镛一直为香港警方暗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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